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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立德:帝国转型:传统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

更新时间:2018-12-08 21:41:36
作者: 欧立德  

  

   在中国近年学术著作中,渐渐兴起一股以“ 帝国”指称二十世纪前中国的热潮。固然有很多原因令这潮流出现,其中最不可忽略的是,随着“中国崛起” 后,使用“ 帝国” 一词隐隐渗透出中国历史骄人成就的意味。

   在这里无法深入分析各种理据,但很明显的是中国学者及舆论界采用“帝国” 一词指清朝以前的中国(或谓“传统中国”),出现了一种有别过去的规范。这新范式的出现不禁令我们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

   现今我们看到的西文论著,都不假思索地使用“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一词,并统称公元前二二一到一九一一年的中国为帝国时代(imperial age) 。 但对中国人来说,传统中国却不一定是大家心目中认定的“帝国”。

   只要随便问问,传统中国是否蕴含帝国含有的属性──帝国主义,对中国读者而言,这答案多是断然否定的。即使我们请教向来最愿意称大清国为帝国的清史专家,他们一般都会否认中国式的帝国带有侵略性的行径——无论清朝在开辟中国版图上有多大贡献。

   如果是这样,在概念上而言,好像“中华帝国”将是一个有别于一般意义的帝国,是一种带有“非帝国主义性质” 的帝国。也就是说,“帝国时代” 的中国,没有呈现典型“帝国” 的特质。

   在概念上及世界历史上,有这样的一种帝国存在吗?这个问题非三言两语可以处理。

   首先要厘清的就是“传统中国是不是一个帝国?”然后就要追本溯源进一步探问,“什么让中华帝国变成’帝国’?”而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必须了解“帝国”的概念,特别是西文术语 empire 与相关词 imperial 的关系、通过翻译成为今天大家习以为常使用的对译语“帝国”。

   在厘清“帝国”(empire) 的语义及政治定义后, 还需反过来考察以西文概念统称中国历朝的演变史, 并评价这用法的适切性。

   事实上,西文 empire 的汉译词“帝国”,基本上不见于十九世纪前的中国文献之中。“帝国” 一词最早的用例,暂时只能找到隋代王通(公元五八三——六一六/ 六一七年)《文中子·卷五·问易》:“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 不用多言,这段话中的“帝国” 与西文“empire” 指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所解释为重合的、多元的政治体系及管治权柄蕴含的意义截然不同。而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过了大约一千二百多年以后“帝国” 一词才被纳入到汉语的词汇里。

   至此,我们大概能梳理出这样的理解:现代汉语“帝国” 一词的形成及使用不属于中国朝政使用的政治术语,而汉语中的“帝国” 是受西方“empire” 一词诸种概念影响而成。那么在概念而言,考察empire传入中国的发生史是首要工作。而不应忽略的两个相关历史层面是:

   一、西方人最早什么时候指称中国为empire,即帝国;二、中国人接纳这叫法,以西文概念自称中国为帝国的过程。由于这是我当下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其中一部分,这篇短文章能做的,就是尝试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线索,以供思考。

   换言之,我要考察的问题是:首先,在欧洲人的眼中,中国什么时候被视为“帝国”?然后,再以此审视这如何影响中国人探讨自身的历史。单就后面这点上,根据我的理解,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发生于十九世纪。

   当时中国在列强瓜分的阴影下,西方的帝国形象及相关帝国论述,震撼中国知识阶层。在面对英、 法、 德、 俄、 美、 日等列强进逼时,中国人奋起要以相同的知识概念及论述框架称呼中国,以此跻身列强之间成为对等国。

   吊诡的是,到了这时中国知识界才惊讶地发现,早在两个世纪前西方已有大量称中国为“帝国” 的著作, 即使在同代的西方论著中,清朝也一直被称为帝国。至此,称中国为中华帝国、大清帝国的做法,广泛传播开来并慢慢沉淀,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称呼。不过,这种历史变革带动词语改变的认识还未被充分了解前,一个更急遽的历史意识却在中国境内迎头赶上:清朝自我体现为“帝国” 一刻,中国人却更情愿以“民族国家” 自居。

   原因是,在追求富国强兵,转变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民族国家” 的标签永远比“帝国” 优越及进步,而且,带有的民族认同感的国家论述,更能攫取当时中国人(汉人) 的注意力。

   要认识中国近代转变过程的矛盾及复杂性,立论点必先从中国是为帝国,而不是从中国是为民族国家开始,因此对于现代中国的起源,有关帝国的讨论有着重要意义。

  

在中国发现帝国

  

   西文里“China” 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一个十分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西方古典文献中,最早跟中国扯上关联的名称,是早于公元前五世纪的“ Seres”。Seres 一词来自汉语的“ 丝”,古希腊称丝为 Ser,Seres就是“产丝之国”。另一个没有那么普遍的则是“Sinae”,指中国,大概是来自公元前二世纪秦代的“秦” 字。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希罗时代把Seres 视为帝国(imperium) 。而事实上,当时对“Seres” 的了解十分有限,当中不少的认识是根据传闻而来,对于今天称为“ 中国”的国度,当时只模糊地统称为“Serica regio” ──“出产丝绸的地方。”

