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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圣龙:大数据与民主实践的新范式

更新时间:2018-12-09 23:23:40
作者: 徐圣龙  

   内容提要: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生产能力及其交往方式的转型,这一变化在政治交往层面主要表现为民主实践新范式的生长。这一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不同于既有民主实践范式及其网络民主的补充形式,它将带来民主过程和民主结果的重新定义。在民主过程方面,民主实践的新范式将冲破既有的结构化参与模式,通过非结构化、半结构化和结构化参与,实现民主参与的充分性。在民主结果方面,民主实践的新范式将打破民主选择的二元模式,充分考量民主选择及其关联性要素,实现从众意到公意的民主结果输出。当然,这一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一系列障碍因素,存在潜在的风险,如大数据自身发展的不充分性、民主实践的公共数据平台建设不足、民主实践的控制权风险及其规避等问题。不过,这类问题的化解只是民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最根本在于确立民主实践的公共性,使其服务于公共利益。由此,民主实践新范式的建立得以可能。

   关 键 词:大数据  民主实践  民主参与  民主结果  民主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互联网交往特别是移动终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开始从概念进入实践、从萌芽步入成长。根据麦肯锡在2011年发布的报告《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前沿》,大数据被描述为这样一个数据集合——它已经超出既有软件工具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范围[1]。当然,这一定义还只是停留于大数据的典型特征描述,但它无疑预示着生产能力和生产交往重组的必要性。正如戴维德·博利埃指出的,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产生了数不胜数的新的信息流、乃至信息的海洋……当这些数据库系统相互之间互联互通,以及数据分析软件设备和技术的更新使得更大规模数据分析成为可能,至此,一种新的‘知识基础设施’产生了,即‘大数据’时代的形成”[2]1。因此,大数据的关键在于提供一种全新的“知识基础设施”,而不是局限于作为既有生产能力和生产交往的附属物。这一点是理解大数据本质以及大数据区别于互联网经济的核心所在。面对大数据的冲击,既有生产能力和交往形式都开启了转型的趋势。根据《大数据图景2017》统计,在被调研的915家大数据公司中,涉及业务领域72个,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安全领域”(共计36家,占比3.9%),占比最低的是“办公自动化支持”(共计3家,占比0.3%)[3]。在我国,大数据的发展也呈现快速成长趋势,据《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7年)》统计,“2016年中国大数据核心产业的市场规模约为168亿元,较2015年增速达45%”,“预计到2020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578亿元”,另外,大数据的应用主要集中于“营销分析、客户分析和内部运营管理”三个领域[4]5-8。可见,大数据的发展既广泛影响各个行业领域,同时也在重塑既有产业链条,孕育着全新的生产方式。

   那么,在大数据冲击既有生产能力和生产交往的同时,政治交往层面是否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将大数据应用于政治过程中,是否会改变既有的政治交往实践?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此,在承认大数据重塑生产能力和生产交往的基础上,基于物质生产能力和交往对于政治交往的影响,笔者尝试以政治民主实践为分析对象,探究大数据发展对于民主政治实践的影响。尤其是随着大数据逐步进入政治生活和政治系统之中,既有的民主政治实践是否会进行重组,是否会形成全新的民主实践形式。另外,假定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成为可能,在既有的条件下,大数据与民主的结合能否更好地实现民主、达致民主目标,抑或如某些学者所指责的——大数据会加剧不平等并威胁民主[5]。不管如何,大数据对于生产能力和交往的改变已经逐步成为事实,对于政治交往实践的重塑在不远的将来也将成为事实。因此,探究大数据对于民主政治实践的影响不过是迎来政治交往变迁的前奏,最终,需要做的是为大数据的发展营造有利的条件、破除各种障碍因素、避免潜在风险,积极推动大数据生产和交往以及大数据背景下政治交往和实践的向前发展。

  

   1 大数据与民主实践新范式的生长

   民主实践新范式的生长条件主要来源于网络民主的实践准备,但是又不局限于此。一方面,网络民主拓展了民主政治的空间和载体,通过互联网媒介这一新兴的形式,将现实政治中的民主活动在网络空间加以呈现,这为民主政治的多样化实践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未来的民主实践范式将延续民主政治的网络呈现,并通过将民主政治系列实践以数字化的方式加以存储、收集、整理和分析,优化民主进程,重塑民主实践。

   1.1 网络民主的前期准备

   生产改变交往,技术改变政治。马克思曾指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6]498这里,技术构成“物质条件”的重要组成,而政治交往方式则是上层建筑的关键部分。其中,“物质条件”对上层建筑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换言之,技术变迁改变并影响着政治交往的方式。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发生着明显的改变,这种改变无疑包括政治交往在内。由此,开启了网络民主研究之先河。不管是肯定互联网对民主政治的正向作用,还是批评互联网民主政治中存在的各种负面效应,二者都必须承认,互联网改变民主实践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不过,在既有的网络民主研究中,大多将互联网界定为民主媒介,即互联网依附于现实政治中的民主实践,并不能因此得出民主实践的新范式。网络民主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和范畴而加以研究。比如,有学者将网络民主界定为“参与主体借助网络技术,以直接参与为主要形式,以高度互动为主要特征,以网络空间为载体,培育、强化和完善民主的过程”,并强调“网络民主不是独立的民主形态,而是媒介与民主新的结合形态,它的突出特性就是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广场’和‘互动空间’,重现了‘广场政治’的某些要素,丰富和拓展了民主的内涵”[7]。由此可见,虚拟空间的网络民主一方面拓展了现实民主政治的时间和空间,增加了民主形式和载体的多样性;另一方面,网络民主在根本上不过是现实民主政治在网络层面的影像表达,它并没有超出现实民主实践的范畴,更没有确立民主实践的新范式。即使如此,网络民主还是将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实践的部分内容、环节以数字化的方式加以呈现,比如网络投票的统计、政治观点的表达、情感属性的分布等。这为后续民主实践系列活动的网络化、数字化转向提供了前期准备,也是全新民主实践范式得以运转的重要条件。

