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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荣:从治国到失国

——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更新时间:2018-12-11 14:38:53
作者: 薛小荣  
转化成为有组织的反对派行为。更何况,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历史与地理、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恩怨,突然充斥于整个社会的极端化情绪很容易滋养民族主义的心理仇视。而在各共和国民族精英崛起后,这种心理情绪迅速向政治性组织转变。当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共产党剔除出国家权力体系,使其不再成为国家——社会团结的政治纽带,当共产主义不再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性共识时,分裂的社会心理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鼓吹和煽动下,苏共和苏维埃历史就成为不可言喻的黑暗史,形象不再,凝聚不再,联盟的瓦解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结果了。

  

   第三,从领导力量来讲,戈尔巴乔夫缺乏主导改革走向的领袖能力。社会主义大国的改革,尤其需要既富有通达智慧,又具有政治操作能力,既善于把握局势,又能控制方向的政治领袖。就戈尔巴乔夫本人而言,他不是一个能够领导改革的合格的政治领袖;就戈尔巴乔夫的领导集团来讲,他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应对复杂局势并有极强应对能力的改革集团。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继承的是一个典型的苏联领导集团。由10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的最高领导集团: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总书记)、格里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库纳耶夫(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罗曼诺夫(书记处书记、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吉洪诺夫(部长会议主席)、谢尔比茨基(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耶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罗特尼科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索洛缅采夫(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除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索洛缅采夫外,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其他7名政治局委员都可以算是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时的“政治遗产”。除了戈尔巴乔夫外,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习惯于制度服从,有政治纪律,但却无政治理想;享受于各自的独立王国短于对社会危机的认知和反应。

  

   这样的领导集团显然不是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时可以依靠的“政治发动机”。尽管随后戈尔巴乔夫利用总书记的权威,通过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等人的增补,对政治局进行了更新。但是从政治局与改革整体走向来看,戈尔巴乔夫要想的团结一致的领导集团几乎从来都没有建立起来。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最初设想,利加乔和雷日科夫应该能够和他组成权力的大三角:利加乔夫负责党务工作,雷日科夫负责政府工作,戈尔巴乔夫则居中进行改革的战略谋划。从具体的政治实践来看,这个大三角从来都没有正常地运转过。在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三人之间,关于改革的分歧从来都没有断绝过。当“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浪潮席卷整个社会并使苏联共产党处于批评的风口浪尖时,主张稳健的利加乔夫很自然地成为党内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不满的干部们的领袖;利加乔夫影响的增大又让在党内处处掣肘的戈尔巴乔夫感觉到了权力的巨大威胁。在《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引发的巨大政治风波中,戈尔巴乔夫最终作出了抛弃利加乔夫的政治决定。在利加乔夫被迫退休后,政治局内已经无人有能力对戈尔巴乔夫进行劝说,更不用提批评了。

  

   在改革启动初期的政治局委员中,负责政府工作的雷日科夫是和戈尔巴乔夫相处时间最长的。从1985年初到1991年初,雷日科夫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见证者、亲历者和组织者。雷日科夫赞同戈尔巴乔夫要对苏联政治经济的全盘改革,但是雷日科夫希望通过改革把党的垄断权力转移到负责经济工作的政府手里。他的这一想法实际上是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设想相冲突的。在戈尔巴乔夫的整体改革计划中,从党的手中转移出来的权力不能简单地交给政府,而是要按照“三权分立”的设想进行权力切割。其中,立法权交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最高苏维埃;司法权交由苏联最高检察院和法院。但是在行政权是否要交给政府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是有巨大分歧的。按照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后采取的措施来看,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垄断行政权的超级大总统,政府只是贯彻总统意志和政策的具体执行工具。这种政治设计上的巨大分歧,迫使雷日科夫只能辞职。

  

   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的去职,并没有给戈尔巴乔夫带来改革的强劲动力。缺少了必要权力制衡的戈尔巴乔夫,集总书记和总统一身,看似拥有了苏联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超级权力,但是在面对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政治反对派和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裂势力时,戈尔巴乔夫的超级权力却由于他性格上的犹豫和不愿承担后果的心理让他束手束脚,从而坐视局势的恶化而无法采取有效手段进行积极应对。

  

