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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五四新文学的跨文化品格

更新时间:2018-12-17 23:54:08
作者: 刘勇  

   内容提要:“跨文化”是五四新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也是贯穿于五四新文学始终的重要品格,它决定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双重价值。五四新文学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它给我们留下了满天巨星和数不清的文学经典。回望百年,五四新文学建构了自己怎样的精神品质?那些文学大师是怎样生成的?他们的作品形成了什么样的经典意义?今天乃至将来,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这些作品?在纪念百年五四的时候,这些问题特别令人深思。

   关 键 词:五四  跨文化  传统  现代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ross culture  tradition  modernity

  

   从1917年到1949年,五四新文学自身的历程只有短短三十余年,这在具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尽管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不断致力于将这30年的五四新文学的起点向前延伸,再延伸,但即便如此,新文学的历程最多也不过50年左右的时间。其实对五四新文学来说多几年少几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文学新文化形成了什么样的品格?它如何孕育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决定了几代人的命运?而这些人在当时、今天、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有着什么样的深远影响?五四的火热已经成为过去,它给百年之后的我们留下来的是什么?它的精神特质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在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走过了100年历程的今天,这些问题显得尤其深刻和沉重。

  

一、一点难求,巨星满天

  

   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几代学者已经做出了非常系统、深入的探讨,留下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回望现代文学研究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一直处于不断的反思和调整当中。不停的反思,不停的调整,在发展中建构,在建构中发展,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逻辑,也是现代文学研究能够不断生发出新的活力的重要原因。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想首先谈一谈近些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

   近些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相当响亮的口号,就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话题的提出者认为“晚清时期的重要”,“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1],这种提法如果针对的是大陆在长期的研究和教学对晚清文学不够重视的情况,那么它是有一定意义的。在大陆的中国文学史的教学科研中,晚清文学不是作为古代文学的尾声,就是作为现代文学的先声,可以说晚清文学在文学史中确实很少得到过“正声”的待遇。但这并不能使“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成为一个普遍的学术逻辑,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在承前启后的链条中发展的,正如没有唐宋就没有元明清一样。这种“没有……何来……”的提法在强调“晚清”重要性的同时,忽略了“五四”及现代文学本身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晚清再重要,也不能取代五四的价值,它们各自的价值十分明显,不能相互混淆,更不能相互替代。晚清是晚清,“五四”是“五四”,这是我对“五四”作为现代文学重要起点的根本看法。

   当晚清文学研究的热潮渐渐淡去,“民国文学”又越来越成为近些年来研究的热点。“民国文学”的提出,是力图以一种客观的历史时间段作为分期,只要是民国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旧体诗词和通俗文学,都属于民国文学的研究范围。这种提法似乎看上去比“现代文学”更加客观,也能包容更加多元的文学形态。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提法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文学的时间和历史时间是不同的。对于历史来说,早一年晚一年,甚至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但文学的时间就不一定如此,文学的时间弹性比较大,比如说唐代的文学难道一定是从唐朝建立的那一天算起,直到唐代灭亡的那一年为止吗?显然不是,可能在唐代建立了若干年之后,唐代文学才逐渐形成自己的面貌。同样,唐朝灭亡的那一天,也不意味着唐代文学就已经终结,它还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宋代文学的发生。文学的发展是一种弹性的、渗透的、衔接的、交叉的进程,因此,用历史的时间来硬性衡量文学的时间,有的时候不一定准确和恰当。

   另外,“民国文学”和“现代文学”并非就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如果“民国文学”从1912年算起,“现代文学”从1917年算起,两段文学在中国大陆都到1949年为止,一个是37年,一个是32年,只相差了5年的时间,可以说两段文学在时间上基本是重合的,但在内容和形式上“民国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差异又是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在这重合的三十几年时间里出现了大量的文化名人和著名作家,这在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都是少有的现象。这说明“民国”与“现代”有共同的东西。这个现象告诉我们:讲“民国”不能忘了“现代”,讲“现代”也不能忽视“民国”。虽然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价值:“民国”的价值在于刚刚从一统天下走向天下议政,特定的社会机制造成特定的宽松氛围;“现代”的意义在于它形成了不同于几千年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特质,扭转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现代”的意义,不只是“现代文学30年”的“现代”,而是与几千年“古代”文学相对应的“现代”,是大文学史观的“现代”。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节点,其根本意义在于:很可能在将来,中国乃至世界谈论中国文学的时候,只剩下两个概念,这就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因此,现代文学的“现代”远远超过了30年的意义,它不是随便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所能替代的。但是我们能说“现代”的意义得以发生,与“民国”的机制和氛围无关吗?“民国”的机制得以建立,离得开“现代”意义的引领吗?“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并不是简单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不是谁替代谁的,而是互动的。它们共同交织于一个纵横交错的时间点上,这个节点既带来了“民国”的种种特性,也赋予了“现代”的丰富内涵。

