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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云南学者对中国农村发展理论的贡献

更新时间:2018-12-11 14:22:51
作者: 赵俊臣 (进入专栏)  
相对于现行的政府有关部门的单一管理,例如林业局(站)管护森林、自然保护局(所)管护自然保护区、土地局(所)管护土地等来看,社区村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进行自然资源的保护,具有人多、面广、势众的特点,将形成自然资源管护的“天罗地网”,对那些偷砍、盗伐、偷猎、盗用者可以做到随时发现、及时弄清、正确处罚,特别是可以起到强大的威摄作用,令不法者心惊胆寒,从而使保护落在了实处。

   共管组织运作的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一方面使贫困户有了创收的贷款支持, 另一方面基金利息成为共管组织持续性的经济基础。项目经验已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以内参报中央领导参阅,三年后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财政部联合在全国推广村基金扶贫模式。

   YUEP项目获得的荣誉有:项目实施的对中小学生进行环境教育做法,受到国家财政部当时的副部长表扬;项目运行被UNDP评为2004年度亚太区二等奖;总结项目经验的丛书(共6本)获云南省人民政府 “2005年云南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项目官员宋媛研究员、罗荣淮研究员分别获得中国银行业协会和花旗集团颁发的 2006年度、2008年度“微型创业信贷员奖”;项目外国专家乌莱旺•泰其涌教授获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2005年度外国专家彩云奖”。

  

   四、社区共管组织成员由村民组合竟选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证明,农民不仅有强烈的脱贫致富、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而且更有真正当家作主的要求。在通常情况下,人们都很关注选举的结果。但是,现代民主选举理论却告诉我们:选举的过程、程序本身比选举的结果更有意义,更加重要。这是因为,过程与程序不仅仅是选民的一种选择,更重要的在于它是训练人民民主能力、营造民主氛围、培育民主心理、造就民主习惯的“学校”或“操练场”,使人民真切地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无尚光荣。因此,每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不仅对于民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对于人民的教育也做出了贡献。

   2001年,云南省社科院经济所主持的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中国云南省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试验示范项目”,曾试验由村民直接选举管理自然资源的社区共管组织;2007年12月,云南学者曾组织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资助的广西金秀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与式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项目,也顺利进行了有村民直接选举村保护与发展协会成员的实践,实现了赋权于贫困山区少数民族农民的初衷。其程序和我国向性的村级选举不同的如下:

   一是成立村民选举委员会,由其主持本村保护与发展协会成员的选举和监督工作。

   二是海选候选人,而不事先指定候选人。

   三是直接票选,不搞“豆选”。

   四是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所谓竞选演说,就是在正式投票选举之前,参选者向选民发表演说,介绍自己如能当选后的行动,即施政纲领,并当场接受选民的质询。

   五是选举人秘密写票和排队投票。

   六是移植安徽社科院辛秋水教授发明的组合竞选制。村保护与发展协会会长选出后,由会长提名副会长、会计、出纳候选人,交由村民大会再次选举,即“组合竞选”。所谓组合竞选制,是指被推选的村保护与发展协会会长候选人需在张榜公布的候选人名单中自愿物色并组合其他共管小组候选成员,以“竞选班子”名义参加竞选。?

   七是协会“班子”组织讨论制定协会章程和村保护公约、基金运作方案等。

   选举结果,都曾出现现有个别村级干部如村委会主任、支部书记落选的情况。

  

   五、结合云南实际深入调研云南农村产权,有许多新发现

  

   农村产权问题是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重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有许多重大理论突破,其中云南学者结合云南实际,做出了独特贡献。

   早在1980年代国内大讨论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改革时,云南学者便对包干分配更有利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并在全国第一次“对农户责任田转包经营的探讨”。

   当国内学者的讨论从耕地转向非耕地产权时,云南学者走在了全国前列。例如,郑宝华于1990年代初期便关注农户林地使用权流转,1995年完成了中国集体林地使用权的私有化━━云南四荒使用权拍卖的个案研究;姚安县班刘办事处四荒拍卖追踪研究(林业与社会1998年第4期);“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经济学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云南省林地使用权的调查与研究(1999年); 中国西南地区林地使用权制度和森林资源持续管理研究(1999—2001年);景谷县林业分权政策与森林资源持续管理案例调查与研究(1999年);“我国农村集体森林资源产权模糊问题”林业经济2006年第8期;“云南农村民生水利建设研究”(云南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网2014年3月29日)等。

   在这些研究中,郑宝华及其团队的新发现,一是与国内学者一般都回避集体所有权、而专心在使用权方面做文章不同,认为土地名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实为各级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所有,产权与国家政权合一;二是森林资源产权模糊;三是国家投资、农户投工投劳营造的人工林,产权尚无界定;四是云南临沧工商资本下乡大面积种植桉树所引发一系列问题;五是把产权研究、农民主体性拓展到农村水权,指出“现有农村水利资源分配机制将农民排除在水利建设资源分配体制之外,农民没有水利资源的分配权,甚至没有参与权,当然就很难保证其所有权和使用权,收益权因此受到很大限制;六是把产权与使用化肥农药联系起来研究。