   事实上,无论是在总书记体制还是总统体制下,戈尔巴乔夫都缺乏对领导集团的实际控制能力。这说明,戈尔巴乔夫是制度的产儿,而不是制度的领袖。当领导集团内部出现分歧与冲突时,戈尔巴乔夫有左右逢源的平衡能力,但却缺乏领袖的政治统驭能力。他总是利用总书记或总统的权威来更新领导集团,但是却高估了自己的实际领导能力。性格上犹豫不决和刚愎自用的矛盾混杂,使戈尔巴乔夫难以容忍不同意见。当利加乔夫等稳健派被迫去职,激进的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加入并对戈尔巴乔夫产生实质性影响时,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失去了修正改革政策的机会。看似整合了各方力量的领导集团,在戈尔巴乔夫这只政治弱鸡的带领下,在改革的道路上奔跑得越快,得到的结果却是南辕北辙。

  

   第四,从外部环境来讲,戈尔巴乔夫改革缺乏对冷战格局的理性判断。社会主义大国的改革之所以难,一方面固然在于国内问题积弊太深,改革难度大,另一方面则在于改革所要面对的外部环境风险莫测。对于苏联来说,外部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苏东阵营内部的东欧社会主义集团;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从东欧社会主义集团来讲,无论从党内高层还是社会大众中间,一直潜藏着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当戈尔巴乔夫宣称要进行改革的时候,如何处置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就成为必须要解决的现实政治问题。从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奉行干涉主义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就成为苏联处理与东欧关系的唯一政治原则——没有得到苏联的允许,东欧各国不得进行任何违背苏联意志的改革。现在戈尔巴乔夫自己要求苏联要进行改革,那么如何对待东欧各国的改革要求呢?戈尔巴乔夫的态度非常明确,东欧各国有走多样化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权利。当戈尔巴乔夫松开了对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政治捆绑后,东欧各国的改革却以背弃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为主要目标。当美国总统布什出访东欧各国后,抛弃共产主义的政治狂潮达到了顶点。面对东欧各国的改旗易帜和党内要求出兵镇压时,戈尔巴乔夫公开发表声明,苏联的立场是以“辛纳屈主义”取代“勃列日涅夫主义”。也就是说,允许东欧各国选择自己的未来发展道路。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是要用甩包袱的方式断绝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输血”,减轻苏联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压力。

  

   应该说,逐步放松乃至放弃对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控制,换取苏联自身造血功能的复苏和增强本来也是可行之路。但问题的关键就是,戈尔巴乔夫太急于甩掉这个“政治包袱”,以至有意忽略了东欧社会主义集团政治易帜后对苏联国内改革走向的政治影响。在西方媒体的刻意鼓吹和西方政要的频频诱惑下,戈尔巴乔夫越来越相信西方世界是能够像帮助东欧那样帮助苏联——为苏联提供紧缺的食物、改革所需的庞大贷款以及和平的外部环境。然而戈尔巴乔夫忘记了国际政治的本质——一切国家行为都是自身利益的现实反映。尽管冷战被覆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的意识形态外衣,但其实质还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全球战略利益的博弈。耽于全人类命运幻想的戈尔巴乔夫企图用温情脉脉的新思维认知体系来取代残酷冰冷的国家利益认知体系,希望通过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来获取改革所需要的善意帮助。但是意识形态和全球战略利益的巨大分歧,却使西方看到了趁此机会介入到苏联内部及其盟国事务的可能。当戈尔巴乔夫撕开遮蔽东西方的铁幕并誓言放弃武力之时,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倒戈也就成为自然的结局。

  

   获取了东欧阵营的西方世界并没有就此停止意识形态进攻的步伐。柏林墙的倒塌和齐奥塞斯库夫妇的被杀极具象征意义,因而成为西方用来恐吓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国内保守派的政治砝码。这是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后把改革的道路定向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当然,戈尔巴乔夫的退让妥协不仅是因为其政治性格的柔弱,还在于和他打交道的政治对手非常强硬。戈尔巴乔夫的不幸在于,当他要进行改革的时候,却恰恰碰上了冷战时期西方世界最强硬的国家领导人。里根、布什、撒切尔、科尔等西方首脑,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已经形成了政治共识:采取政治经济军事施压手段,不断加大苏联的国内困难并挑动其爆发;充分利用苏联的开放政策,用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大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拉拢苏联国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政治反对派领袖,在各方面对其进行政治声援(包括实际的经济资助);不断向戈尔巴乔夫允诺,会为其改革提供经济援助。如果说戈尔巴乔夫主导下的苏联此时已经向西方世界解除了从思想到组织的武器,那么里根和撒切尔却在此时重新武装了西方世界。无论是里根还是撒切尔,毫无顾忌地向全世界公开宣称,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要终结共产主义的邪恶政权!放弃了意识形态武装的戈尔巴乔夫,最终败给了重新武装了意识形态的里根、布什和撒切尔!

  

   从治国到失国,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①] 《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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