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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炯昊:新国体下的旧史学

——民国初年的宣付清史馆立传(1914—1927)

更新时间:2018-12-14 00:27:26
作者: 蔡炯昊  
(16)(三)大总统批示之后,将立传人事迹交付清史馆,实际撰写传记。

   依托直隶读书人贺葆真日记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大致重建宣付清史馆立传的过程。贺葆真的父亲、桐城派文章家贺涛在1912年去世之后,贺葆真积极刊刻其诗文集、邀请名人为之作传,并谋求宣付清史馆立传。上述事项在其日记中皆作了记录。1915年4月19日,贺葆真日记中记载:“艺圃访湘帆,云:日昨至津见冶亭,冶亭拟鸠集同乡公请贺先生入国史,已将其意告朱巡按使,朱公乐为呈请矣。艺圃劝湘帆为呈巡按使文,湘帆以不文辞,乃属于泽远为之。谨按:吾父生平潜心文学,不求闻达,此等事非所欲为,而徐相又许我将先君事交清史馆作传,宗先生亦不欲由诸君呈请,而余则重负诸君盛意,不忍让之。艺圃曰:相国一人为之,终不若公请为郑重,余因访泽远询其事。”从中可以看出几层意思:申请宣付清史馆立传一般是由同乡或晚辈门人发起,呈文给地方主政官员,亦可由高层官员直接推荐,徐世昌曾经表达过帮助贺涛宣付清史馆立传的意向;同时,呈文需要经过一些长于文章者的手笔,至少贺葆真一类文士心目中,由谁撰文,文采如何,并非无足轻重之事。同年6月3日贺葆真日记又记载:“访于泽远,已将禀巡按使稿拟就,属余交湘帆、艺圃。艺圃,发起人,湘帆,则艺圃举其为领衔者。”6月5日又记:“遇李艺圃,知禀请吾父入清史事,朱巡按使又催问蒋冶亭。艺圃曰:朱公之欲为此举,冶亭属余速为之,日内余即赴津将此事办妥。查前案惟光绪初年有呈请某君入国史馆一事,时列衔名者七八十人,此不必多,十余人可耳。吾拟请纪泊居、蒋冶亭、赵湘帆等领衔(以上皆艺圃语)。”6月7日记:“访艺圃,言公禀事。艺圃云:公禀列名可,但列及门者,若偏及同乡官不免有遗漏,反得罪人。一一知会,则旷日持久,致误事机。”此处可见光是商议哪些人在呈文上列名,就费去贺葆真及友人不少心力,更何况呈文的文辞,亦颇费周章,迁延了不少时日。大约两个月之后,贺葆真记“与艺圃访辟疆。艺圃以于泽远所拟上巡按使公禀,求辟疆改作”,此处辟疆指吴辟疆,乃桐城名家吴汝纶之子,亦是当时名家,故贺葆真等希望呈文得到他的润色,此种考量亦可谓十分周到。数天之后,得到了吴辟疆的文字,贺葆真称“泽远之稿甚活泼,然有迂阔语。辟疆援笔为之,不加思索,议论精确,能道着深处。艺圃亦谓其美备”。至此,呈给巡按使的文稿似已令贺葆真满意,然仍至同年10月24日呈送“艺圃以请先君清史立传事赴津,呈巡按使文,署名者七十人”。日记中一一列举了此70人的姓名,可见贺葆真等并没有按照之前的计划。只将少数人于呈文之上,不知其中是否有人情的考量,或是觉得人多更能体现同乡士人的公论,宣付清史馆立传获得批准的几率更大。半个月之后,贺葆真在见徐世昌的时候仍然“言诸君已请先君入清史事”,徐世昌则说“甚善,将来无(笔者按:此处‘无’或当作‘若’)不成,吾亦当在清史馆一言,且尊甫君,总统亦知之也”。看来申请立传一事,要做到万无一失,也并非易事,需要请托徐世昌这样的高层人士。直到几个月之后的1916年2月份,贺涛宣付清史馆立传的事情,才得到最终批准,贺葆真“读五日批令,知吾父亦奉令交清史馆立传矣。其批令如左:‘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奏,已故耆儒贺涛,道德文章足资师表,恳请宣付清史馆立传,由政事堂奏批令,贺涛应准宣付清史馆立传,以彰儒行。此令。’”(17)此时距离贺葆真及友人动议将贺涛宣付清史馆立传已经过去大半年时间,其中公文流转固然需要时日,然而大多数时间实际是耗在贺葆真及友人准备呈送给巡按使的文稿上,亦可见贺葆真的郑重其事。透过贺葆真日记较为细密的记载,我们有幸窥见当日宣付清史馆立传的具体过程,其他个案亦可能与之类似。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民国初年的宣付清史馆立传的案例共有43件。从时间分布上来看,自清史馆成立起的1914年开始到1927年方才结束,具体的情形是:1914年共8件,1915年共16件,1916年共7件,1917年共4件,1918年共2件,1919年共3件,1920年、1921年、1927年分别各1件。在清史馆初建的数年之中,宣付立传的个案较多,特别是在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的1915年到1916年间达到了最高峰,而在袁世凯去世之后,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甚至许多年份都没有宣付清史馆立传的案例,这或与清史馆本身经费不足,修史工作趋于停顿不无关系,亦有可能与政治局势的变动有关,尚待详考。(18)至于要求宣付立传的理由,则以“殉节”“殉难”“死事惨烈”为最多,共有15件;附有其他褒奖请求如“建立专祠”“立像”的共有9件。以身份论,宣付立传的对象为清廷现职官员者共37件;去世时并未任职的“故儒”“商人”“故绅”“孝女”共6件。其中辛亥前后为清殉节的中下级官员,特别是武官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例,而以政绩扬名的地方官以及以学术和善举闻名地方绅商也有被表彰而宣付清史馆立传的机会。

