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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捷:文学的“意境”与“越境”

——鲁迅和闻一多关于“怎么写”的问题

更新时间:2018-12-09 23:12:53
作者: 邓捷  
在这两种视线交错而形成的意义世界里才出现“古道西风瘦马”的“断肠人”。

   《野草》也可以同样进行分析。在此之前,先要说明一下文本意义生成的问题。海德格尔说:“精神的本质性的诸形态,各自都是二义性的(ambiguity)。”(37)这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也是一样的。作者基于自身的价值取向的动机,将对象置于具有二义性的意义网络中进行描写。也就是说,用内含复眼的视线,交叉织就一张具有二义性张力的意义网络。文本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价值取向的“力的磁场”。一般来说,单一的视点用单词来标记,比如“光明”“黑暗”。单词只不过是聚焦为语义的视线·假象,不直指真实的事物存在。交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视线·视点·假象)大可以划定文脉从而产生意义的“力的磁场”,被磁场化的空间,就是包含发现意义和价值的文脉的文本。(38)《野草》的世界清晰地显示出文学艺术这一本质性的形态。下面以第二篇《影的告别》为例进行分析。

   天堂、地狱和黄金世界里都有我所不乐意的,而你正是我所不乐意的,所以影与人(你)告别,彷徨于无地和明暗之间,最终一个人独自远行,被黑暗沉没。作品里存在着两种视线,一种是“光明”系列的,象征“既成的明白的真理·秩序”;另一种是“黑暗”系列的,象征着“不安·混沌·无秩序”。

   不用说,鲁迅并没有将“光明”和“黑暗”绝对对立。在鲁迅的思考里,“光明”的反面并非只有“黑暗”,而是“非光明”(不是光明的存在),“黑暗”的反面不是只有“光明”,而是“非黑暗”(不是黑暗的存在)。只有这样把握“光明”和“黑暗”才出现“无地”“明暗之间”这种特异的空间和时间。构成《影的告别》的作品世界的,不是“光明·黑暗”的对立的单眼视线,而是“光明×黑暗”的两种视线的交叉,即“光明还是非光明?”“黑暗还是非黑暗?”的视线的交叉。

   “光明”和“黑暗”的两种视线的交叉就形成如图所示的作品世界(意义关联、意义网络)的地平。“+光明·-光明”的纵轴和“+黑暗·-黑暗”的横轴交叉,便可以顺时钟方向地画定出四个场(文脉):Ⅱ“+光明·-黑暗”、Ⅰ“+光明·+黑暗”、Ⅳ“-光明·+黑暗”、Ⅲ“-光明·-黑暗”。《影的告别》是“影”对“人”的告别之辞,以“我”呼吁“你”“朋友”的形式展开。可以认为,“人”和“影”,“我”“你”“朋友”都是代表作者内面的矛盾和分裂的存在。如果按照上面的四个场所分别画定这些存在的话,可以如图一样区分出“我”的四个分身。

   如图所示,“我”的分身分别可以确定为:“+光明·-黑暗”的文脉里出现的“我Ⅱ”=白昼里世俗的自我、“+光明·+黑暗”的文脉里出现的“我Ⅰ”=彷徨的自我·小影、“-光明·+黑暗”的文脉里出现的“我Ⅳ”=沉没黑暗的自我,最后,“-光明·-黑暗”的文脉里出现的“我Ⅲ”也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既非光明又非黑暗的世界里的这个存在,在文本中由“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的叙述所暗示,可以称之为“大影”。以否定光明又否定黑暗的双重否定来叙述的这一存在,是阅读《野草》时的关键。

   双重否定的文脉“-光明·-黑暗”的特异性可以理解如下:对目前的叙述判断“光明吗?”和“黑暗吗?”予以全部否定,这意味着向相关其他叙述判断开拓出来的新地平进行连续性的扩张。也就是说,在“-光明·-黑暗”的文脉里,隐藏着一种根本的质问力量,它可以推翻目前的选择判断进行重新设置。(39)因此,出现在此的“大影”“我Ⅲ”的存在,是于新的地平恢复·重构失去的时间和大地的必要的存在(“我”的分身之一)。这一存在隐藏着创造的可能性,但贯穿着彻底的自我否定。如果用鲁迅的文学表现来陈述的话,就是《题辞》里的“地火”:“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但……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影的告别》的难解的逻辑,就是作者潜入并穿越自我内面的种种存在,探求这双重否定的存在的困难的精神轨迹。《影的告别》里“我”(影)的行动和选择的轨迹可以这样描述:

   “我”离开白昼的人(对我Ⅱ的否定),成为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影(我Ⅰ),终于从明暗之间远行(对我Ⅰ的否定),借助沉没于黑暗的影(我Ⅳ)的否定激情的弹力,最终志向秘密拥有重新建构世界的可能性的创造者(我Ⅲ)之地。

   如此这样,作者鲁迅在《影的告别》中质问自我、否定自我、以“我Ⅱ→我Ⅰ(→我Ⅳ)→我Ⅲ”的轨迹而蜕变。这是鲁迅向着自己的实存而觉醒的过程,是志向于再生的孤独灵魂的越境的轨迹。所谓越境,就是向着隐藏创造的可能性的双重否定的存在的探索。如果说传统的“意境”世界基本由肯定的叙述来完结,缺乏意象和所暗含之意之间的分裂和对立,那鲁迅就是一位通过矛盾和对立的交叉来开拓其文学世界的地平,从而唤醒那些沉没于意义世界的地底的、看不见的、否定的事物和存在的作家。这才是支撑鲁迅文学的写法,是构建《野草》象征世界的方法。在此意义上,鲁迅是一位离传统写作最远的作家。

