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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佳:对话弗朗西斯·福山:美国中期选举、身份政治及中美关系

更新时间:2018-12-14 21:51:26
作者: 李佳佳  
导致人们失业,比如普通工薪阶级。这的确对发达国家的工薪阶级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这大概就是直接诱因,但是我觉得这被以文化的视角来阐释了,这或许是我们处于目前困局的部分原因。

   问:如果没有第45任美国总统的当选,你就不会开始写作新书《身份认同:对尊严的要求以及愤懑的政治》。其实早在1992年你的第一部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最后一章里面,你就曾专门提到过特朗普。当时你举他作为一个例子,起初野心满满,后来其获得认可的欲望被安全地疏导到了商界和娱乐界事业之中。但我们现在都知道,商业的成功和娱乐圈的名人光环并未使得他的对获得认可的渴求获得满足。传统而言,政治光谱被以经济议题来定义,特朗普的当选是否使得你相信,“thymos”所扮演的角色在这种为经济事务定义的左右政治光谱中,被低估了?

   答:是的,我认为在那个层面,政治的本质已然发生变化了。人们更加担忧身份认同相关的事情,但我并不觉得那是必然和永久的变化,因为身份认同一定程度上是由那些谈论身份问题的领导人和政客们对此问题的各种讨论而塑造的。所以我不相信这是个不可避免的进程,会使我们只能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问:所以对于“thymos”而言,人们对受到认可的渴求和经济地位没有关系吗?

   答:在很多方面是有关联的。我认为人们把他们失去工作和收入解读为失去原有的地位。因为一份工作意味着他人认可你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并且愿意支付薪水来奖励,所以我想这确实重要。

   我认为身份认同问题之所以比纯粹的经济事务更重要,是由于08年金融危机以后,假如选民们想要更公平的再分配,想要对富人征税,并被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等等,那么他们理应转向左翼党派。然而他们没有,原因就是右翼政客们设法做到了把经济资源的丧失解释为文化层面的丧失。换言之,就是简单地说外国人正在接管美国,他们不是被资本主义本身而是被外国人和外国竞争所威胁着。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但这却是一个为众多政客所宣扬的观点。这便是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目睹了右翼民粹而非左翼民粹崛起的原因所在。

   问:所以你认为特朗普竞选总统和他的thymos有关?

   答:是的,我认为他极具野心,他意识到自己唯一缺少的就是政治权力。

   问:当我们面对这两种不同的形式——“isothymia”和“megalothymia,”我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分辨二者?是否取决于一个群体是遭受边缘化并设法提升地位,还是处于主导地位并对原有地位的丧失产生恐惧?

   答:对,“isothymia”意味着你想受到同等的尊重,与他人没有差别。而“megalothymia”意味着你渴望得到高人一等的承认。两者截然不同。“isothymia”更加常见,因为当人们在基本的层面都没有受到尊重时,人人都会感到愤怒。不过有一些人,较之常人更具野心,想要得到凌驾于人的更高承认。所以,在任何国家,这样的人群总是少数。

   这两者当然是彼此关联的,因为要求平等尊严认可常常可以演变成要求高人一等的尊严认可。民族主义的生成大多都经历了这样的演变。民族主义者起初会声称他们只是想受到其他民族的同等的认可,然而随着时间发展,他们会开始企望主宰他国。德国,俄国,还有其它一些民族主义运动都经历了这个过程。我想这是身份政治的危险之一,因为这不是基于任何对你所处地位的理性计算,而更多是受情绪驱动的现象。

   问:你能从当今美国社会中给出几个相关的实际例子吗?你提到过#我也是(#Metoo)运动和#黑人生命同样重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都属于身份群体之列。

   答:我想他们全都具备这一倾向。但我觉得并不是在整个社会中,而是一些大学校园里,在那里这些身份群体会极具攻击性地将世界简单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善与恶由你生而所属的身份群体粗陋地界定,然后你再按照他人是否从属于某一群体而进行褒贬谴责。比如,许多高校里都有批判所谓的白人特权(white privileges)的事情,似乎相较于非白人,所有的白人都同等地享有特权一样。这就是一个例子,用身份认同来妖魔化且贬低在你的身份群体之外的其他人群的地位。

   问:但是从俄罗斯普京到#黑人生命同样重要,从ISIS到#我也是,从反移民情绪到LGBTG平权,假若我们都以“thymos”的视角,即对认可的要求与身份政治来一概解读,我们是否会冒了过度简化这个复杂世界的风险?

   答:当然。所以我的意思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其中,比如说你必须要认真考虑其名义背后的正义性问题。那些想要征服邻国的民族主义,就远远没有#黑人生命同样重要运动那样具有合理性(legitimate),这个运动是对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各地切身遭受的不公义的一种回应。因而你需要小心,不可以自动地将这些群体的道德性等量齐观。

   问:当人们谈论“身份政治”,这个短语一般与左翼挂钩,并含有贬义。你似乎给予其一种更加中性、更加广义的定义?你是在提示说政治光谱的两端事实上都在使用身份政治?

