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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杜润生:以阴柔致天下

更新时间:2018-12-20 08:37:22
作者: 谢志浩 (进入专栏)  
地主开门也不是,不开门也不是。不开门,真有可能把大门挤开;开门吧,哪有那多么粮食呀!这就叫吃大户。地主应对吃大户,须有高度的生存智慧。地主对下人必须厚道,这样,下人才有可能忠心耿耿。善使长工恶使牛,当得穷,六月里骂长工。

  

   二

  

   新中国绝不仅仅是“改朝换代”,而是“改天换地”。新中国的社会控制呢,一度特别严,“产业军”和“劳动营”变成现实。三十年时间,农民不仅生活上捉襟见肘,而且与土地的天然感情,为人民公社所割裂了。滴水不漏的社会控制,农民想反也不可能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实行“不反之反”,也就是“反行为”。

  

   除了房子,几乎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了。也就不难理解,低指标瓜菜代,老头老婆儿死得快,农民付出非正常死亡的巨大代价。1959年,1960年,1961年,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少说有一千七百万,听到一种说法,非正常死亡三百万,三百万也绝不是一个小数字。

  

   农民那么难,总有人挺身而出,力所能及帮衬农民。一九六零年,在山西洪洞县,这人为的自然灾害也和全国一样,但浮夸风、假大空更为严重。因此这地方饿死的人比其他地方都多。就那些营养失调、全身浮肿、奄奄一息、半死不活的患者,县医院都装不下了。患者都是一样的病,其实全是饿的,但是在那假话满天飞真话下地狱的年头,谁都不敢实话实说。谁要敢说是饿的,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十八字挨饿方针,谁就是现行反革命。明知如此,省委还是要作作官样文章,派人去检查了解,看究竟为什么流行这种传染病。这桩差事就派到了平素目空一切、又不会讨好领导的林鹏头上。老林心如明镜,知道这是省委给他出的难题,他敢实话实说吗?他也不敢说!不过老林就是老林,应对之计早已成竹在胸。到洪洞县两天后,林鹏就给省委写了报告,说这是一种阶段性的流行传染病,并且说他家有早年的祖传秘方,可以救治。省委见了报告自然高兴。就授权林鹏负责治疗。洪洞县委也要求老林开出药方,早日治愈病人,免去一方之灾。

  

   老林对此也十分认真,斟而酌之地开出了药方:药名:扶正驱邪解困养胃丸。药料:红枣、板栗、核桃仁、人参果(花生)、桂花、香米、糯米、大黄米、大麦米、兰花豆各若干。以上药料,蒸熟烘干成粉,再加入红糖、蜂蜜若干,合成鸡卵大小药丸,温开水送服,每次一丸,每日三次。

  

   林鹏本人每日也来三丸。药厂这些制造者们,人人心照不宣,一切都由公家报销,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你吃!他吃!大家都吃,吃了都说这是好药!这一场药丸工程果然见效。一个月过后,患者都恢复了健康!老林也受到山西省委的表扬嘉奖,真是皆大欢喜。(王晓雯sxpd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c0a71d210102x219.html)官员也有反行为,林鹏发明“扶正驱邪解困养胃丸”,也是“反行为”的一种。

  

   山西有一位县委书记,低指标瓜菜带,把国库里边的粮食分了,开仓放粮。当时这是大罪,破坏了毛主席的既定国策,坐了多年监牢。但是,这位干部,名望甚高,孩子也没怎么受影响。老百姓知道这是为民请命,解救了很多人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1978年从监狱里边出来,大家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为民请命,并不是没有,但,撼动不了既定的国策。

  

   1962年,一度收归集体的“自留地”才又重新回到农民手中,自留地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杯水车薪,毕竟,聊胜于无。中国农民的要求也简单,不过,简单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理想,到了新中国,实现起来更加艰难。主事者担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劳动营”和“产业军”,风流云散,溃不成军。因此,只能巩固,决不后退。

  

   人民公社时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口大钟,队长准时敲钟,派活之后,然后出工。那时候,看菜园几乎可以说是最好的活了,瓜果梨桃,茄子,西红柿,黄瓜,喜欢吃什么就摘什么,既简单,又受益。人民公社时期,会计、出纳、保管员,属于既得利益群体。饲养员的生活也挺美。生产队的牛要生小牛了,队长让保管员给饲养员二十斤棒子,晚上,饲养员就把棒子背回家了。

  

   高王凌先生说:旧社会,农民不仅对付地主,还要对付官府。对付地主有生存智慧,对付官府有反抗。人民公社时期,社会高压控制,不能进行直接的反抗,只好来一个“不反之反”。从菜地“顺”回来——茄子,西红柿,黄瓜。看菜园的往家顺,不是看菜园的,依然如此呀!凭什么只许看菜园的往回顺呀!

