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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泽 王迁: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四十年:历程、特征与展望

更新时间:2018-12-18 00:27:11
作者: 曹文泽   王迁  

   【摘要】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相当重视知识产权法制建设工作,但受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知识产权立法在起步之后即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之后,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政治经济条件成熟,经过四十年的努力,我国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改革开放之后的知识产权立法分为三个阶段: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行的知识产权立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进行的知识产权立法,以及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进行的知识产权立法。改革开放之后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过程,是全社会突破既有观念的过程,也是国家探索创新发展路径的过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坚持创新发展,继续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同时还应关注国际形势,加强国际应对工作。

   【中文关键词】 改革开放;四十年;知识产权法制

  

   知识产权法制对于促进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国际竞争能力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益于形成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格局。但纵观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史,知识产权法制命运多舛,现有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形成并非易事。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始于清末,清政府分别于1898年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904年颁布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1910年颁布了《大清著作权律》。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背景下,清政府的知识产权立法无疑是列强重压之下的产物。[1]尽管不乏变法自强的动机,但清政府更多地是希望通过变法使列强放弃治外法权,从未将知识产权视作国计民生大计。[2]在这种畸形的立法观念引导下,知识产权立法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此后,尽管民国政府也推动过知识产权立法,但受限于历史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知识产权立法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政治经济基础才得以具备。当然,全面的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是在1978年之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开始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重视,保护知识产权也随之提上党和国家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国家创新发展的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当然,为了进一步明确今后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方向,有必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经验进行总结。

  

一、改革开放之前知识产权立法停滞的原因

  

   1978年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此后,包括知识产权立法在内的各项法制建设工作走上正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此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将近30年,在近30年的时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有过知识产权立法的尝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知识产权法制建设停滞不前?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就相当重视知识产权立法工作。首先,在版权保护方面,早在1950年政务院出版总署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就通过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强调尊重和保护作者的经济和精神利益。就作者的精神利益,《决议》规定“出版业应尊重著作权及出版权,不得有翻版、抄袭、篡改等行为……在版权页上对于出版、再版的时间、印数、著者、译者的姓名及译本的原书名称等应作真实的记载……在再版时,应尽可能与作者联系进行必要的修订”。就作者的经济利益,如稿酬的保障,《决议》规定“稿酬办法应兼顾著作家、读者及出版家三方面的利益的原则下与著作家协商决定”,且“原则上应根据著作物的性质、质量、字数及印数”确定作者的稿酬。三年之后的1953年,针对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山东、广西等地出现的“侵害出版者及著作者版权”现象,出版总署又发布《关于纠正任意翻印图书现象的规定》,并在该规定中强调“一切机关团体不得擅自自印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图片,以重版权,而免浪费,并便利出版发行的有计划的管理与改进”。这些规定的出台有整顿出版秩序的考虑,但在另一方面更强调对作者经济和精神利益的保护。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就已经注意到著作权的保护问题。当然,这些规定的发布和实施,与其说是为了鼓励优秀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不如说是为了在政治上团结知识分子。[4]就此而言,这些规定与现行《著作权法》相去甚远,尚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著作权法律制度。此后,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著作权立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实需要。为推进文化建设,国家于1955年成立了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为首的著作权法起草小组,着手制定著作权法。[5]最终在1957年,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6]向国务院法制局报送了《保障出版物著作权暂行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该《草案》涵盖了保护对象、保护期限、侵权救济等诸多条款,在体系上与现行《著作权法》毫无二致。例如《草案》明确规定保护对象包括“一、文字著作及口头著作;二、文字翻译;三、乐谱、艺术图画、科学图画及地图”。[7]至于作品的保护期限,《草案》规定“著作权归著作人终身享有。著作人亡故后,继承人得继续享有著作权二十年”。[8]该《草案》还规定“著作权受侵害时,著作权所有人对侵害人得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损失,或提请文化出版行政机关进行处理,并得向法院提起诉讼”。[9]但遗憾的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刚刚起步的著作权立法便在反对“知识私有”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呼喊声中停止了。[10]

