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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百年典范

更新时间:2018-12-14 20:59:42
作者: 杨阳  

  

   摘要:《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以编撰者数十年学术积累为基础,将刘泽华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主旨的王权主义定位与各时期政治思想主题有机结合,以高度凝练出的问题意识,引领各分卷的内容厘定、体例安排、方法选择和叙事风格,实现了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编撰体例和叙事方式的全面创新。尽管还存在某些缺陷,但《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仍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建百年以来的典范之作。它不仅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有思想的思想史,还是一部饱含现实关怀、试图回应和解释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以政治思想史形式呈现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史。

  

引言


   20世纪20年代,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和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24年版)相继推出,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到20世纪40年代末,共有13部著作问世。1952年以后,该领域研究在大陆陷于沉寂,台湾虽有10多部政治思想史著作问世,但仍是对民国时期原有学统的延续,在研究对象、方法、体例上创新不多[1]。改革开放以来,自1981年徐大同等编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大陆陆续有数十部著作和教材问世,其中,刘泽华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无疑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建百年以来的扛鼎之作。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的编纂起始于2005年,完稿于2012年。这部9卷本535.6万字的巨著,之所以能仅用7年完成,得益于刘泽华及其合作团队在该领域的长期积累。刘泽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80年代出版《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其后独立或带领其合作团队陆续推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30余部学术著作,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通史》出版前,有论者就认为已经形成了“刘泽华学派”或“王权主义学派”[2],也有论者认为刘泽华及其合作团队所代表的“新启蒙史学”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3]。更有论者认为刘泽华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有“开拓之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领域。政治哲学、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政治思维方式、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等,都有赖于他的倡导和发起”[4]。

   仔细研读刘泽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著述,不难发现,他一直走在“思考的路上”。他每一部重要论著的出版,都是一次超越自我的尝试。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不间断地拓展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矫正和尝试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创新和完善用以描述中国政治思想史基本特征的概念体系,努力厘清和勾画中国政治思想史3500年的演变脉络与线索。《通史》正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确定学科典范的意义。


一、对象拓展与方法创新


   20世纪40年代,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萧公权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问世。在“凡例”中,萧先生称,本书写作是“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政治思想之大概”[5]。这个说法虽有自谦之意,却也反映了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特点。

   “采政治学之观点”,是指参照西方政治学基本问题划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知识边界。这个做法,早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始之初就已确立[6],后继者大多是在前贤认识的基础上略有损益。1981年徐大同等编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出版,这本著作仍将“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等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7]。

   “用历史之方法”,是指采用传统史学的研究和叙事方式。大体上,是先对思想家著作以训诂、考订等传统方法确定其真伪,辨明章句本义,然后对其各种主张分类归纳,得出结论。成果形式也多采用二十四史“列传”编撰体例,按照思想家生活年代依次排列加以介绍[8]。史学方法固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但不能作为唯一的方法。整理和归纳史料,固然可以告诉读者思想家说了什么或主张什么,但是却很难告诉读者思想家为什么这么说或为什么要提出某些主张,更难以告诉读者思想家的主张A、B及C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这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特有的魅力。因方法的局限而使其魅力被消解,这不能不说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研究对象的确定与研究方法的选择之间有着深层的联系,正因为将研究对象限定在思想家关于国家组织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这一范围,才不需要引入或尝试传统史学和“列传”式叙事方式之外的研究方法。比照西方政治学问题意识裁量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学科创建初期,虽不可避免,却迟滞了新方法的引入,也限制了研究的视野。问题是,中国有着与西方迥异的知识分类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家习惯于将政治、哲学、历史、文化、艺术等放在一起思考。这种整全式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存续了数千年,它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是很难按现代学科分类方法生硬切割的。

