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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建文 李培林:后西方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学

更新时间:2018-12-11 01:02:23
作者: 尉建文   李培林 (进入专栏)  
而应考虑其嵌入的社会、历史、制度和文化背景(Hann,2007)。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促发了学者们努力摒弃产权研究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试图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产权”概念进行恰当的文化翻译,建立和完善一套产权跨文化研究的话语(Stark,1996;周歆红,2016)。

   在中国转型经济社会中,经济改革中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经济”起点不同。非市场机制的交换活动普遍存在,产权变革被嵌入在各种制度基础之上(周雪光,2005)。西方排他性为主导的产权理论,在解释中国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时遇到了挑战。“产权模糊”的乡镇集体企业,在中国改革之初曾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功(李稻葵,1997),但“产权明晰”并没有能够解决乡镇集体企业后期改制中存在的诸多实践难题(折晓叶、陈婴婴,2005)。近年来,中国社会学家基于本土经验和实践,提炼出有别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产权概念,并建立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假说,名之为“产权的社会视角”(曹正汉,2008)。

   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混合产权和关系产权。倪志伟最早提出了企业“混合型产权”在中国转型经济过程中的意义。他认为,在中国经济中,政治权力和市场机制是相互并存、相互竞争的资源分配机制。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复杂,交易成本高。混合型产权则是企业克服不完全市场所产生的各种问题、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Nee,1992)。刘世定对“产权”这一概念及其分析框架在中国问题上的概括力和解释力提出质疑。他根据乡镇企业研究的经验,提出了“占有”的概念,并从三个维度对占有制度进行了分析。随后,他又提出了“关系合同”的概念,认为合同只部分依靠于法律体系,部分则嵌入于人格化的关系体系之中(刘世定,1999;2003)。周雪光则着眼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即与其他组织、制度环境或者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稳定的交往关联,进一步提出与经济学“产权是一束权利”不同的“关系产权”概念。“关系产权”强调“产权是一束关系”这一中心命题,从而提供了一种与经济学产权理论不同的全新思路,在中国社会产权制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周雪光,2005)。

   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集体产权或共有产权。其研究的出发点依然是模糊产权,但他们却展示出事物的另一面——虽然当事人的权利在法律上是模糊的,却在事实上有着相对清晰的界定。其研究主旨可以概括为“产权的社会建构逻辑”。所谓“集体产权”,其实是社区内一份隐性的、非正式的“社会性合约”。这类合约主要不是依据法律来达成,而是各方当事人依据广泛认同的公平原则,在互动中自发建构出来的(申静、王汉生,2005)。“社会性合约”之达成,所依据的公平原则主要有生存原则、“划地为界”原则、成员均等原则、谁投资谁受益原则。

   中国社会学对产权“社会视角”的研究,揭示了产权安排在国有和私有之间、经济活动组织方式在企业等级制和市场网络制之间、社会管理方式在“单位”和社区之间,实际上都存在着连续谱的多样性。在中国社会,产权界定规则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要根据特定社会结构的约束条件来理解产权界定规则及其多样性,这就修正了“集体产权是模糊”的认知,有助于深入揭示中国实际的产权改革逻辑,也促进了产权社会建构理论的发展。

  

三、单位制与国有企业

  

   中国的单位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与西方市场经济下的产业组织有着显著区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单位”研究成为中国社会学中颇具影响力的研究领域。单位组织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独特的两极结构: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的单位组织。国家通过单位实现资源分配和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路风,1989;李汉林,1993)。

   中国“单位”组织界定和研究主要存在两个视角。一方面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出发,强调政治体制特征与社会控制,把单位看作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对由一个个“单位”构成的单位体制及其变迁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从微观组织内部运行机制入手,对“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进行研究,强调“单位”是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化组织。单位代表组织成员利益,满足其基本需求,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左右和控制他们的行为(李路路等,2009;李汉林,1993)。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单位制的组织形态和功能都在逐步弱化,但以单位组织为主导的基本结构格局在短时期内还不会彻底改变。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并存,两种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李汉林,2008)。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单位组织”,除了具有其他西方国家国有经济的一般特征以外,还具有中国独有的制度性特征。作为单位组织的中国国有企业不但承担经济功能,也承担社会和政治功能。国有企业为实现其非经济功能所付出的成本,就被称之为国有企业的社会成本。其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福利供给的成本,包括潜在福利和显性福利。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逐渐走向成本收益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其自行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加强。但其单位组织的性质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强化;其福利供给的功能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张,使其社会成本大幅上升。国有企业社会成本理论解释了国有企业在推行市场化体制改革和生产率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主要效益指标却在恶化,从而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李培林、张翼,1999)。