   答:我觉得一直以來都是。根据我对身份的定义,首次真正重大的身份运动是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我想伊斯兰主义之中的某些形式基于身份认同的运动来理解也会更准确。因此,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那些发达国家和大学校园特有政治之外,并且意识到这是个广泛得多的现象。

   问:关于移民问题,在多样性(diversity),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融入既有社会(assimilation)之中,对当今美国社会和当今世界而言,什么才是最为关键的?

   答:很难说孰轻孰重。总的来说,我想移民对美国一直是一大优势。美国从中得到大量的人才,可观的经济增长,以及各种促进多样化人口组成的优势。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太过于多样化(too diverse)了,事情未必运作的好,因为人们将不再拥有一个彼此展开合作所需的必要的共同基础。所以,我觉得你需要这两者达到某种平衡。

   问:但我们怎么知道何时已经是“太过多样化”了?界限如何确定?

   答:这很难说清,没有明确的界限。譬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比美国有更高的多样化程度,然而他们仍旧没有遇到民粹主义运动的反弹。所以,这其实要看许多其他的因素。有些国家是接受移民的移民社会,他们大体上一直经历多样化。当这样的经历成为了你们国家传统的一部分时,人们便不会那么介意。所以,这真要看在历史中是怎么发展的。


关于“历史的终结”,中国以及中美关系


   当年仅37岁的福山1989年首次在一本名不见经传的期刊《国家利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预言西方自由民主将会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的时候,时机正是冷战终结的开端——随之很快就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柏林墙倒塌。尽管当时的中国并不在福山的导师、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的“第三波民主浪潮”之列,但福山在三年后扩展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一书中对于中国在经济改革之下能逐步走向民主开放依然非常乐观。

   然而,30年过去了,历史似乎拒绝“终结”。如果说苏联解体意味着自由民主制的最后一个竞争对手已被排除,那么“中国模式”的崛起就似乎提供了另一个新的备选方案——这种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的组合显示了相当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在2014年的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福山对其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强调国家力量(state capacity)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而言,与民主和法治同等重要。这被视为对于相对良性集权价值的一种认可,或者也称为“好权威”统治。

  

   问: 在《历史的终结?》文章以及《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出版后的过去20多年里,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民主在全球范围内的衰退,你几乎被当成了最著名的“西方战无不胜论”的靶子加以嘲讽,如果不是羞辱的话。你会觉得不公平吗?

   答:是的,我想这是基于一种对我的论点的误解。其实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我从未说过自由民主一定会胜利,我也没有说过这就是最优的政治制度。我只是说,基于其他存在的竞争制度而言,很难看出哪些制度会运作得更好。

   同样,人们也误解了“历史的终结”这个概念。如果真的研读过马克思的话,你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马克思也有一个“历史的终结”的概念(共产主义)。但是在美国,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问: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词——“终结”?

   答:“终结”意思是“目标(target)”或者“目标物(objective)”,而非“休止(cessation)”。

   问:也就是说这并非你对于未来的预测,它更像是历史发展的目标,而非是你判断人类历史必然的最高阶段。

   答:没错,就是这样。

   问: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他对于后冷战地缘政治的描述以及所谓“不稳定的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 of instability)”被广泛认为是与你的“历史的终结”理论相反的。很多人也认为“文明的冲突”被证明是正确的,“历史的终结”则显得乐观与盲目了。你怎么看?

   答:我想此刻通向民主的进程的确遇到了阻滞,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基于文明的冲突,我想身份(identities)或许是一个比文明(civilizations )更合适的语汇。因为文明是一种很大的集群概念,它暗含了东亚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大的文明体系,然而事实上,东亚的各个国家之间发生的冲突最多。我想亨廷顿的理论从这个角度是错误的,我们并没有摆脱国家的概念。我想危险并不是那些非常庞大和宽泛的集群,危险反而在于持续不断碎裂化为越来越小的群体。

   问:但是当不同的身份群体之间发生冲突,其中不是必然会有文化的元素吗?

   答:不仅仅是文化。因为文化意味着一种长时间的、固化的规范和信念。我想身份的概念事实上要比这个灵活有弹性得多,它可以有不同的定义,人们可以遵循于某一些特定的身份。这是文化范畴不会做到的,我觉得文化很难被改变。

   问:你认为俄罗斯对于美国大选乃至政治的干预是文化范畴的冲突还是意识形态呢?

   答:我觉得两者都不是。我认为这只是俄罗斯意图削弱地缘政治对手的一种手段,我不觉得俄罗斯有一种清晰的代表他们的国家的观念。所以我不会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冲突。

   问:在写作《历史的终结?》一文的时候,你准确预见了冷战的走向——苏联的解体以及柏林墙的倒塌。但我们能否说中国一直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大多数全球观察家都判断错了?

答:我们必须得看一看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这是否依然是事实。我想我们搞错的地方在于,基于公民收入提高而推测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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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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