  

   农民对付官府,这有反行为,官府没有赢,虽然认怂了,农民不认输,通过“反行为”,找补回来。高王凌先生写了一本《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梳理农民和官府之间的博弈。中国农民是怎样面对横逆的?毛主席为什么老想着教育农民?觉悟不高呗!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从地里出来,从来不闲着,总要顺点什么,鼓捣花生,就顺点花生;摘棉花就顺点棉花。主事者想不通:为什么农民老爱从地里顺东西?可以想见,农民受亏待,日子有多难。七大姑八大姨,没人当队长,没人当会计,没人当出纳,没人当保管员,怎么办?农民也得活呀!农民依靠“反行为”,才活下来。

  

   我的眼里常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中国农民热爱土地,特别热爱土地。按理说,打土豪,分田地,土地又到农民手中了。但是,这仅仅是一种“中间物”,很快就开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民和土地的感情被割断。大家想一想?新中国六亿口子人,一两千万农民非正常死亡,多可怕的事情!五十多年前不到六十年发生的事。

  

   中国农民的这种境遇,若是在古代早有若干次揭竿而起了,官逼民反。新中国,那么多人大规模非正常死亡,但是,没有造反,没有起义,也没有上井冈山,拿起粪叉子,没有选择与政府直接对抗。

  

   低指标瓜菜代,城市不可能饿死人,饿死也是饿死来自农村的人。城市吃商品粮,每个月有最低保障。毛泽东时代为什么只发展工业化而不发展城市化?毛主席是那么想的,发展城市就要有更多的人吃商品粮。吃商品粮的人多了,那么,种粮食的人少了,“劳动营”和“产业军”,农业生产大兵团作战的“优势”,就有可能丧失殆尽。

  

   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票证”,民生日用,衣食住行,所有的东西都要“票”,有“票”走遍天下,没“票”寸步难行。1988年,环宇电视,只有钱,没有“票”,绝对买不到,怎么回事?短缺呗!

  

   中国解决了“肚子”的问题,这是个大进步。搞土地革命,依靠农民,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成功以后,还需要农民做出奉献和牺牲。主事者有一个心思,觉得农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怎么着也没事。为了获得工业化的启动资金,搞了一个工农业产品剪刀差。

  

   为什么这样呀?就在于要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又不能像英国那样拥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作为原料供给地和产品倾销地。怎么办?只能“亏空”农民。这是农民在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革命时期,把儿子送到队伍,建设时期,把粮食献给国家。

  

   什么叫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呀?农产品再稀缺,价格也上不去。按说,物以稀为贵,东西缺了,自然应该贵,“十一”假日,北国超市,西红柿五块六毛三一斤,黄瓜也是五块多钱一斤,西红柿和黄瓜各自买一斤,十块钱没了。为什么呀?不是寿光发水灾了吗!

  

   农产品贱,工业品贵,时间一长,生产农产品的农民也就“贱”了。坐火车发生事故,老外按照一个价格赔偿,剩下的中国人,也不是一个价格,北京、上海直辖市的人,赔偿的价格要高于其他地方,城市高于农村,同命不同价。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可以流动了,但,并不是自由迁徙。农村人到了城市,就因为是农村人,需要办理暂住证。不平等。主事者早就实行一国两制,农民是二等公民。

  

   一种既定的国策有其延续性,可以超期服役。既定国策改变过来,谈何容易!特别是中国,中国是一艘大船,船小好调头,船大好冲浪。船大不好掉头,船小好掉头。中国是艘大船,不好掉头,政策要掉头,必须有强人。

  

   中国四十年的社会进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建立在农民获得实惠的基础之上,虽然,农民获得的实惠还远远不够。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获得了实惠,农民有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分了土地。高王凌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的理想在新中国得以实现。中国古代史听说过“井田制”,也不明白到底什么是“井田制”。中间有口井,井口周围,田地井井有条。井田制的理想,竟然在新中国实现了。

  

   农民变成市民,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当兵,第二,考学,第三,招工。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一度把大学取消了。高王凌先生这样的第五代学人之所以称为“知青学者”,大多有插队的经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农兵大学生,这都是1972年以后,毛主席有点后悔,大学取消了也不大好,理工科大学最好还要恢复。这时上大学的,叫做工农兵大学生。

  

   邓小平复出之后主动提出负责教育,1977年8月6日,邓小平召开会议讨论恢复高考事宜。座谈会前夕,1977年全国招生会议已经结束,延续工农兵学员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查全性教授与武汉大学出身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推动恢复高考方面达成默契,因此,会上查全性教授慷慨陈词: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邓小平听到查全性教授的一番真知灼见,为之动容,当场拍板,恢复高考,1984年,新中国三十五周年游行,北大学生打出条幅——小平您好。

  

   三

  

   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街巷有不少王府。杜润生老爷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办公的院子——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当时住着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乃前清铁帽子王——礼王的府邸。“九号院”既是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生活区,同时,也是国家农业委员会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办公区。

  

中国很多机构双重设置,党里边有一套系统,行政也有一套系统。现在领导农业的行政机关叫农业农村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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