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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莹:共享经济用工关系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

更新时间:2018-12-11 01:20:58
作者: 于莹  

   【摘要】 随着共享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共享经济的用工关系给既有劳动关系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鼓励共享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认识和规制共享经济的用工关系需要以认识当前“共享经济”的语域为起点。当前“共享经济”的语境中其实包含着典型共享经济和非典型共享经济两个类型,据此探究,共享经济应存在三种用工形态,对其进行劳动关系的认定时需有紧有松,分别认定为劳务关系、零工关系和劳动关系。以此从劳动和社会保障两个角度分别进行相适合的法律规制当是兼顾共享经济发展与防止新类型经济规避法律,实现社会进步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相协调的合适路径。

   【中文关键词】 共享经济;用工关系;类型化;法律规制

   【全文】

   目次

   一、当前“共享经济”语域下的混乱与厘定

   二、“共享经济”的用工形态

   三、“共享经济”用工关系的认定

   四、“共享经济”用工关系的法律规制

   五、结语

  

一、当前“共享经济,,语域下的混乱与厘定

  

   共享经济,又称分享经济,最早于1978年由美国教授琼•斯潘思和马科斯•费尔逊提出。[1]而真正付诸实践的,一般认为是美国人罗宾•蔡斯。[2]从此,共享经济开始发展起来,之后随着Airbnb和Uber的相继出现,共享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然而,共享经济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对于共享经济的认识也是观点纷纭。罗宾•蔡斯认为共享经济应该是一种协作经济(collaborativeeconomy),其核心要点在于:利用过剩产能、利用科技建立共享平台和个人的参与。[3]雷切尔•博茨曼和路•罗杰斯总结共享经济(原文使用“协同消费”概念)的四大核心原理为聚群效应、闲置产能、社会公共资源、陌生人之间的信任。[4]蒋大兴教授和王首杰博士主张“共享经济是透过社交网站线上服务,基于非商主体之间获取、给予或分享商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5]。卢卫先生提出共享经济是伴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应用而兴起的,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使用而非拥有产权为基础,通过以租代买等模式创新,实现互通有无、人人参与、协同消费,充分利用知识资产与闲置资源的新型经济形态。[6]

   可见,中外学者对共享经济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各有侧重。笔者认为既有对共享经济的研究可以在四个方面达成共识:第一,共享经济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平台;[7]第二,实现供需双方的点对点(peerto peer)的对接;[8]第三,共享经济利用的是已有的闲置资源或者过剩产能;[9]第四,对于资源仅是使用或者利用而不要求“所有”[10]。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多数研究均强调共享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应该是利用的资源是闲置资源或者过剩产能。正如罗宾•蔡斯明确指出:过剩产能是人人共享平台向外界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关键。[11]亚力克斯•斯特凡尼强调:共享经济的价值在于为社会团体重新分配过剩产能。[12]腾讯研究院认为:共享经济是公众将闲置资源通过社会化平台与他人分享。[13]蒋大兴教授和王首杰博士解释共享经济的交易标的一般为闲置资源。[14]《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15]也指出:分享经济对分散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化解过剩产能,将有效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可以说共享经济对其利用资源的特别要求反映了其“共享”的实质。而所谓“闲置资源”或者“过剩产能”,其“闲置”一定相对于有工作或者运行状态的“在用”状态而言,强调既有资源的闲置,为“共享经济”而投入的新产能,既不是闲置资源也不是过剩产能。具体而言,对于“物”来说,应该是本身为人所占有,具有相对固定的用途,但存在闲置的时间或者空间;对于“人”来说,应该是本身有工作或者有自己的主业,但是有闲置或者空闲的时间来通过提供劳动或者技能进行服务。比如,每位单独驾驶的司机车内,还可以搭坐三位或者是更多的乘客。这就是利用过剩产能的最佳例证。[16]这也是对闲置的人和物的双重利用。

   而今谈起共享经济,言必称Uber、Airbnb、Lyft、中国的滴滴、摩拜单车等独角兽企业,会谈及共享经济早期的租车平台Zipcar、按需劳动平台Task Rabbit,也会谈及众多共享类型,如共享充电宝、共享厨房、共享家政以及最近悄然流行的共享按摩椅和共享唱吧KTV等。然而,笔者发现在当前“共享经济”语域下,我们习惯用以指代共享经济的平台企业的产生与发展却并非如我们对共享经济的想象。Uber成立于2009年,但直到2013年,还从没有说自己是共享经济的一部分。[17]早在2014年阿姆斯特丹市议会研究表明,Airbnb在该市有“大量专业的、拥有多个房产的业主正在提供服务”,同时“有私人投资者购买了有吸引力的房产对外出租,”[18]。滴滴创立之初是试图通过移动互联网解决出租车出行的供需匹配,初期的专车司机皆为业余载客的有车司机。[19]而共享单车更是从创立之初即由运营商出资购买自行车来运营。[20]总之,我们常常拿来举例的共享经济巨头们要么先天缺少、要么后天弱化了“利用闲置资源或者过剩产能”的特征。这不免出现当前“共享经济”语域下的混乱,让我们思考当我们谈论“共享经济”时,到底在谈论什么呢?

