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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永: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

更新时间:2018-12-16 23:17:35
作者: 刘江永  
⑥这必然会影响其修宪动机和修宪方式。

   其突出表现形式之一,是安倍晋三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执著。尽管他强烈地意识到可能遭到亚洲邻国反对,但仍在2013年12月26日参拜了靖国神社,而后每年都以总理大臣身份献供品等方式变相参拜。安倍任命的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2016年12月访美后也立即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昭惠作为首相夫人不仅公开参拜靖国神社,还参与“森友学园”幼儿园和小学教育活动,卷入协助低价购地丑闻。2017年3月,安倍晋三和稻田朋美还表示,可以在教材中恢复使用日本战前的“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是与明治宪法同年颁布实施的明治教育大纲,它在宣扬孝道的幌子下灌输“为皇室永存而献身”的思想,战后被日本国会决议禁止使用。

   这说明,日本右翼势力掌权后开始从娃娃抓起,竭力通过控制日本教育和媒体,全方位灌输其错误而危险的历史观、战争观、领土观、邻国观。这些与安倍推动的日本修宪进程同时发生,相互支撑,绝非偶然。其意图与明治时期伊藤博文内阁相仿,就是要从精神层面塑造和培养未来忠实执行日本新宪法的新国民,打造以“天皇为中心”并可以对外交战的国家。

   安倍晋三曾表示:“中国动辄反对日本总理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原本一国领导人对殉国的人表示崇敬之念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与信仰自由相关的话题,并不是外国可以干涉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条、第三条写有不干涉内政原则……更令人吃惊的是,有一种意见认为‘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化的象征,违反波茨坦宣言(波茨坦公告)’。对此我很难苟同。日本由于缔结1951年《旧金山和约》而恢复独立。如果拿该和约说事还可以,当然参拜靖国神社并不违反该和约,而援引终战时的波茨坦公告为例就真是可笑了。”安倍还对日本国内坚持遵守《波茨坦公告》的人讽刺说:“这个逻辑本身就是战败国民悲哀的典型……这种以波茨坦公告进行追究就像是向胜利者献媚的小丑一样滑稽。”⑦

   安倍的这种立场,既是对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的公然违背,也是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精神的严重歪曲。必须指出的是,日本首相参拜把甲级战犯亡灵合为“英灵”的靖国神社,绝不是日本的内政问题,而是直接涉及日本领导人是否遵守战后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承诺遵守的国际法渊源——《波茨坦公告》的国际关心事项。从国际法角度看,安倍作为日本政要居然无视《波茨坦公告》,企图以中国并未参与并坚决反对的《旧金山和约》取代《波茨坦公告》才是令人感到滑稽可笑的。

   (三)安倍修宪动因之一来源于其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基因

   安倍晋三曾毫不掩饰其继承了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基因,而修改战后宪法正是岸信介的夙愿。岸信介堪称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鼻祖。⑧他原姓佐藤,后过继给岸氏家族,改姓岸。岸信介1937年任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1939年3月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同年10月回国后在内阁担任商工省次官,1941年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在28个日本甲级战犯名单中排第23位。战后初期岸信介曾被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受到美军关押,因其亲美反共,1948年获释。其后积极从事政党活动,1955年任自民党干事长。1957年他接替因病辞职的石桥湛山首相,在美国扶植下得以成为日本首相。任内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冷战政策,对华采取“政经分离”做法,反共“亲台”,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搞“一中一台”。1960年修订《日美安全条约》后在国内反对声中辞职。从1957年成立宪法调查会开始,岸信介一直积极推动修宪和修改教科书,企图美化侵略历史,成为日本政界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

   岸信介有根深蒂固的右翼反共思想体系。日本学者指出,岸信介有一种对欧美嫉妒而对亚洲蔑视的价值观。他当年的国家战略构想就是建立对美妥协而对亚侵略的所谓“自给自足的国家”。战后以来,日本政界美化侵略历史的政治右倾化思潮,正是始自岸信介内阁。1960年岸信介下野后,一直热衷于推动日本修宪。“可以认为,安倍首相的历史认知在骨子里酷似岸信介的思维方式。”⑨安倍对其外祖父缺乏正确认识,妨碍了其正确历史观、战争观的形成,因此他执政后必然执著地带领日本向右猛拐,走历史的回头路。

   安倍认为,战后以来自民党历届内阁面临两大使命:一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二是摆脱“战后”或“占领体制”,修改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前者在池田勇人内阁时期得以完成。安倍外祖父岸信介的目标则是修宪或制定“自主宪法”,但因当年其精力被修订《日美安全条约》所耗尽而未能实现修宪夙愿。安倍认为其外祖父当年未能完成的修宪使命,是自己这一代日本政治家必须完成的。⑩

