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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强: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贡献和局限

——基于历时性的分析

更新时间:2018-12-20 01:02:24
作者: 董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讲:“比方在古代,所有民族原是许多不同部落由于物质关系和利益,例如对他族之敌视等等而结成的,由于生产力的缺乏。每个人必然不是做奴隶,便是拥有奴隶,等等,因此,属于某一民族,乃是人人‘最自然的利益’。”(21)明确告诉我们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来,其决定因素是“物质关系和利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进一步强调:“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22)部落联盟只是民族形成的第一步,二者并不能完全等同。部落联盟是民族形成的基础,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由部落联盟的两重性决定的,除了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之外,部落联盟还具有政治组织的功能。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分不开的。民族自形成以来,其本质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紧密相关,并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同类型的民族,而非只有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种类型。斯大林指出:“资产阶级民族的消灭并不就是所有民族的消灭,而仅仅是资产阶级民族的消灭,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废墟上,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产生和发展起来。”(23)在当时的情势下,对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特征作一对比是无可厚非的,但仅仅从当时所处的时代进行“共时”性研究,进而忽略了“历时”性研究,把民族过程的历史割裂开来,这不仅不能解释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状况,也不符合近代殖民地国家的情况。

  

   三、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的贡献及局限性

  

   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论述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做出的贡献在于,既从历史观的视角强调了民族问题的解决与历史条件的联系这个大前提,又指出各民族需依据自身所处的条件来选择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但在民族问题上忽视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性和顽固性,并片面夸大了民族问题成果的绝对化,仅仅只是把一个或两个历史阶段的民族问题的任务当作整个的民族问题,必然不能从“历时”性正确认识并科学对待民族问题的范畴问题、时代性问题,看不到民族问题内容与形式的复杂性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一)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与理论贡献

   无论是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时期,乃至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理解和剖析,都不仅仅是对列宁相关论述的盲从或简单解释,都有其独到之处。在当时俄国革命运动形势下,作为一个非俄罗斯籍的革命家,斯大林1901年发表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处女作《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的任务》,是斯大林的第一篇理论著作。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斯大林首次涉及了俄国民族问题。191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是斯大林1912年底到1913年初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所写。华辛芝引用列宁的赞誉来评价这篇文章的地位,“列宁曾经称赞它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中阐述俄国党的民族纲领原则的首屈一指的文章”。(24)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理论论述的贡献在于:

   一是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内容和实质的论述。斯大林认为,“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存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总的来说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25)“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是同摆脱资本政权问题分不开的”,(26)“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27)“民族问题并不是始终有着同样的性质,民族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是依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而变更的。”(28)

   二是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与革命总问题的论述。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民族问题与革命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理论,源出于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有密切的关系的原理”。(29)斯大林在列宁主义民族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他主要是从民族问题的解决同摆脱资本政权问题是分不开来展开论述。他指出:“帝国主义战争表明,近几年来的革命实践也再次证实——(一)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是同摆脱资本政权问题分不开的;(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奴役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就不能生存;(三)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推翻资本政权就不能获得解放;(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无产阶级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只有在无产阶级善于把自己的革命斗争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政权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认为有保证。”(30)通过这段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要想解决民族问题,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必须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只有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结合,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除此之外,别无良方。同样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也只有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紧密结合才能取得胜利并得以巩固。

   三是斯大林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和方式的论述。民族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复杂性,要求任何政党和国家都要高度重视,妥善应对。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31)“只有把后进的民族纳入高度文化的总轨道才能解决高加索的民族问题。只有这种解决方法才是社会民主党所能采纳的进步的解决方法”;(32)“民族问题的解决应当是切合实际的,同样应当是根本的和彻底的”。(33)国家政权是最直接和最有力的社会组织,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性质成为民族问题的重要根源,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才能完成。因此,斯大林指出:“很明显,唯一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34)“各民族在经济上的联合过程和这种联合的帝国主义方式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找到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35)“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制度中找到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发现了根据民族权利平等和自愿的原则组织稳固的多民族国家的道路”。(36)

