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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法兰:《世界人权宣言》的缔造者

——埃莉诺·罗斯福,查尔斯·马立克,张彭春,约翰·汉弗莱和勒内·卡森

更新时间:2018-12-09 23:36:23
作者: 麦克法兰  

   译者:化国宇

   摘要:  《世界人权宣言》创制过程中五个关键的声音代表着非常不同的文化。埃莉诺·罗斯福,人权委员会主席,拥护的是美式的权利观念。黎巴嫩的基督徒查尔斯·马立克,委员会报告员,希望《宣言》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基础之上。委员会副主席张彭春则试图将中国古代哲学理念注入《宣言》。在哲学上的分歧并没有阻碍他们与法国代表勒内·卡森和加拿大代表约翰·汉弗莱一道献给世界一份属于全人类的伟大的人权宣言,他们的工作和成就理应被铭记。

  

一、创制《宣言》


   1945年6月,创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闭幕,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其闭幕演说中曾预测,《联合国宪章》通过之后,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期待一份能为所有在场国家接受的国际权利法案的形成。正如各国之权利法案为该国宪法的组成部分一样,这份权利法案也将会成为国际生活之重要一部。[1]《联合国宪章》第68条指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立一个委员会来推进入权,并且众所周知该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创制一项全人类的权利法案。

   创制一份权利法案的动因来源于很多方面。著名的科幻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撰写了一份权利法案的范本,国际劳工组织、世界政府联合会以及国际法学研究所也都提出了自己版本的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恐怖记忆极大地加剧了这一动因。在美国,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和美洲法学会起草了草案。在英国,国际法学家赫什·劳特派特(Herech Lauterpacht)出版了一份《人权国际法案》,提倡权利法案和人权的国际保护。古巴、智利和巴拿马等国已经准备了一份草案范本,期待能够在旧金山会议上作为联合国宪章的一部分予以通过,尽管最终没能如愿。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1946年创立,并于当年1月份开始工作。在接下来的两年之中,委员会起草了法案的草案,争论人权哲学,互相抨击对方的人权纪录,针对几乎每一个短语进行辩论和投票,并且多次重新起草了法案。有时,他们工作起来相当融洽,也有时,他们的分歧和敌意几乎要倾覆全部的努力。但是当起草过程结束时,他们给世界带来了《世界人权宣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各国通过了一份适用于全世界所有人的人权愿景。埃莉诺·罗斯福把它看作全人类的人权宪章,勒内·卡森将它描述为人权斗争漫漫长路的里程碑和人道主义希冀的灯塔。[2]

   在人权委员会长达两年的工作中,找出贡献最力者并非易事。即便在诸多方面顽固阻挠的苏联代表也贡献了有益观点。尽管如此,在创制《宣言》过程中有五位成员的贡献要超过任何其他人,他们是埃莉诺·罗斯福,查尔斯·马立克,张彭春,约翰·汉弗莱和勒内·卡森。

  

二、罗斯福夫人被提名


   埃莉诺·罗斯福是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她被公认为是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关键性人物。她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参加1946年1月在伦敦举行的联合国第一次大会,此时距她的丈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离世仅仅数月。她曾是一位备受拥戴的第一夫人,她在大萧条期间倾听美国穷人疾苦,遍访慰问战争中受伤的士兵,是民权的积极倡导者,并且还撰写了广受好评的报纸专栏——《我的一天》。因此,她的任命被看作一种象征性的对离世总统的致敬。

   每位美国代表团的成员,甚至包括罗斯福夫人自己,都怀疑她是否有足以应对使命的政治经验和觉悟。她之所以被委任到第三委员会,即社会、人道和文化事务委员会,部分原因是她对此感兴趣,但也是由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认为第三委员会在联合国七个主要委员会中是最不重要的,在这个地方她能造成的损失最小。

   不久之后,众人,包括罗斯福夫人自己,发现他们低估了罗斯福夫人的能力。让第三委员会最头疼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欧洲数以百万计的战争难民。曾在战前担任过苏联肃反运动主控官的苏联代表,主张这些难民应当被遣返回国,逃避遣返的则应被视为犯罪。罗斯福夫人发表了铿锵有力的演说以捍卫难民迁徙的权利。第三委员会赞同这一主张,并拒绝了苏联代表的提议。罗斯福夫人很快还发现邀请代表们到她的寓所参加非正式的茶会,是一个密切沟通,获得支持并且在争议事项上达成一致的好方法。这种茶会在之后两年的《宣言》磋商过程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在她看来,通过茶会的方式经常能比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取得更大的进展。人们很快还发现罗斯福夫人非常善于掌控事务细节。她在美国人民和联合国代表之中的地位得到快速提升。

   4月份,罗斯福夫人被任命到一个9人工作组筹备常设人权委员会,并被工作组选为主席。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为整个人权委员会的构成和职能提供建议。工作组推选了一个由18位成员组成的人权委员会,其中囊括了所有大国和来自世界各个地区的代表。

   委员会于1947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全体一致同意选举罗斯福夫人为主席。至此,所有人都认可她具有的担当、人格和必要技能将足以承担这项关键任务。此外,她的智慧、努力和镇定,她的仁慈、真诚和建立信任关系的能力,不掺杂个人恩怨、对人权的信仰、对人的尊严的信念以及人道主义精神都受到代表们的推崇。