   在《通史》中,刘泽华虽仍承认“政治是围绕国家政权问题而发生的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现象的总称”,“政治学说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国家政权问题”,但他也指出“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包罗万象”,在确定研究内容和范围时,要坚持“宁失之于宽,勿失之于狭”的原则[9]。本着这一认识,《通史》各卷内容和叙事主题都远远超出了国家政权范围。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刘泽华就主张应该根据古代思想家思考的特点,将政治哲学、治国方略和政策、政策实施及政治权术理论等纳入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围,并提出在沿用传统“列传”体叙事方式的同时,要注重开展“社会思潮和时代重大课题的研究”[10]。在随后的近30年里,刘泽华有意识地推动上述各问题——特别是政治哲学、政治思维和政治文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厘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仔细翻读《通史》,不难发现,各分卷对思想家及流派的研究大多包括以下内容:1.对思想家或流派政治思想理论基础或终极证明的论述,涉及人性论、历史观、天人关系等诸多政治哲学问题;2.对思想家或流派关于政治关系、政治社会秩序等中观问题的论述,涉及国家理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合法性,政治分层,制度架构等问题;3.对思想家或流派关于施政原则和治国方略的论述,涉及政策制定和实施原则、法治与人治、权术和权变等问题。

   在以上述三项内容搭建各分卷叙事主题的同时,《通史》在个案研究中还重视对思想家思考过程的梳理,力图呈现思想家政治思维的个性特征。在一些分卷中,政治思维还被作为某一时期的政治文化问题单独列成章节加以叙述,如《秦汉卷》第三章就集中讨论了西汉时期学术思想的综合与政治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显然,这些研究,仅仅依靠归纳法不可能完成,它需要引入演绎法、阐释学的方法,也需要研究者的直觉或感悟。正确的直觉或感悟,需要建立在对政治史、社会史的深刻体察的基础上。刘泽华原本就是中国古代史名家,对中国古代政治史、社会史有多年的研究积累,且一直强调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中把握思想和思想史的脉络。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更重视对那些可能影响政治实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观念的归纳和提炼,进而创生了一系列属于刘泽华及其学派的概念体系,将其作为《通史》重要内容,而这不仅拓展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编撰体例和叙事对象。


二、体例创新与主角复位


   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编撰体例和叙事对象受两方面影响。首先是受传统史学方法论的影响。因选择传统史学方法为主要方法,编撰体例自然会以“列传体”为主,即以思想家个人思想为独立问题或研究单元,分别加以叙述,其所列之章节多以思想家或思想家的某某思想为题目。其次是受中国哲学史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因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在1952年后一度中断,20世纪80年代学科复兴初期,对作为其叙事对象的思想家的选择多参照哲学史。虽然当时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了政治思想史与哲学史的不同,也试图选择不同的人物,但因学科积累不足,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明显地表现出受到哲学史的影响[11]。

   《通史》对研究内容的拓展,对政治哲学的重视,引入政治思维和政治文化研究,使这部著作在内容选择、编撰体例和叙事方法方面产生重大创新。

   首先《通史》改变了单一列传体的编撰体例和叙事方式,突出了问题导向,其对思想家的个案讲解,大多围绕对某一时期政治思潮或政治思想演变趋向展开。这一编撰特色,尤以《秦汉卷》《隋唐卷》《明清卷》最为明显。其特点是行文进入某一时期,先对该时期政治思想主题进行梳理和提炼,然后围绕该主题考察思想的演进过程,揭示其逻辑线索。对思想家的个案评述,则多将其纳入宏观叙事之中;对个别在当时或以后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则可能单独列成章节,加以重点评述,以对个案的深度发掘展示政治思想史宏观演进中的微观线索。于是,统治集团的政治思想、时代主题的演进、分殊与衰落,重要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列传式深度发掘,在各个分卷中都能得到较好呈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单一列传体政治思想史叙事存在的只见个案不见整体、以对个别思想家思想的陈述替代一个时期政治思想全貌的弊端。

   其次《通史》大量增加了评述统治集团政治思想的篇幅。《通史》各分卷第1章大多是对统治集团政治思想的叙述,部分分卷的论述则多达数章。如《隋唐卷》共计13章,从第1到第4章,由经学的统一到儒家经典的注疏钦定,都是在讲述隋唐时期的统治思想。《秦汉卷》《明清卷》也都是开卷就用3章篇幅讲述统治集团的思想。一些分卷还有意识地重点介绍政治家的思想,《隋唐卷》第8、9、10章以“君道理论”为论题,集中讨论了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的政治思想。《明清卷》对朱元璋、朱棣、高拱、张居正的政治思想都设有专节论述。

最后《通史》极大地修正了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主角错位问题,让真正的政治思想家占据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舞台。如前所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哲学史影响,导致在哲学史上意义重大,但在政治思想史上不很重要的思想家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的主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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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 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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