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受聘为北京语言大学为荣誉教授，并应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邀请讲学，做了题为“中美关系的机遇和挑战”的学术演讲。本文为录音整理稿，摘自“大国策智库”微信公众号2018年12月5日。
作为一个在政府工作的分析师，我曾经在不同的部门工作，但是我认为自己最荣幸和最快乐的职业是教师，很高兴今天能来北京语言大学演讲， 并授予我荣誉教授，谢谢你们给予我这个殊荣。
我今天首先是以一个政府分析师的角度向你们做演讲，你们会听到我作为长期从事中美关系政策制定者，认为的中美关系重要的方面。同时，我还从一个教授和作家的角度，对中美关系的一些问题进行阐述。所以，今天各位同学将听到我以两种角度的声音和评论。
在首次来中国25周年纪念之际回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场合。我于199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当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这可以作为我今天话题的起点。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刚就任一年，中美关系由于大选等原因经历了很艰难的时期。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之后，时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希望能够稳固中美关系，铺平今后道路，这也正是我访问的原因。
客观地说，1994年我首访之后，中美关系见证了一段长期友好，政府和民间互动频繁。其中包括留学生数量的大幅增长，首先是从中国去美国的留学生，也在某种程度上包括美国来中国的留学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将有广阔光明的未来，但是在25周年之际，我发现这个光明的未来变得渺茫了，中美关系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发现中美关系面临一个巨大的问号，而中美关系的未来面临一个更大的问号。
我们看不到中美关系的政策进步和改善，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面临全方位的困难，下一步方向也十分不明确。所以，我今天要讲我们如何开启这条道路，为什么我们一度相信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的美好未来和广阔前景，为什么现在中美关系面临巨大的疑问和不确定性，以及为什么我们能在这个道路上前进这么久，而在最近却踉踉跄跄。
我们如何建立外交关系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中美良性关系面临巨大的困难，我们既需要面临不同国情的问题，也要解决国际环境的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中美往来增多，原因基于双方都相信，我们有互惠互利的广阔机遇和条件，任何一方的成功都会使对方收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像我的中国朋友喜欢说的那样，我们都认为中美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美互相依赖，推进彼此的繁荣。这个双赢关系既是基于两国的发展阶段，也是基于世界的大环境，也就是日益增长的全球化。长期以来，中美实现了利益的共存，中国也没有必要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当时，没人认为中国的崛起会是对美国的威胁。
但中美接触的一个重大前提是，这种接触对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其中一个国家的成功，对另一个国家也是有利的。这也就是常说的“双赢”关系。这是中美长期以来能实现合作的基石。
最近几年中美之间有更多的矛盾和差异，包括政治体制、人权、印太、台湾等等，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否认中美之间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但我们都认为应该好好管控我们之间的矛盾，因为合作是对双方有利的。但近期事态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怀疑中美之间的“互惠”和“共赢”关系，人们也给中美关系未来打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为什么中美关系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出现了不确定性？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第一，美国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制度会相应发生变化。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政治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这让美国非常失望。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对华政策，以及如何看待中国的成功。
第二，国际关系的学生可能会了解， 从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共赢”完全是错误的，它并不是国际关系的常态。这就是所谓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没有两个国家会真正实现“共赢”，一国成功，一国就会失败，国际关系是某种形式的零和博弈。
第三，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艾力森对此有比较细致的研究。随着大国实力的接近，新兴大国必然要去挑战和改变这个体系。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崛起，和改革开放并不抱有那么积极的态度。
第四，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存在意识形态斗争。这制造了中美两个社会之间的紧张状态。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作对美国政治影响力的威胁，尤其是在价值体系领域。
第五，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目前的国际体系已经不是一个“双赢”的体系。
以上这些观点，都对中美继续维持合作抱有十分消极的态度，促进了中美不可避免地成为竞争者。
我现在要从中国的角度分析，虽然可能权威性和准确性差了一些，为什么当前的国际体系无法实现“共赢”了？为什么中美关系出现了波折、不确定性和质疑？
第一，很多美国学者认为，对华政策的目标应该转变为“遏制中国”（contain China），让中国衰弱，并阻止中国的挑战。美国无法忍受出现一个实力相当的竞争者，美国希望继续维持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第二，中国国内出现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认为这个对中国适用的经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国家身上。这挑战了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的发展模式。中国认为他们所设想的国际体系会比美国主导的更加稳定与和平，最常用的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案例，当时的中国有实力，但是仍然采用了和平手段对待他人。
以上的两种观点，都强化了双方的一种信念，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你，我也可以实现成功；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变得更加成功。在这样的理念支撑下，就出现了所谓的“脱钩”构想，中国的成功不再需要美国，美国的成功也不再需要中国。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是对中美关系性质基本假设的改变。
如果任何一方确信，我的成功和发展与你无关，那么双方的妥协将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已经没有必要去管控双方的关系，比如在台湾、朝核、南海等问题上。
如果中美拒绝妥协、拒绝合作，那很多国际性的问题都会陷入停滞，因为这些问题仅靠一国是无法得以解决的。最严重的是，如果中美之间出现了一些突发的事件，我们管控这些事件的能力将会很弱。如果我们抛弃了“相互依赖”的基本认知，我们将很难妥协。
那么我们如何处理现在的中美关系？我们如何重塑互信？
我们常说的一个词是“战略信任”，但在国际体系中实现战略信任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无法使对方确信我们的意图。说的很漂亮很简单，但重要的还是行动。
因为，我们要思考如何“相互再保证”。也就是说，怎么样让对方确信，我的所得不是你的所失。我们应该重视如何说服对方，而不是如何使对方屈服。
我们应该考虑，到底什么样的政策会使对方认为，你不想让我成功？把这一点考虑清楚了，再去思考对策。比如中国的网络攻击和网络间谍问题，我们应该从个案开始，思考中美之间解决类似问题的机制。
中国应该开始认真思考外界对你的顾虑到底在哪里，并认真地去解决这些顾虑。比如90年代，美国认为已经掌握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但是中国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为解决此问题，建立了部长级机制平台，共同调研相关情况，最终证实是一些中国的企业向相关国家输送技术，而不是官方行为。因此中美双方联合终止了企业行为。如果中国的同事们只是告诉我“trust me！”而不提供证据，这根本无法解决问题。你必须严肃地对待别人对你的关切，并尽你所有的能力去解决这些关切。
重建互信非常困难，需要付出大量的工作。就像阅读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很长很难读，甚至有些无聊，很久都不会产生什么变化，但你需要十分努力地去读，终究有一天，会给你注入卓越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