   宣付清史馆立传的报告这样一种文本所陈述的内容并非全然透明的事实,而是附加了各种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并经过文字功底参差不齐的官员或代理人加以润色后的混合产品,兼有事实和“故事”的虚构成分。(19)与之类似的是,传统中国读书人亦早已认识到史书或其他陈述事实的文献所具有的文学功能,而理解的角度稍异,明清读书人多以《史记》《汉书》等史籍为学习写文章的范本,多能细读此二书,故一般对春秋战国与两汉之史事人物较为熟悉,而对后来的史籍若非涉猎较广者则就稍稍陌生。上述中西两种对史学文本文学性的观察,有助于我们更为立体地考察这些宣付清史馆立传的呈文。

   如前所述,民国初年的宣付清史馆立传的案例之中,有几种不同的类型,其中在辛亥鼎革之际殉清而死的人物为最多。透过宣付清史馆立传这一行动,他们的殉节得到褒扬,与民国初年革命党一方不断纪念在清季革命之中死难的烈士恰成对照(20),这两种纪念的行为,在同一时间中构成了相互冲突的辛亥鼎革之际的历史记忆,当时即有论者指出:“关于革命,零星纪载向分新旧两派,而立论每不相容,以致纪载每多失实。”(21)

   辛亥革命之后曾任职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处的任鸿隽回忆道:“南北和议成功后,临时政府没有什么可办的事了,于是大家开始办各种追悼会或纪念会。我记得这些会的第一个,是由此时驻扎南京的蜀军发起,追悼刺五大臣的吴樾、刺凤山的温生才、刺良弼的彭家珍以及在革命起事中遭难的许多烈士。”仍怀念故国的人物也着手编纂一些文献用以表彰辛亥之际的“忠义”,同时对革命一方加以谴责。王先谦在为吴庆坻和金梁合编的《辛亥殉难记》作序时就写道:“推肇乱之由,自学校至军屯,创立制度一以不教之民处之,列省奉行,糜金钱无算,其出洋游学者复不加约束,以致流言朋兴,莽戎潜伏,谋国不臧,上焉者忽而不察。及难发大局已成瓦解之势,讵不痛欤?”(22)

   民国取代清朝之后,表彰殉清诸人以及清遗老在革命党一方的眼中却始终是“政治不正确”的行为,直到1923年,廉泉呼吁为革命党人彭家珍所刺杀的满人良弼建祠纪念而写信给孙中山请求题写楹联,孙中山仍然加以拒绝,并称:“独以宏愿为良弼建祠,笃念古人,足征深厚。惟以题楹相委,未敢安承。在昔帝王颠倒英雄,常以表一姓之忠,为便私之计。今则所争者为人权,所战者为公理。人权既贵,则人权之敌应排;公理既明,则公理之仇难恕。在先生情深故旧,不妨麦饭之思;而在文分昧生平,岂敢雌黄之紊。况今帝毒未清,人心待正,未收聂政之骨,先表武庚之顽,则亦虑惶惑易生,是非滋乱也。”(23)

   民初北洋政府的态度与革命党截然不同,对辛亥之际殉清的官员,予以颂扬,日本学者阿部由美子认为,在北京政府时期有一个“平反”运动,最初被“平反”的是四川总督赵尔丰,因其兄赵尔巽被任命为清史馆长,随后“山西巡防统领陈政诗、京口副都统宗室载穆、云南统领孔繁琴等忠效为清朝而死的人……陆续恢复名誉,政府令清史馆立传,赞为忠臣”。(24)

