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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布赞:后西方世界秩序下的核武器与核威慑

更新时间:2018-12-20 00:49:27
作者: 巴里·布赞  

   内容提要:全球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变化时期。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秩序在如下几个方面面临包围:霸权分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加重、全球共同面临恐怖主义、大规模移民以及环境变化等带来的各种威胁。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事件表明,作为世界秩序核心的英语世界,已失去其主导力量。目前的发展格局将朝着多元化的后西方世界秩序发展。在此秩序下,没有超级大国,只有大国,并且这些大国大多比较自我封闭,因此,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争夺全球霸权的现象。文化差异将比意识形态差异更为重要。文章首先将这一秩序的轮廓做一大致勾勒,然后探讨这一秩序对未来几十年核武器与核威慑所要扮演的角色来说将意味着什么。最为关注的着眼点是,全球格局从全球层面向区域层面的转变以及复杂的核扩散与核威慑态势。

   关 键 词:核威慑  核威慑扩散  全球国际社会  核扩散  命运共同体

  

   本文旨在对我们正在步入后西方世界秩序这一说法进行认真思考。本文的目的有二:第一,对这一新兴后西方世界秩序(the emerging post-Western world order)的一些主要特征加以简要描述。第二,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在此新兴后西方秩序中核武器可能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论文第一部分的立论基础来自于我们的一个后西方世界秩序考察的在研项目。①论文第二部分是对此前我的两篇文章②所阐述的关于核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这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梳理人们在国际安全研究发展过程中关于核武器与核威慑问题的种种思考。人们对核武器与核威慑的大部分概念和担忧至今仍然很有意义,本文旨在思考在我们逐步迈向一个更加去中心化、区域化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核武器与核威慑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种思考必然带有很大的猜测成分。后西方世界秩序将表现为何种形式?关于这个问题,我这里所表达的看法,有些人可能不会赞同。在那些不同意我看法的人看来,我对核武器与核威慑未来发展的猜测只不过是对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性的抽象假设。这种猜测或许缺乏科学的严谨性,不过,本文对关键问题均有概述,并对探讨问题的依据做了系统阐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大概可以弥补上述不足吧。我们面临的未来在许多方面是未知的,但对这个假设进行详细构想无疑是探索未来多种可能性的一种方式。下文首先将对后西方世界秩序可能表现为何种结构进行推测。在此之后,本文将依据这一假设,探讨思考核武器与核威慑问题的七大关键问题:核技术、核现状、核扩散、核威慑思维、核军备控制、核战争和核禁忌。本文在由此得出结论的同时,考察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何种后果,同时将核武器问题置于更为广阔的整个人类生存危机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本文推测,未来二三十年内在国际关系这张大牌局中,不会出现改变整个牌局的怪牌,也就是说,不会有突发性的形势巨变,不会有大规模核战争,不会有全球性瘟疫,也不会有全球经济或基础设施诸如此类的大规模崩溃。③

  

一 后西方世界秩序


   其实早在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的剧变之前,国际上就普遍认为,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秩序多个方面面临包围,全球国际社会(GIS)处于一个重要的过渡甚至危机时期。④我这里所谓的“西方世界秩序”,指的是从1820年前后到2008年这段时期,主要西方国家中的相对数量较少的一部分国家不仅在财富与权力方面,而且在现代性思想与意识形态方面都主导着世界。尽管在此期间,核心大国之间曾就现代性会以何种政治和经济形式(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继续发展这一问题发生过三次世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⑤,但西方秩序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现代西方核心国家中的主导国家是英国和美国,或者说得更宽泛一点的话,是英语世界(Anglosphere)。

   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崛起,在物质财富和思想形态上,都在逐步侵蚀着西方的相对主导地位。这是一个深刻的、持续发展的过程,它重新定义着权力、财富与权威在全球国际社会的分配。这一过程于19世纪晚期始于日本的崛起,它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团体成功地适应了现代性变革。去殖民化进程破坏了西方殖民秩序中的政治秩序,而西方秩序中更为稳固的经济文化的核心–边缘结构则随着其他国家的崛起正在逐步瓦解。同时,作为冷战的最大赢家,全球资本主义似乎正在陷入巨大危机:不平等严重损害其政治合法性,自动化和全球化通过大规模就业破坏其财富分配模式。从更为宏大的视野看,地球日益拥挤,人类不仅越来越相互依存,而且面临着种种不断加剧的命运共同体问题——气候变化、全球性疾病、恐怖主义、网络威胁、全球经济和生物圈的种种不稳定现象等。全球国际社会过去曾长期遭受大国战争的威胁,但是现在,这种威胁不再如此严重;与此同时,其经济秩序也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愈加根深蒂固。然而,尽管如此,全球国际社会显得很不稳定。英国脱欧、特朗普入主白宫,使得英语世界失去了其在全球国际社会核心中长期扮演的领导角色。全球正在经历着一个向后西方全球国际社会的重大过渡。有趣的是,在二十多年前,一些美国评论家曾表达过这样的预见性观点:美国如果失去超级大国的地位,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缺乏公民对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支持,而不是来自任何外部挑战者的崛起。⑥现在这似乎真的发生了。“后西方”似乎是最好的一种说法,当然这倒并不是说西方会像罗马一样完全消失,而是说它会成为众多财富中心、权力中心、文化中心中的一个。⑦

   关于后西方世界秩序,我有六大假设。这些假设的来源和论据均可在上文所述的著作中找到,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加论证直陈己见了。