   对于这一变化,汤姆•斯利甚至不无警惕地认为:“共享经济是一种运动:为了放松管制而发起的运动。大的金融机构以及有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基金正抓住机会,挑战世界各地民选政府制定的规则,并按照他们自己的算盘来重塑城市。”[21]比如前述“滴滴打车”,就通过新技术“植入”和“嫁接”的方式,改写了现有的出租车管理规制。[22]不得不说,当前“共享经济”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美国阿斯彭研究所就认为,共享经济通常指围绕一个技术平台,促进商品、资产和服务在不同个体和动态领域集合间的交换。[23]《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中指出“共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24]这里面蕴藏的巨大利益,使得许多传统企业借助新技术、新业态进人该领域“跑马圈地”,所以现阶段“泛分享经济”[25]的趋势明显。而这种趋势主要是表现为弱化共享经济资源的闲置性要求,转而更强调共享经济能更充分地实现物的使用权造成的。也因为这样的变化,使得共享经济企业更加类似于传统租赁行业的互联网化,表现为一种平台经济[26]的特征。

   就此,当前“共享经济”的语域下,存在这一词汇使用上的泛化和混淆,应该予以厘定。笔者认为,应该按照是否“利用闲置资源或者过剩产能”为标准,将新的经济形态划分为典型共享经济和非典型共享经济。将坚持利用闲置资源或者过剩产能的共享经济模式认定为典型共享经济;而将非利用闲置资源或者过剩产能,扩大了提供的资源范围,强调充分实现资源使用最大化的共享经济模式认定为非典型共享经济。唯有如此,才能认清当前的共享经济。典型共享经济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已有闲置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才最有利于有效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化解过剩产能,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发展模式。[27]因此典型共享经济最值得鼓励、最应该促进其发展。因为典型共享经济面临资源分散、有效对接困难以及人与人的信任不够等问题,应该给予更多支持。反观非典型共享经济,借助互联网平台极大地扩展了供求两侧的精准对接,但是内容上仍然是传统的自身聚合资源而后对外租赁的模式。正因为如此,Uber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公司,[28]共享单车摩拜的估值也高达百亿。[29]从这个角度看,非典型共享经济非但不需要保护,甚至应该与实体传统行业承担同样的责任。但是,非典型共享经济减少了搜寻成本,从而创造了一个真正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有效市场,化解了信息不对称,[30]为柠檬市场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31]非典型共享也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从鼓励创新的角度确实也值得提倡和鼓励。因而,虽然非典型共享经济突破了共享经济资源使用上的要求,但还是可以在“共享经济”的范畴下予以讨论。

  

二、“共享经济”的用工形态


   正如美国阿彭斯研究所的报告所认为的,分享经济型公司可分为促进财产或空间交换和劳动交流两个方面。[32]而当共享经济企业从事的是“劳动交流”方面的业务时,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也很棘手的问题—共享经济在用工过程中与劳动提供者的关系如何认定,这是共享经济给既有社会治理体系提出的新的挑战。笔者认为,在认清当前“共享经济”的实际情况下探究其用工形态,有助于认识共享经济的用工关系,进而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而认识共享经济的用工形态可以从当前“共享经济”的不同类型着手。

   (一)典型共享经济的用工形态

   典型共享经济强调的是利用闲置资源,对于“人”来说,就是有工作或者有自己的主业,但是有空闲时间利用劳动或者技能提供服务。因此,典型共享经济下,可能是劳动提供者在Task Rabbit上偶尔接了一单维修水管或者电路的任务,可能是劳动提供者上班途中在Uber上接了一单搭车的任务,也可能是劳动提供者过年回老家在滴滴顺风车业务中寻得同往老乡的活动等。因而典型共享经济下的劳动提供者一定是零散化的、非专业的、非全职的,典型共享经济的平台应该是劳动提供者借助共享经济平台收集和获取信息、对接需求的平台,该种共享经济的用工形态应该表现为劳动提供者非正式的、非固定的“打零工”的形态。

   (二)非典型共享经济的用工形态

   然而,当曾经属于上述“闲置资源”范畴的劳动者专门从事共享经济某一项服务,即闲置劳动力资源在共享经济中专职化时,比如58到家的劳动提供者专职从事平台上的家政服务,在这个领域内便不再是“闲置资源”,而转化成了“在用资源”。如果共享经济企业专门招募劳动者从事其主营业务,毫无疑问,更不属于“闲置资源”的范畴,如滴滴出行推行的滴滴快车和滴滴专车业务,很多司机来自社会公开招募。[33]因此,非典型共享经济的用工形态不能一概而论,大体上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劳动提供者专职化的、固定化的“打零工”的形态;另一种则是劳动提供者专职化的、固定化的工作形态。

   如果劳动提供者不再是利用工作或者主业外的闲暇或者空闲时间从事共享经济活动,而是将自身主要的时间、精力投入其中的话,则表现为“闲置劳动力资源”的专职化。这恰好是由共享经济的零工工作形式而阐发出的“零工经济”[34]概念所蕴含的情形。此种情况下技能型劳动者会是鱼和熊掌兼得的大赢家,[35]因为劳动提供者既能获得工作,也能够获得时间上的灵活与自由。例如共享出行的司机从原来的空闲时间从事此类工作转变为专职化的从事共享经济按件式的、接单式的劳动。此时的用工形态即应当表现为劳动提供者专职化的、固定化的“打零工”的形态。这种形态是典型共享经济用工形态向专职化发展的结果。当前共享经济在解决产能过剩行业工人再就业方面的作用开始显现,正是通过的这种用工形态。

数据显示,滴滴出行平台已经为去产能行业(煤炭、钢铁、水泥、化工、有色金属等)职工提供了393.1万个工作和收人机会,为复员、转业军人提供了178万个工作和收人机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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