   与此同时,宣付清史馆立传这一举措,亦为地方上怀念为清代殉节官员的人物提供了一个渠道。仔细考察其中的个案,可以发现其中更多复杂多歧的面向。

  

三、个人情谊与政治立场的张力——湖南提督黄忠浩的案例


   黄忠浩是湖南黔阳(25)人,早年系贡生出身,后以武职任事,得清末历任湖南巡抚陈宝箴、赵尔巽、锡良、端方等人赏识,戊戌变法及新政期间在湖南多有表现,为当时的能吏,治军严谨尤为人称道。武昌起义之时,黄忠浩刚被任命为湖南中路巡防统领。湖南新军旋即响应革命,巡抚余诚格逃遁,黄忠浩则被起义的新军所杀。

   1914年冬,黄忠浩的同乡旧友熊希龄胪列黄忠浩的事迹,请求将其宣付清史馆立传。报告题为《参政院参政熊希龄等呈已故前清提督黄忠浩慷慨殉节请宣付清史馆立传文》,开头写道:

   窃自玉步改移之际,必多有殉难之臣,耿耿孤忠,至折脰捐躯,肝脑涂地而不悔。新朝开国,又必从而彰阐表扬之,以为世道人心之激劝,用以炳简册而耀来兹。此亦公理所在,不容泯没者。则有如已故前清署理四川提督开缺广西右江镇总兵黄忠浩,当世变改革之时,死事至为惨烈。此希龄等所为掇拾遗事,而不能已于陈情者也。(26)

   此处只强调黄忠浩为故国殉节有益于世道人心,需要新政府表彰,并不涉及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随后,此文很生动地叙述了黄忠浩在辛亥之际殉节的经过,特别强调他死时的惨烈,体现其临难不苟免的人格,并着眼于他和湖南巡抚余诚格畏死逃遁的对比。(27)

   湘省独立在辛亥九月,先是湘抚余诚格以忠浩久于兵事,倚以治军,委统巡防军十营于八月十六日任事。十九日武昌变作,湘日日数警,忠浩昼夜在公,图镇慑。九月一日驻省城外陆军议入城,混成协协统萧良臣遁,巡防军内应之,忠浩先数日卸巡防统领事,是日在抚署。变军叩署,城格偕出抚谕,势汹汹不可遏。要请湘抚为都督,诚格佯诺退,忠浩退至厅,事闻余抚穴墙逸。署火,即不欲行,护弁杨詠松挟自署侧又一村出,及门被执,问:降否?盛气应之曰:不降。及杨,杨犹欲与抗。忠浩叱之曰:吾死,职也。汝何为?杨乃漫以降应,跳赴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处求救而乱兵已拥忠浩行,以刀刺股及臂几遍,血流被身,忠浩闭目无一语,被拥至小吴门城楼遂及难。

   文章在之后历数其在戊戌变法以来在湖南的一系列作为,对于新政的诸般建设尤其着墨甚多,采矿、练兵都是黄忠浩参与的时务,皆做得有声有色。戊戌时黄忠浩与巡抚陈宝箴及新政时期的趋新巡抚赵尔巽、锡良、端方的合作无间,表现出黄忠浩既是忠于清朝的耿耿孤臣,亦是新政期间办事能干,思想趋新的能吏,绝非迂腐守旧或是一介武夫。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熊希龄特别指出:

   窃以为专制共和之递嬗,与历史易姓不同,毕命效忠,其义号为至狭。若忠浩者,事后追论其硁硁守义或不免昧于现今大势之嫌,然迹其视死如归,洵能不负所学,得之末流,有足多者。至其平日之筹谋公益,多关地方至计,尤属不能忘。(28)

此处特别强调,“共和”相对“专制”的进步,当与熊希龄本人一直赞成共和政体,在民初政坛上多有表现,一度出任国务总理有关,但这一政治态度并不影响其同情并肯定为清殉节的黄忠浩的行为。与此同时,他同样为反清而死难的自立军烈士申请立碑纪念。看似矛盾的行为其实在熊本人那里并不冲突。熊希龄与黄忠浩相交多年,在清末湖南政坛上同为参与新政的重要人物。在请求将黄忠浩宣付清史馆立传一年之后,熊希龄回湘期间还曾谒黄忠浩墓,并留下诗作,再次追忆两人相交事迹及黄忠浩死节的过程:“拜将仓皇矢靡他(公于清季慨念时局,欲以实业终老,辛亥八月以余抚友谊再三敦恳,勉总握军符,视事十余日即遭变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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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2017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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