   1.2 民主实践新范式的初步呈现

   严格来说,互联网从产生开始,即构成了“物质条件”的重要组成,只是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这一物质条件只能附属于既有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民主实践的方式仍然延续现实政治中的民主逻辑,很难形成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网络民主只是民主政治的“翻版”,改变仅限于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活泼、载体更为多样。但是,大数据的出现正在改变这一依附状况。

   首先,大数据脱胎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并不断成长为独立的生产方式。大数据正在重塑既有各个行业领域、全部产业链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它为我们带来的不是一个内容更为丰富、内涵更为拓展的工业时代,而是一个重塑工业生产和交往方式之后的全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各个行业和领域的物质生产活动需要并可以通过“iGDP”加以衡量。其次,在大数据重塑生产和交往的同时,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也在发生相应的转型,民主交往不再局限于拓展形式和载体,而是要确立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网络民主只是将现实政治中民主活动的部分内容、部分环节进行数字化处理和表达。但是,大数据会将民主实践系列活动进行数字化收集、存储、管理和分析,这一民主实践新范式的可能性正是建立在大数据对于整个社会生产和交往活动改变的基础之上。

   正因为我们的生产交往活动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那么,民主实践就必须进行重塑,而这一重塑就是再造一个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比如,在民主参与过程中,不能再局限于既有的上传下达、下情上传、投票选举等传统方式。一方面,原有的参与方式和参与渠道需要进行数字化改造,这在网络民主实践中已经部分完成;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除了传统的结构化参与方式之外,要更为重视非结构化方式的参与和表达,这是一种更为直观、直接的参与形式。例如,在某一问题上的态度或征集有关某一政策的建议,决策部门与公众的互动除了结构化的官方表达、征集意见、投票选择之外,还要重点分析有关这一问题或政策的非结构化参与,包括转发、评论、表情、视频等方面,并将其列为民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一参与更为直接、直观,覆盖面广,更能反映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和选择偏好,它是公共活动有效性和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不管是结构化参与的数字处理,还是非结构化的数字处理,民主参与明显被重新定义——它不是现实民主政治为主、网络民主为辅,而是产生全新的民主实践范式。

  

   2 大数据对既有民主议程的重塑

   大数据对于民主实践的重塑覆盖民主活动的全过程。不同于网络民主仅对民主形式和载体的丰富与拓展,大数据实现了民主过程和民主结果的重新定义。在民主过程方面,大数据可以有效解决民主参与的两类难题:一是民主参与的不充分问题;二是民主不参与问题,即政治冷漠问题。在民主结果方面,大数据能够有效完成民主选择并重新定义一致性:一是有效避免民主选择困境;二是充分化解公意与众意的潜在冲突;三是避免少数意见被掩盖并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在此基础上,大数据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既有民主交往的全新民主实践范式。

   2.1 大数据对民主参与充分性的重新定义

   民主过程有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民主是一个循序发展的渐进过程。比如,查尔斯·蒂利认为,“民主是一个现代的现象”,以法国为例,“在1789年之前,法国的政权从未接近民主的范围”,而“诸如1848年的广泛的革命和普法战争的惨败等政治冲击在加速法国民主化中起了不成比例的作用”[8]27-36。可见,政治民主在近代以来经历了从无到有的生长过程,民主的实现也需要由不充分到充分的过渡阶段。基于此,有学者提出,发展民主需要充分考虑民主生长的环境,强调“需要根据目的的不同而分别设定不同的路径,而不会试图依靠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和规则以不变应万变”,“民主是一个践行的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民主是点滴式渐进的”[9]。在民主发展过程观念的引导下,民主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充分的。不管是对于先发国家的民主发展还是对于转型国家的民主建设,民主参与考虑到制度的容纳性和有效性,并不允许所有社会成员立刻参与到民主过程之中。这就是民主参与的不充分问题。

第二,民主过程也指民主运行的过程。特别是随着选举民主流行开来以后,民主过程就意味着选举过程,选举过程强调公民参与投票。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过程导向的民主不仅仅关心决策过程或选举过程,而且更为强调“个体作为自由和独立的参与者,参与公共事务”,同时,过程导向的民主并没有忽视社会公共产品分配平等与公正这一总的目标,它只是不以牺牲差异性和多样性来达成公共目标[10]。但是,即使以公共产品分配平等与公正为目标约束,其目标实现多数时候仍然是建立在票决参与基础之上的。伴随着选举民主的发展,充分民主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即政治不参与问题,也称之为政治冷漠。政治不参与的形成原因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民主参与机会和条件充分的背景下,政治不参与不利于民主目标的实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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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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