   在专利方面,1950年政务院第四十五次政务会议批准《保障发明权和专利权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专利立法。《条例》明确规定“本条例所称之发明系指在生产上创造新的生产方法,确能提高生产效能,或产制新的生产品,确能增加使用价值者”,并要求前项发明需要在“在工业制造或农业生产中实现”。[11]在具体保护方式上,《条例》借鉴苏联的双轨制保护模式,将发明创造分为发明权和专利权,对发明权和专利权的权属及行使方式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发明权的采用和处理权利属于国家所有,发明人享有获得荣誉、领取奖金以及署名的权利。[12]至于专利权,《条例》明确了专利权的私权属性,专利权人有权利用、转让其专利,专利可以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还规定在专利权遭到侵权时,权利人有权请求侵权人做出损害赔偿。[13]除此之外,《发明权和专利权暂行条例》还从保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对发明创造的权属作出了特殊安排。例如《条例》规定“有关国外机密、军事技术或军事制造工业之发明”和“关系大多数人民福利有迅速推广之必要”的发明创造不给予专利证书。[14]另外,《条例》还明确发明者在单位工作期间并在本职工作范围内完成的发明以及受国家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委托并领取报酬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不给予专利证书。[15]出于保护外国人利益的考虑,《条例》还规定“居住中国之外国人得依据本条例申请发明权与专利权”。[16]但在1963年,国务院[17]废止了《保障发明权和专利权暂行条例》,代之以《发明奖励条例》。于是,原先的双轨制保护模式不复存在,发明创造的专利保护被废止,仅剩发明奖励一种保护模式。

   最后在商标方面,1950年政务院第四十三次政务会议批准了《商标注册暂行条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商标立法。《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制定于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考虑到当时的国民经济中存在多种经济成分,政务院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制定了该条例。[18]《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并不排除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如《商标注册暂行条例》规定“一般公私厂、商、合作社对自己所产生、制造、加工或拣选的商品,需专用商标时,应依本条例的规定,向政务院市政经济委员会中央私营企业局申请注册”。[19]《商标注册暂行条例》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保障一般工商业商标的专用权”。[20]除此之外,《商标注册暂行条例》还就商标注册的具体程序作出了规定。[21]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原先的私营经济不复存在,《商标注册暂行条例》也无用武之地。于是在1963年,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批准《商标管理条例》的同时废止了《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商标管理条例》明确其立法目的是为了加强商标的管理,促使企业保证和提高产品的质量。[22]具体而言,《商标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商标是代表商品一定质量的标志,工商行政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商品的质量进行监督和管理”。[23]可见《商标管理条例》并非是为了保护企业的商标权,而是为了确保企业的商品质量。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立法硕果仅存的是商标制度,但这唯一的商标制度也未将商标看作一种“财产权”,[24]而是将商标看作监督商品质量的工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直至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曾有过知识产权的立法尝试,但并未真正建立和实施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制度。这一结果的产生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停滞,是由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的。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从1953年到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和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此后,我国采用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的工农业生产均依据行政指令开展,依托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知识产权制度自然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停滞,并非人为造成的历史缺憾,而是国家迈入必经发展阶段后的必然结果。

   第二,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停滞,是由我国建国初期的特定的政治环境决定的。在建国初期,我国有19万左右的高级知识分子,为赢得这些知识分子的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苏联为鉴,注重照顾知识分子的利益。[25]直到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仍然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了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但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26]在这种情况下,刚刚起步的著作权立法只能半途而废。

   第三,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停滞,也是由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决定的。早在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形势日渐明朗的情况下,毛泽东曾描绘过战后中美经济合作的蓝图。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可以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提供资金和技术,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巨大的市场,因此“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27]这一主张无异于党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政策。[28]但1947年冷战开始,美国出于防范共产主义国家的考虑,对外限制技术出口。[2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敌视态度。此时,中国即使想要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并以此吸引西方的技术和投资,客观的国际政治环境也不允许。

在建国初期的知识产权立法停滞之后,我国并未与知识产权制度彻底绝缘。1973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团首次出席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领导机构会议。回国后,该团向周恩来总理提交了“在中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报告,[30]这无疑是改革开放之后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前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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