   赵俊臣团队完成的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民族地区农地林地流转中的问题与解决对策——以云南省为例》发现;一是在全国最早一批提出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的“三权分置”;二是基层政府官员对土地确权并不积极;三是云南农户家庭种植甘蔗也可以实现规模经营;四是政府不宜为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兜底”。

  

   六、反贫困研究中的新发现、新概括

  

   1990年初,经国务院扶贫办批准与安排,国际基金援助中国农村的第一个大型项目“云南省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与推广项目(云南扶贫项目,YUM项目)” 及其它一批扶贫项目启动,在国际专家帮助下,云南引进一批国际上流行的扶贫理论与经验:一是扶贫到户及识别贫困农户的方法。二是对贫困原因的概括;三是系统回答小额信贷高利率的真正原因和精准扶贫等。

  

   (一)怎样把贫困户界定出来?

   我国扶贫初期,确定贫困农户状况的主要指标是人年均口粮和纯收入。而确定各农户情况的普遍方式是村干部指报。村干部在指报时,由于较少有村民参与讨论与监督,估报、谎报、漏报现象便不可避免地出现。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的学者,1989年承担了云南省政府举办的云南省贫困县级腿品规划培训班,特别是1997年承担了省政府举办的小额信贷培训班的任务,以及教学和管理办法、财务制度、会计制度的起草工作。在编写培训教材时,我们认真学习借鉴国际上的识别贫困农户的方法以及流行的参与性农村快速评估技术(PRA),并总结国内杜晓山教授扶贫合作社的实践,而且充分听取参加培训班的云南省扶贫第一线基层官员的意见,总结并推荐出识别一个村社中需要扶持的绝对贫困农户及其扶持内容的三步矩阵评价法:

   第一步,在选定的村庄里,由全体乡干部、村社干部和随机抽样的本村庄20% 村民,分别请他们列出本村庄最贫困农户的名单,并且让其从最贫困者开始排序,从而得出一个该选定村需要扶持的绝对贫困农户的矩阵表,分析此表就可以得出该选定村庄需要扶持的绝对贫困农民的名单。

   第二步,随机抽样到已经确定的绝对贫困农户家里访贫问穷。在实地观察贫穷农户家庭住房、收获粮食、养殖业、穿着等详情的基础上,召集该家庭成员, 经过予先设计的贫穷指标的讨论,让各人对本家庭贫困程度指标排序,即可以了解该农户贫穷的类型与程度。

   第三步,让该访贫问穷农户家庭各成员(不能仅仅是男主人)对自家脱贫致富的门路,进行讨论,在一一列举出来之后排列顺序,得到第三个矩阵评价表,分析该表就可以得出该农户脱贫致富所需要的扶持项目与条件。

   实践中,有的地方把识别方法归结为“一看房,二看粮,三看有无读书郎”,颇为形象。

  

   (二)不同意当时公认的贫困原因的概括

   扶贫初期,官方以及社会认定的贫困农户贫困原因是所谓的“懒惰”、“愚昧”、“素质低”等。经过深入研究,云南学者揭示出贫困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没有给予贫困者公平的发展机会。贫困农民与城里人一样是理性的、精明的、只要给予一定的发展机会他们就会抓住并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

  

   (三)回答小额信贷高利率的真正原因

   在扶贫到户中最有效的当属小额信贷。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杜晓山教授及他创办的“扶贫经济合作社”,首次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尤纳斯教授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引进中国,先后在河北省易县、河南省虞城县、南召县和陕西省丹凤县进行试点,实现了把信贷扶贫资金直接送达中国贫困农户的先例。

   1997—1998年,云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受云南省政府委托,和声扶贫办一起主持“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引进、培训与实践”。 当时国内许多人对小额信贷的运作模式不理解,包括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高鸿宾,就曾亲手否定了小额信贷的高利率等。针对此,云南学者先后发表文章,为小额信贷辩护,指出,贫困户之所以愿意接受并欢迎高利率呢?其中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低利率轮不到他们,高利率才把富人和强势人群排除在扶贫活动之外,这是中外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普遍经验。这是因为,大户、村干部和富人等强势人群,当然也是要发展家庭经营的,他们需要的贷款可以轻而易举的从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而且利率没有小额信贷的高;反过来说,小额信贷实行高利率,他们如果大脑思维正常,也就不会看上眼了。由此而来,大户、村干部和富人等强势人群看不上了,那么,高利率的小额信贷也就留给了贫困户使用。实践中贫困户在使用高利率的小额信贷的过程中,还自然而然的养成了一种与先富裕起来的人群一样的尊严。

  

   (四)系统论述精准扶贫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来到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郑宝华在《社会主义论坛》2017年第5期发表“资源配置精准是精准扶贫的当务之急”,分析了当前扶贫的三种模式即“自助餐式”、“需求响应式”、“参与式”,指出“只有让贫困人群成为扶贫开发的主体,并让他们成为扶贫资源配置的决策者、项目实施者和最终受益者,才能使扶贫开发具有可持续性,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准扶贫。”

  

   由于水平和资料检索所限,不妥和遗漏肯定不少,我期待着指正和补充。

  

   参考文献

左停、郑宝华、赵鸭桥编:农村发展中的社会科学方法,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资助的中国贵州项目培训教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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