   这个名称就这样被沿用了几个世纪,并在古代欧洲和中世纪的文献及地图中互为因袭。 直到十三世纪马可·波罗出现,亦即是西方再次出现有关中国论述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第一次看到以“帝国” 指称中国疆土的用法。不过,值得留心的是,马可·波罗以契丹(Khitan)Catai(此为英语Cathay 一字来源)一词指称的帝国,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蒙古大帝国(Yeke Monggholulus) ,是中原北部疆土一带,而不是 Seres 指的中原疆土。在他的游记中,今天覆盖“中国 ”一词的地域,在蒙古人的地理概念中,只被称 “蛮子”(Mangi),也就是前南宋的畛域 。

   所以,即使当时 “帝国 ”一词已经用来指示后来的中国疆土,却不是我们现时理解的 “中华帝国 ”。对当时欧洲人而言,Sinae 或 Seres 巧妙地被 Cathay 取代了,并从人们的意识中彻底消失 。

   欧洲人对 Cathay 和 Sinae/Seres 的混淆,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 。十六世纪末,随着耶稣会的传教士,特别是利玛窦(一五五二——一六一〇)抵达澳门,三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的误解才得以修正 。当他的论著在一六一五年出版后,欧洲人才明白马可·波罗笔下的 Cathay 其实就是古文献中 Seres 地区的北部。

   之后的欧洲地图迅速地吸收这新知识,但却没有彻底改变对中国的理解。尽管利玛窦以及其他接触到中国文明的欧洲人对中国有一定的认识,他们仍然不把 “大明”视为帝国。在他们眼中,“大明 ”一如以往,始终是 “出产丝绸的地方 ”(“Sericaregio”及“Regio Sinarum”),这时各种欧洲语的著述中,还是无间断地以“王国”(reyno 西班牙语;reino 意大利语;Knigreich 德语)指称中国 。

   第一部正式提出中国为 “中华帝国” 的著作,是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以西班牙文所著的 《中华帝国以及其耶稣会士的传教文化》(Imperio de la China i cultura evangelica enèl porlos religios de la Compaia de Iesus) 。曾德昭是利玛窦殁后的一代人,这书一六四二年在马德里出版,出版后,翌年旋即译为意大利文在罗马面世。不过,在邻国出版时,书名却被译成 Relat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Cina,即《中国伟大王国志》。然后于一六四五年被译成法文版的时候,书名又被译成 Histoire universelle du grand royaumede la Chine,即 《中华大王国全史》。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西班牙原著以 “帝国”指称中国的做法 。而甚至可以说,曾德昭自己亦然。

   除了题目外,整本多达四百页的原文却只用了一次 “帝国”。其余一致地以 “王国 ”(reyno)指称中国,偶尔会使用 “王朝 ”(monarquia) 。换言之, 曾德昭在书内并没有贯彻推销中国为帝国的说法。

   一六四四年满洲入关建立大清王朝,是欧洲论述里以中国从王国一跃而成为帝国的重要转折点。满洲人占领明朝首都北京,震惊了整个欧亚大陆。这场暴力的政治嬗变,令西方观察者极度惊恐,他们将有关大清国征服大明国的相关记述,广泛传回欧洲,让有志来华的传教士得以评估政权更迭带来的影响。从现在文献可见,最早的记载是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 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a Historia),副标题为:“本书记述这时代的鞑靼侵占几乎整个中华帝国,并简述当中主要人物”。

   这书以拉丁文撰写,并于一六五四年出版,十年内相继被翻译为法、 德、 西班牙、 葡萄牙、 荷兰和意大利语多种欧洲语言。卫匡国对中国与其“四百多年的敌人” 鞑靼之间的关系做了简要概述。他至少追溯到宋朝并称中国为帝国,并指“帝国”一词能正宗地用于中国之上:“那就是说,所有长城接壤的省份之内”,书内加插的图称为“ 中华帝国省份图”(Situs provinciarum Imperii Sinici)。

   虽然行文内卫匡国使用的词语并不统一:时指中国“皇帝”(emperor)又指中国“国王”(king),不过,他较清楚地说明于一六四四年春被鞑靼服的就是中华帝国,并将其统治者称为“皇帝”。卫匡国所写的另外一本中国史 Magno Sinarum Imperio gestas complexa 在一六五八年出版,书的副标题已用上“中华帝国”——“ 中华大帝国全史”。

   此后,后来者便相继风从。出版于一六六七年的不朽巨著《中国图说》中,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便广泛使用“帝国” 观念指称已归于同一统治者汉人以及鞑靼(包括满洲人及蒙古人)的中国,他说:

   圣父,敬置你面前的是我新的智慧结晶。矗立着这伟大以及几乎不可计量的帝国,当中的满洲人汉人由君主专制政体的制度统治着,世人定会觉得这奇妙万分。这帝国人口及面积之广,相信地上 没有能找到与之匹敌的国度。只有中国王国才有这样繁华丰裕的城市,几乎大到足以盖着全省,都城内的楼阁、村庄、佛龛及寺庙等栉比鳞次。这个地方以三百年的护城墙,与外隔绝经年,我们倒不如称它为帝国。

   我暂且按下不说这鞑靼帝国面积之广,一直没有人能确切明白它的界限。那些热心赞颂主的荣耀的人,会感叹本着如无数前人的著作般(要论述如此宏大部落及种族统摄于单一帝国内,当中又有极多不能尽录的人口在未知的区域内)一定会有不少的舛错。

上文反映欧洲人视中国为“帝国”的重要论点,它强调了君主专制政体“完美统治”下,广大土地上出现的丰盛财富。另一点更能反映大清国为“帝国”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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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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