   安倍意欲通过修宪进程,彰显其山口县(长州藩)政治强人的决心与意志。他表示:“当今时代的日本人满怀制定新宪法的愿望和心态是建立新时代所需要的……修宪不是只部分地改写现行宪法,而要从头重新起草。换句话说,就是从一张白纸入手制定新宪法。”针对一些人指责他是“与一张温和的娃娃脸不符的鹰派”,安倍答道:“如果叫我鹰派那就叫好啦。我被称为鹰派也无所谓。”(11)2013年9月,安倍在纽约发表演讲时又强调,日本宪法存在局限,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为了把日本打造成一个“积极和平主义”国家。他还不点名地指责中国国防费不透明,每年增长10%,而强调日本防卫费只增长0.8%。然后,他接着说:“因此,如果各位想说我是右翼军国主义者,那就请便吧。”(12)其骨子里是出身于日本山口县政客的自负。他心中的英雄与政治偶像,正是原籍山口县的吉田松阴、伊藤博文、乃木希典等日本历史名人。

   (四)安倍修宪的要害是改变国内战后体制和国际秩序

   在修宪问题上,从岸信介到安倍晋三可谓一脉相承,企图实现战后日本的否定之否定,以利“摆脱战后体制”与国际秩序,恢复类似明治时期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和历史传统。即,对内彻底否定战后的《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以新宪法取而代之;对外彻底否定《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以《旧金山和约》取而代之。这两个“否定之否定”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2006年9月,安倍晋三首次执政,便提出“摆脱战后体制”的主张。他在《迈向美丽的国家》一书中强调,日本战后体制就是美军占领时代形成的日本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他把修宪视为“扫除占领时代的残渣,从精神方面终结占领”。(13)在安倍的心中,这部《日本国宪法》从1951年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以后就应修改或废止。其实质,是对战前明治宪法及日本对外扩张历史的肯定,以及对战后日本宪法和国内体制的否定。

   二战结束时,东亚地区国际法体系是以规定日本战败投降及战后领土划分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为国际法基础的。1945年9月日本签署的投降书、同年10月生效的《联合国宪章》,以及1946年2月开始起草的《日本国宪法》,都是建立在这一国际法基础之上的,从而使日本国内法与国际法具有整体上的一致性。伴随《联合国宪章》的诞生,在这一法律体系框架内,形成了战后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

   然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受到美国冷战政策的影响而产生了新的矛盾。在没有中国、苏联和朝鲜半岛任何一方参与的情况下,1951年美国等国片面地与日本缔结了《旧金山和约》。该和约并未使日本加入联合国,回归国际社会,而只是结束了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状态。日本必须根据《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精神与原则,同中国等国进行恢复邦交及和平条约的谈判,而不能以《旧金山和约》来涵盖一切。这就是战后以来日本必须面对的国际秩序。中日之间在约40年前举行谈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日本同俄罗斯之间的和约则因领土问题迟迟未能签署。

   《波茨坦公告》第六条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4)而《开罗宣言》规定:“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15)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的投降书承诺:“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其继承者忠实实行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文。”鉴此,与日本修宪相关的国际法问题自然应包括日本是否继续遵守《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是否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问题。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安倍一方面否认《波茨坦公告》,另一方面单方面曲解《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确认了“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更何况,日本和平宪法第98条明确规定:“1.本宪法为国家的最高法规,与本宪法条款相违反的法律、命令、诏敕以及有关国务的其他行为的全部或一部,一律无效。2.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必须诚实遵守之。”这一条在目前的修宪草案中也得到保留。

   既然如此,国际社会当然有权要求日本政府守约践诺,而不得无视、篡改、曲解战后国际法体系,不得有违日本政府承诺遵守的国际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安倍推动修宪与在国际法方面突破战后制约,则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正因如此,尽管修宪是日本内政,但仍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当然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各国的关切。

  

二、安倍修宪政治目标的“理据”是否成立

  

   《日本国宪法》70年来没有修改,这是为什么?一种看法认为,因为日本修宪门槛太高,需要日本众参两院各自2/3以上赞成,还需要国民投票时有效票的过半数赞成。也有人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世界多数国家修宪的门槛都是这么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南非、韩国和中国等,都需要最高立法机构2/3以上赞成方可修宪。这些修宪要件的规定并没有影响这些国家修宪,而为什么单单是日本的和平宪法却迄今未做修改呢?其中的必然性,也许还要从这部宪法的精神和内容是否符合日本的国情与世界的期待中去寻找。

   其实,围绕日本和平宪法的争论早在这部宪法起草之初就一直存在。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自民党内修宪派,也有自己一套系统的思考、主张和所谓理据。问题在于,这些主张和理据是否正确,安倍修宪政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一)战后日本宪法并非GHQ单方面强加给日本

早在1957年,岸信介内阁成立的宪法调查会便开始强调战后宪法是日本被占领时期美国强加的,所以必须修改。如今,安倍晋三仍强调:“现行昭和宪法的制定过程有问题,是在GHQ等的一些对宪法外行的年轻领导在很短时间内写成的。”(16)他们当时“代表美国等盟军方面的国家利益,整合了‘绝不能让日本在军事上挑战世界’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考虑和进行非常理想主义实验的理想,写下第九条”。安倍认为,关于第九条第二项“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通过解释而突破制约已达上限,应全面删除第二项,进行修改。(17)安倍的这种修宪“理由”在日本颇有市场,主要是受到右翼修宪势力观点的影响。长期以来,日本国内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日本宪法第九条究竟是美方还是日方提出的。日本一些宪法学者目前仍认为宪法第九条的内容究竟是谁先提出的还是个谜。(18)然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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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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