   一位作家在当时说,罗斯福夫人已经越来越被公认为作为一个高尚无私的人。他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她从来不关心自己能否得到什么,既不自我彪炳也没有个人野心。[3]正是这些品质的结合,使她赢得了普遍的尊重。

  

三、拓宽哲学视野:张彭春(Peng-chun Zhang)与查尔斯·马立克(Charles Malik)


   在人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彭春当选为委员会副主席,黎巴嫩代表马立克被任命为报告员(其任务是准备委员会的官方会议纪要)。罗斯福、张彭春和马立克三人在漫长的起草过程中构成了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他们分别拥有迥异的哲学背景。罗斯福夫人具备的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式政治思想和哲学。张彭春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专家,常常在会议上引用孔子或其他中国哲学家的名言。马立克则是生活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交接处的阿拉伯人,他是一名东正教徒。

   张彭春在学生时代就十分聪慧,曾获得美国奖学金赴美留学。1921年,他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要专注于对中国的研究。作为南开大学教授,他是中国最受尊敬的教育家之一。1937年日本侵华时,张彭春被迫离开中国,并担任中国外交官。他的首要任务是让美国和欧洲意识到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戕害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20世纪40年代,他曾担任中国驻土耳其和智利大使。在国外期间,他以传教士般的热忱帮助其他国家的人理解中国文化。[4]在委员会期间他仍秉持这股热忱,时常把源于亚洲文化和传统的洞见引入讨论之中。

   查尔斯·马立克在黎巴嫩度过了大学时代,期间学习数学和物理。此后学习哲学,先是在开罗,之后在德国短期学习并师从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由于意识到纳粹的恐怖本质,在希特勒掌权后不久他便离开了德国,并于1937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张彭春和马立克被认为智力上的天才,是人权委员会中最为聪明的两个人。然而,他们在哲学上却是截然两端,很少能够达成一致。[5]这两个人在哲学上的争锋贯穿他们在联合国的工作。他们的知性主义往往引发演说和辩论,实际上延缓了委员会的工作进程。在第一次会议上,马立克说,他的哲学训练表明在提出人权问题时,我们也在提出一些基本问题,什么是人?……人仅仅是社会存在?人仅仅是一种动物吗?人仅仅是一个经济的存在?[6]当张彭春引用中国哲学(如孟子告诫执政者为善政),马立克则以新约中有类似含义的经文回应(如罗马书12章21节,你不可以恶制恶,反要以善胜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能够和谐相处,并且他们的共同工作为制定《世界人权宣言》做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另外的一些分歧也显现出来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代表炮轰个人主义理念只是服务于统治阶级,而不是从每个人的利益出发建构社会。马立克,一个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批评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可能导致人的个性和一些根本不可侵犯的特质丧失。[7]马立克强烈批判苏维埃制度,在某次场合他说,我非常确信人们的自由在今天正受到极权主义国家的致命威胁,我主张对自由的限制应当基于社会责任,国家的一切职能都是为了自由的人,以上学说应当在权利法案中得以体现。[8]

   幸运的是,代表们已然意识到对于起草权利法案而言,委员会规模太大并且存在差异,因此决定由罗斯福夫人与张彭春、马立克先准备一份草案他们也从联合国秘书处获得了帮助。

  

四、约翰·汉弗莱(John Humphrey)与第一草案


   秘书处的帮助主要来源于约翰·皮特·汉弗莱。1946年8月,汉弗莱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处人权司的第一任司长。汉弗莱是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法学教授,著名的国际法学者。他放弃教职,为联合国工作以推进人权事业。

   汉弗莱对于人类遭受的苦难深感痛惜。孩提时,他在六岁那年失去了一只胳膊,十一岁失去双亲,在寄宿学校时还曾遭受校方虐待。大萧条时期,他经历过经济严重困难的阶段。或许因为这些经历,他曾写道,自幼年起他就梦想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9]

   依罗斯福夫人的风格,她急于着手准备草案。她觉得开始的最佳方式是邀请张彭春,马立克和汉弗莱去她位于纽约市的寓所喝茶。当四个人聚在一起时,张彭春主张,(就人权而言)不存在唯一的终极的正确性,《宣言》应当反映的不仅仅是西方的观念。然后,马立克花了很长时间阐述了托马斯·阿奎纳的哲学……张彭春博士则建议,秘书处应当花几个月了解儒家思想的基本原理!罗斯福夫人的反应只是再次斟满了茶水,回到座位继续聆听这几位博学之士的讨论。[10]

   罗斯福夫人的长处在于,实际上她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当她看着这个世界,她的眼中满是遭受侵害和痛苦的人。她知道人权委员会许诺创制的权利法案将可以大大减少他们遭受的侵害和痛苦。阿奎那和儒家思想的争论似乎并不太有助于具体工作的展开。汉弗莱回忆说,张彭春和马立克的哲学路径相差太远,很难共同起草一份文本。[11]鉴于他们久争不下,张彭春提议,汉弗莱花费6个月研究中国哲学,然后撰写一份初步的文本供他们审议。小组集体接受了这个建议,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由汉弗莱准备一份草案初稿。

汉弗莱欣然接受了任务。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现在起到了杰斐逊的作用,因为将由我负责起草国际人权法案的第一份草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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