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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建文 李培林:后西方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学

更新时间:2018-12-11 01:02:23
作者: 尉建文   李培林 (进入专栏)  
而现在社会关系的研究则被置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脉络之下。由于社会资本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研究相契合,社会资本现已发展成为近二十多年中国社会学的重要议题。社会资本的本土化研究已经对西方经典的理论和研究提出了异议和挑战。

   在西方社会资本与求职的研究中,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力量”的研究影响甚广。社会行动者的机会受制于他们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弱关系分布范围很广,比强关系更可能充当跨越社会界限的桥梁。弱关系的特点是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能为求职者提供非冗余性(non-redundancy)信息,从而有利于个体的求职与社会流动(Granovetter,1973)。而中国社会是一个以“人情回报”、信任、义务为特征的社会,更经常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强关系”获取工作机会更为有效。此外,求职者使用间接关系比直接关系更可能得到较好的工作。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通过中介者建立了间接的关系,中介者与他们是密切的而非弱的关系。在中国的工作分配制度时期,强关系的作用更为显著(Bian,1997)。

   “结构洞”是西方社会资本理论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博特认为,“结构洞”能够为其占据者获取“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提供机会,从而比网络中其他位置上的成员更具有竞争优势。结构洞对个体职业流动和晋升具有重要影响(Burt,1992)。但基于中国的研究发现,在中国以集体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文化和以高度承诺为特征的组织文化中,结构洞的优势并不存在。为占据第三者的地位而努力保持结构洞的存在,甚至阻挠其他两者联系的行为,在强调合作文化的高投入企业中,并不能促进企业和个人绩效的发展。相反,优秀的企业应该在管理中鼓励员工去努力填补“结构洞”,使员工之间尽量保持相互联系、相互沟通的状态,通过增进团队合作的方式来促进企业和个人绩效的良性增长(Xiao & Tusi,2007)。

   在个体层面,社会资本测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挖掘”出嵌入在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林南等人提出的定位法不仅可以测量社会资本中的结构位置,也能够测量网络中的资源,是非常有效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定位法测量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使用网络中职业的声望来计算个体社会资本(Lin & Dumin,1986)。但这种做法在中国社会应用的合理性是值得推敲的。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权力、财富和声望是三种不同的社会资源,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理论上来看,权力比声望更具有资源的意涵。尤其在中国社会与文化背景下,由于中国的“官本位”传统以及社会转型的综合影响,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一直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社会,职业权力与职业声望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职业权力计算出来的社会资本无论在信度和效度方面都优于基于职业声望计算出来的社会资本(尉建文、赵延东,2011)。

   目前,“关系”一词已经进入了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关系社会学已受到国际社会学界的重视(Emirbayer,1997)。一方面,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的关系主义现象并不一定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关系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不应是中国独属。另一方面,中国关系主义的一些文化本土性概念,都可以用现有的社会网络概念进行改造,使其具有更高的可测性和文化之间的可比性,从而能够进入更广泛的学科话语体系(Wellman,2002)。为此,中国的关系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必须最大限度地容纳、修订、改造相关的社会学概念,使其成为世界的关系社会学的蓝本(边燕杰,2010)。

   冷战结束以后,历史实际上并没有以某种发展模式的胜利而宣告终结,历史在重新开启。各种替代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策略始终存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谓发展模式实际上都是嵌入到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受到特定的结构约束条件而形成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世界再次关注“东方”。基于中国实践而形成的“中国经验”,在世界范围内使人们重新思考和审查历史发展前景的可能性。

   中国的社会巨变以及形成的“中国经验”,必定会对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产生影响。中国社会学有责任向世界解读中国社会的变化,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社会学要以人类关于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共同的知识财富为基础,系统而全面地了解国外社会学发展的各种趋势,把握住国际上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前沿问题。要善于理解和辨析各种不同的理论学派观察社会现实的视角和方法,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学界共同的知识积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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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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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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