   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下岗”是中国国有企业在就业体制市场化转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与西方社会的“失业”有着显著差异。“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人力资本失灵”的现象,则直接挑战了西方社会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自从人力资本理论被提出以后,国内外无数的研究都证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个人的人力资本与其工作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对一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Schultz,1971)。在中国社会市场转型时期,人力资本对劳动者的收入回报在逐渐上升。但对中国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研究发现,与常规人力资本理论的推论相反,在下岗职工的收入决定、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等方面,存在着“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即下岗职工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提高其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态度的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在市场转轨和产业结构改造的大转折时期,市场的知识需求和职业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下岗职工人力资本的断裂。在人力资本失灵的情况下,不是穷人更容易采取激烈的行动,而是人力资本失灵严重的穷人更容易采取激烈的行动(李培林、张翼,2003)。

   中国社会学家对“单位”组织和国有企业的研究,揭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国家、企业和社会的独特互动关系,总结了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期企业组织的运行逻辑和基本规则,拓展了西方组织研究中的社会成本理论,挑战了西方社会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丰富了市场转型时期的组织理论。

  

四、社会分层与社会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分化加剧,社会分层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在社会学研究中,“中产阶级”始终是一个具有持久魅力但又存在诸多争议的概念。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各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白领”阶层的扩张,专业技术阶层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职业是西方社会识别中产阶级的主要标准。在中国,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规模和政治态度等问题都还具有很大争议。第一,中国社会学家们更多地强调“中等收入阶层”概念。中等收入阶层内涵丰富,是一个生活质量的概念,是一个收入分配的概念,是一个反映城乡结构的概念,是一个反映社会职业结构的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具有国别的概念(李培林,2003;李强,1992)。第二,在西方社会,中间阶级认同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被视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社会冲突的“缓冲层”。而在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意识更为复杂。中间阶层对当地政府工作满意程度的评价较低、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较差、社会公平感不高,对未来社会发生冲突的心理感受也最强烈。中产阶层的社会批判意识渐趋显化,其政治态度也并不保守,具有相对较大的社会改造风险(张翼,2008)。

   在阶层认同方面,中国社会学家研究发现,一方面,城乡居民的收入、教育、职业和消费等各项主要的客观分层指标与阶层地位认同之间的关联强度并不大,这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一致。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民众普遍认同社会“中层”的情况不同,中国民众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不一致的现象更为突显,且存在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李培林,2005)。这种阶层认同向下“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都在55%以上,有些国家甚至高达70%以上,而这一比例在中国的大城市却仅为46.9%。第二,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数相对较多。中国城市公众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低于5%,但在中国的大城市比例达到了14.6%,比例之高是很罕见的(李培林、张翼,2008)。

   在社会态度的研究中,作为大规模移民的主体,农民工积极的社会态度颇受关注。在西方国家,大量人口的迁徙对缺乏劳动力或人才的国家有利,但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诸如恐怖袭击、犯罪率升高、民族冲突、社会安全和文化冲突等。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这一问题更为严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的移民潮主要是“民工潮”。西方学者一直对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表示担忧,把进城的农民工视为对社会稳定的一种威胁。但研究已经表明,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而不是社会稳定的破坏者。与城市工人相比,农民工的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但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总体社会公平感、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都高于城市工人,同时其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的感知则低于城市工人。中国的农民工之所以持积极的社会态度,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向上走的利益曲线,他们更容易把农民作为比较的参照体系。他们不是与社会横向利益比较,而是与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因而更显著地遵循历史决定逻辑,而不是经济决定逻辑(李培林、李炜,2007)。

   中国数亿农民工进城这种大规模的内部移民,因经济社会地位、人际关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社会认同和社会整合问题,表面上看与国际移民产生的问题有相似之处,但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这对我们思考现实的社会融入问题有重要的启示。

  

五、社会资本与关系社会学


社会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传统议题。与经济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不同,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通常是指社会关系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以往社会关系的研究,总体上是在现代化的框架下展开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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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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