   第一,尽管存在当前这些问题,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将依然是全球的基本经济结构,因为没有一个明显可以替代它的结构能够创造出如此规模的财富及权力,支持其政治合法性。这意味着,世界贸易与全球金融尽管可能会遭受比2016年之前更多的限制,但依然会是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

   第二,权力及合法性的分配将继续变得更加分散。就国家而言,将不会再有超级大国(视世界为其辖区的大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多个大国(其影响力超越一个地区)和区域性大国(其影响力主要集中于本土地域)所主导的国家集团。⑧因此,世界秩序依然(从经济角度讲)是全球秩序,但从政治角度讲,比如就其权力、文化、权威而言,则会去中心化。由于不会有任何国家争夺全球国际社会的主导权,因此也就不会产生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多极性”。这种结构我们似乎可以用这样的术语来称呼它:“多边主义”(plurilateralism)⑨、“异极性”(heteropolarity)⑩、“无人世界”(no one's world)(11)、“多节式”(multinodal)(12)、“多元式”(multiplex)(13)、“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decentred globalism)(14)和“多秩序世界”(multi-order world)(15)。我会将其称为“深层或嵌入式多元主义”(deep or embedded pluralism)。我们有理由预期,这一秩序在形式上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而且一些大国之间在其影响势力范围内存在争夺主导权的竞争。权力的分散还会出现在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但分散的形式十分复杂。一些非国家行为体不仅会通过提升自身的力量来挑战自己的国家或者其他国家乃至其他非国家行为体,更或与其结盟。

   第三,未来几十年后即将主导全球国际社会的大国将会是那些内向得有点“自闭”的国家。(16)有时候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自我封闭式的,它们与其自身的社会环境脱离联系,而且在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的时候完全无视他国对自己会有何种看法、做出何种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会不断出现刺激–过度反应–刺激–过度反应的恶性循环,于是各国之间建立信任变得非常困难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可能。大家看到的都仅仅是自身的利益、关切和“正义”,而完全无视他国的利益、关切和“正义”。这种刺激行动–过度反应的恶性循环现象已经在美中关系、俄欧关系、美俄关系以及中日关系中出现。

   第四,人类越来越受到共同命运的打击,这些共同命运,有些出于自然,有些出于人为。这些危及人类生存的威胁包括:目前颇具规模的核扩散问题、核战争问题威胁着地球,使其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全球恐怖主义和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导致社会和政治混乱;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通过自然进化或是人工合成出现的新型全球性疾病,宇宙灾难导致的对地球的威胁;大规模移民,网络空间(网络空间内部或网络空间自身)崩溃,人工智能崛起并与人类形成竞争。(17)与更为传统的国家与团体之间的相互威胁相比,这些来自共同命运的威胁将越来越主导我们的安全议事日程。当这种“共同安全”(即与其他国家共通的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的时候,其重要性就可能超越“国家安全”(即与其他国家对立的安全)问题而要求我们对其加以关注。(18)

   第五,就其结构而言,国家集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而且尽管出现过一些断层,但有明显迹象表明,其基本制度的深度和广度正不断扩大。但是,西方和自由主义制度不断削弱,非西方文化圈的财力、权力和合法性不断增强;于是,目前国际社会的全球性结构变得比过去几十年更碎片化和多样化。民主与独裁体制之间持续不断的分歧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文化方面,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

   第六,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的不断扩散意味着,世界将经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斗争,才能改造或重塑政府间组织或政权,这些组织或政权仍然体现着西方对世界的主导作用的延续。新兴国家建立政府间国际组织,实际上打响了这一改造斗争的第一枪。

   上述这些假设同时也暗含着,我们对全球国际社会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有如下三个预测。第一,全球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着一段深刻持久的过渡期。第二,目前正在出现的情况不会是什么“重归未来”,而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几乎与关于极化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第三,这个正在出现的全球国际社会将会呈现一种强烈的介乎区域层面和全球层面之间的多元结构。

   全球国际社会正在摆脱长期存在的西方为主导的核心–边缘结构形式,带头者是美国,核心国家相对较少,边缘国家很多。目前的发展趋势是,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大国和区域大国越来越突出,且核心国家不断增多,边缘国家不断减少。与此同时,多种非国家行为体发挥的作用和拥有的权力都不断增强,而互动能力和共同命运也在不断增加,从而重塑了整个全球国际社会的国家中心主义。这个新兴的后西方全球国际社会的物质财富和标准结构将与西方–全球模式显著不同。全球的物质力量的分布将更加分散,规范合法性也会更加分散,而且会来自多种文化背景,这一结构包括自由主义、但不再由自由主义所主导。这种文化多元性将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还会存在于国家与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之间。

然而,这种迈向文化和物质多元主义的发展并不是要倒退到前现代时期的状况。在前现代时期,文明是半自治式的发展,世界有多个权力中心,而且这些中心大多数相互联系甚微。但在这种新兴的全球国际社会中,权力和规范合法性分散分布这种现象出现的背景是,各国持续、深刻、不可避免地互相联系、互相依赖。因此,在19世纪和20世纪从属于西方权力与自由主义的文化,即使它再次重现,也绝不可能以自治的方式出现。这些新兴大国或许正在重新发现和追溯其文化根源(如儒家思想之于中国、“美国至上”之于美国、斯拉夫文化优越论之于俄罗斯),但它们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性体系,如工业主义、理性国家、人类平等、民族主义和市场体系等相互融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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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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