   民族问题固有的客观性和特性,要求执政者必须高度重视并寻求解决的破解良方。社会主义国家能否解决民族问题,这取决于对民族问题的认识的正确性,取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和途径的可行性,取决于对本国民族实际认识的科学性。因此,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某个民族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条件便是解决该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和它的未来宪法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形式这种问题的唯一关键。同时,很可能每个民族解决问题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在民族问题上。”(37)在这里,斯大林一是从历史观的视角强调了民族问题的解决与历史条件的联系这个大前提,二是指出各民族需依据自身所处的条件来选择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局限性

   斯大林提出了民族问题发展三个时期的理论,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民族问题的内容和实质:“这样的时期有三个。第一个时期是西方封建主义消灭和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民族压迫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方式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西方帝国主义出现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苏维埃时期,是资本主义消灭和民族压迫消除的时期……”(38)斯大林还阐发了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理论等。前文已经论及这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总体上分析,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列宁逝世后他在苏联在民族问题实践上的失误,与其自身在民族问题上认识的局限性有着极大关联。

   第一,片面夸大了解决民族问题成果的绝对化,否认民族问题的长期存在。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相关论述,揭示了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才能实现,他指出:“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39)还指出“民族问题是革命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在革命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民族问题具有和该历史时期的革命性质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任务”。(40)正如他指出的,“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制度中找到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但是找到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还不能说是完全地彻底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还不能说这一解决已经完全具体而实际地实现了”,(41)强调即便是找到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也并不意味着就等于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斯大林在民族问题的内容和实质上并没有做出高度概括,只是局限于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只是从历史上所经过的民族问题的三个时期进行论述,并没有完全遵循民族发展的全过程来分析。实际上仅仅只是把一个或两个历史阶段的民族问题的任务当作整个的民族问题。

   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解决更多地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论述。诸如“很明显,唯一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42)“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找到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43)而在实践中,斯大林片面夸大解决民族问题的成果,想当然地认为当时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然解决,否认民族问题的存在和长期性,导致漠视非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忽视各共和国和自治区的发展实际,进而引发更大的民族问题,酿成民族矛盾的尖锐化,成为之后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多因素之一。具体来讲,就是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附属国和殖民地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各民族劳动群众兄弟般的关系后,即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但这仅仅是具备了真正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民族问题属于社会范畴,且不是一成不变的。再者,根据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在阶级、国家和民族消亡之前,只要存在不同的民族,就必然存在民族问题,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性质的政权组织下,其表现形式和实质不一样罢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只是完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阶段性任务,帝国主义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诸多障碍还有待于清除,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发展差距还有待于进一步缩小,后进民族还有待于帮助以便享受先进成果。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并科学对待民族问题的范畴问题、时代性问题,看不到民族问题内容和形式的复杂性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长期性,陷入绝对化盲目夸大的泥淖就是在所难免的。

第二,在民族问题上,忽视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性和顽固性。沙文主义是资产阶级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泛指极端民族主义和好战的情绪,是把本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在苏联主要是指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苏联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俄罗斯人身上,还存在与“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身上。列宁对此是深恶痛绝的,列宁曾指出:“一切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不论是政府对芬兰、波兰、乌克兰、犹太和一切非大俄罗斯民族进行镇压和摧残的粗暴野蛮的民族主义,还是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用来替俄国的大国使命和俄国同其他大国达成的掠夺他国土地的协议辩解的精心伪装的民族主义,都要受到社会民主党党团无情的反对。”(44)特别是斯大林提出的建国方案,是各民族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不是同俄罗斯一样以平等的一员加入苏维埃联盟,这实质上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种表现。正是因为列宁的反对和坚持,斯大林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错误,建立了各盟员共和国都是平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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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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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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