   除了“影”以外,不停行走的疲惫困顿的过客(《过客》)、在荒野里颤动的裸体的垂老女人(《颓败线的颤动》)等也都是《野草》世界的越境者的形象。

   闻一多在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之前创作过一篇童话小诗《一个小囚犯》(1920.5.15)。“我”在四月雨后的园里追赶蝴蝶,跌了一交,“涂得满身的污泥,手被花刺儿戟破了”,被妈妈幽禁在家,从而病了,半年后终于被允许推开窗子看外面,听到了一阵如泣如诉的歌声:“……放我出来,把那腐锈渣滓,一齐刮掉/还有一颗明星,永作你黑夜长途底向导……”“我”喜欢这歌,四面寻找,却看不到人,求妈妈道:如果有小孩陪我不捉蝴蝶不踏污泥,好好生生的玩耍,还唱嘹亮的歌儿,你也不放我出去吗?妈妈说:可以放你,但到哪儿找到这样一个伴儿呢?从此以后“我”便天天站在窗口喊:“唱歌的人儿,我们俩一块儿出来吧!”(40)

   这是一篇不引人注目的作品,但从其中可以窥探到从此开始写诗的年轻闻一多作为一个创作者的焦虑(该如何写,以什么形式?)以及他以后的诗的本质。有研究者在分析《一个小囚犯》时指出,“闻一多在他的诗中始终摆脱不掉的冷静、克制、精心修饰的一面。……形式在闻一多身上却似乎成了一种先验的本体,一种意志化了的力量……他在理智上一直追求一种优雅和谐的贵族化的古典美,而在情感和无意识之中却更为企慕崇高的现代风格。”(41)

   闻一多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42)经过多年古典文学研究的沉潜,直到昆明时代,亡国的危机、自身的窘困和对民族原始生命力的发现才爆发了闻一多打破囚禁的激情。那禁锢他的地壳,在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时终于炸裂。他用鲁迅在“三一八”惨案时的表现,愤怒批判这比“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更黑暗。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目加田诚在《闻一多评传》(1955)里指出,“三一八”时闻一多的态度和“满身愤怒而喊出笔下所写毕竟是空言的鲁迅”不一样,并这样理解1945年的闻一多:“‘三一八’惨案时,被段祺瑞政府暴虐杀害的学生,闻一多说他们的死难是一篇美丽的诗。但现在闻一多已不是过去的闻一多了,他已经用生命在战斗。如果把现在的闻一多的态度视为所谓进步的文化人等,那是错误的,他的内心里燃烧的东西终于要破壳而出了。”(43)目加田想说的是,用“进步的文化人”这一太普通的标签已经不能充分准确地把握闻一多的变化的彻底性,就像鲁迅描写的越境者一样,我们似乎可以预感到冲破形式的闻一多自身的分解以及他在痛苦的熔炉中的重新铸造。

   注释:

   ①赵丽生:《鲁迅追悼记》,《清华副刊》1936年第45卷第1期。林青《清华文学研究会追悼鲁迅记》,北平《世界日报》1936年10月31日。

   ②江锡铨:《闻一多与鲁迅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8月号。

   ③④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

   ⑤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275、277页。

   ⑥张洁宇:《“诗”与“真”——〈野草〉与鲁迅的现代文学的“写作观”》,《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⑦鲁迅:《野草·墓碣文》,《鲁迅全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以后《野草》的引用全部依据此集,不一一注明。

   ⑧闻一多:《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闻一多全集》2,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⑨鲁迅:《华盖集续编·死地》,《鲁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7页。

   ⑩饶孟侃:《新诗话:(一)土白入诗》,《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第8号。

   (11)鲁迅曾计划写《汉文学史纲要》,但只开了头。闻一多清华在学时作律诗研究,后在诗经、楚辞、唐诗研究方面不断发表崭新的学说,晚年曾有过文学史的构想,但未能完成。

   (12)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241页。

   (13)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2,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14)興膳宏編:《中国文学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1993年版,第7页。

   (15)鲁枢元:《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章第3节。

   (16)张卫东:《论汉语的诗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页。

   (17)闻一多:《英译李太白诗》,《闻一多全集》6,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8页。原文刊载于1926年6月3日北平《晨报副刊》。

   (18)《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1页。

   (19)张卫东:《论汉语的诗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68、169页。

   (20)宗白华:《新诗略谈》,《少年中国》1920年第1卷第8期。引用依据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21)康白情:《新诗的我见》,《少年中国》1920年第1卷第9期。引用依据《中国现代诗论》上编。

   (22)闻一多:《〈冬夜〉评论》,《闻一多全集》2,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23)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53页。原载1943年3月《时与潮文艺》创刊号。

   (24)穆木天:《谭诗——寄给沫若的一封信》,《创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1期。

(25)穆木天:《谭诗——寄给沫若的一封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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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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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长江学术》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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