   之所以用这两个话题作为开场,其实就是为了强调一点,那就是现代文学有着不同于“晚清文学”和“民国文学”的根本特质。一段历史的价值,不是以时间的长短决定的,而是以它的内涵与特质决定的,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看它对历史有没有改变?改变了多少?今天,无论如何,人们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五四改变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走向。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古代文化与古典文学,都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尽管人们对五四的作用与价值存在着某些认识上的分歧,但百年新文学新文化对中国人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深刻改变,甚至是根本改变,这一点是没有太大不同看法的。拿白话新诗来说,中国传统诗歌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无论是审美还是思想上都已经呈现出高度纯熟的状态。与传统诗歌相比,胡适《尝试集》里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确实幼稚,但新诗写得再幼稚,它也确实完成了对古诗几千年来强大表达惯性的反叛,它体现的是一个新的方向,是旧诗无法取代的。初期白话文的运用尽管不如文言文的老道和纯熟,但时至今日,十几亿人中流行的和通用的毕竟是白话文而不是文言文,文言文写得再好,只能成为一种传统的结晶,而无法引领时代走向新的方向。至于这个新的方向是不是以1917年为开端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之所以复杂,之所以争论不休,根本上是因为没有一个年份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没有哪一个年份能承载得起巨大历史变动的重量:封建帝制在政治变动中迅速瓦解,但新的体制还没有确立;反封建的大旗已经高高举起,但新的思想意识还没有深入人心。各种制度、各种思想、各种信念互相竞争、互相冲撞,共同促进发展……当这种长期积压的能力集中爆发的时候,那一个瞬间的力量是惊人的。惊人就在于它的突发性和不可逆转性。拿白话文的倡导来说,从1917年胡适等人设计提倡白话文,经过周作人等众人的竭力推行,1920年白话文即在全国学校推广流行,短短三年的白话文从根本上获取了自己的地位。这不仅是充满热忱的胡适所没有想到的,恐怕连理性低调的周作人也没有想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改变它需要多长时间?三十年!甚至是三年!更具体地来说,就是“五四”那一个点!

   “五四”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坐标点,这个点决定了现代文学叫做新文学:它是离中国历史传统最近的那一点,又是大规模接触外国思潮最早的那一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承接、中西文化文学的碰撞,都交汇、重叠在这个点上。西方各个国家经历了几千年发展积累下来的文学作品、文艺思想、思潮流派在短短几年如洪水开闸般涌入中国,极大地开拓了国人的视野和眼界,真正打开了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门窗。由“五四”这一点切入下去,我们会发现这短短的三十年文学,可谓群星满天、巨星满天!产生伟人的时代条件是极为苛刻的,现代中国文化名人无以计数,文学巨匠层出不穷,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张恨水、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洪深、欧阳予倩、茅盾、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朱自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林语堂、废名等,到后来的巴金、老舍、曹禺、田汉、沈从文、丁玲、萧红、戴望舒、艾青、李劼人,再到孙犁、赵树理、钱钟书、张爱玲、穆旦……他们学贯中西、识古通今,既读过经,又留过洋,空前绝后,难以逾越,是几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晶,又是古老向现代转型的产物。这些同仁志士们又根据各自的文学立场和文化选择结社成派,各类文学社团一时间蜂起:譬如说现代作家有留日派、留欧美派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多少年来直至今天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格局乃至政治经济的格局;现代作家又有几大才子群:江浙才子群、四川才子群、福建才子群,还有京派、海派,现代派、象征派等数不清的流派。历史所赋予现代文学的这种开放性,是近代甚至当代文学也难以比拟的,而这一切都归根于现代文学所处于的那个历史节点。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五四”这一个节点得以出现,不仅是文学自身惯性的发展,更多的是被非文学的因素推进的。又或者说,“五四”是在特定历史时期被人为抬高和放大的。这种放大不全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中国向现代型国家过渡时期各种历史合力互相作用的结果。纵观历朝历代文学之发展,虽有时事变动之牵引,但总体上还是由文学自身演变的力量推动的。而五四则有所不同,五四虽然也有文学自身的因素,比如上文提到的新诗,新诗之出现,新诗之所以与传统旧诗截然不同,实乃旧诗积蓄得太久,能量太大,到唐诗宋词已经登峰造极、无以复加。鲁迅说的更直截了当:“中国的诗早在唐代就已经做完了!”正因为如此,五四一代人要再写诗,就无法沿袭旧诗的传统形式,就必须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形式来开辟新的空间。也就是说,新诗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旧诗写得不好了,而是相反,旧诗写得太好了,好到只能另写新诗了。但从整个新文学的全局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学得以发生并不像新诗和旧诗的这种发展逻辑,更多的情况下,“五四”新文学不是一场单纯的文学运动,而是广泛涉及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全局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学只是这场运动的一个突破点,虽然这种“放大”并不影响“五四”文学本身的独立价值和不可替代性。“五四”时期最突出、最重要的现象,就是许多有识之士原先对文学并不感兴趣,或者说对文学本身并无太大的兴趣,尤其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文学。其实大家真正关注的是如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如何拯救民族于落后之中,如何用文学这块敲门砖敲开现代化进程的大门。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人真正喜欢文学,而是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使命使大家汇聚到文学的大旗下。不妨来看看五四这一代人原本所学之专业:胡适(农业果树)、田汉(海军)、朱自清(哲学)、闻一多(绘画)、徐志摩(政治学、经济学)、阿英(土木工程)、洪深(陶瓷制作)、夏衍(电工技术)、郁达夫(医学,后改学法律与经济)、郑振铎(铁路管理)、丁西林(物理学)、赵景深(纺织)、郑伯奇(政治学)、艾青(绘画)、冰心(医学和理科)、靳以(国际贸易)、丰子恺(西洋画与小提琴)、许地山(神学)……可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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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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