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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文:农村改革四十年

更新时间:2018-12-07 22:04:09
作者: 陈锡文 (进入专栏)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要实施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乡村振兴战略,这不仅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发展蓝图,增添了一笔引人注目的亮丽色彩。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的那样,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解决好“三农”问题,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社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3月8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实践看,发展不平衡,最突出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最突出的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从这个视角看,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在我国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后,党中央作出的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四十年前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在描述我国当时的农村现状时,用了三个“很”字,即“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农民生活很苦,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薄弱”。这种状况如今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农村的发展已有基础,使得党和国家都已经具备了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底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之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这条路的内涵将体现在七大方面:一是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二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三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振兴之路;四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五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六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七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这七个方面的内容,既有对农村改革发展已有经验的体会,也有对农村发展不足所存缺憾的感悟,更有对农村未来美好前景的憧憬。在此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回顾农村改革的历程,系统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深入分析农村改革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对于加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社会制度的底板,加快补齐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短板,对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扎实、全面地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都很有必要。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启的。农村的改革迄今已整整40年。回顾农村改革这40年的历程,细数农业、农村、农民在这40年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无法不使人感叹:真是“弹指一挥间”而又“恍若隔世”!40年前的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在他们决心搞“大包干”的那份契约上按下18颗鲜红的手印时,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准备承担的那份风险竟然并没有降临;他们更没有想到,那18颗红手印竟然就成了点燃中国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

  

一、农村改革的突破


   小岗村的这个案例表明,在当时的中国,引发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条件正在成熟:刚刚走出“文革”十年动乱的党和人民都在进行深入思考,不仅思考如何对被“文革”搞乱了的理论、思想、观念实行拨乱反正,更在思考中国今后应当形成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能走上一条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又加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富裕的道路。党中央在思考如何对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农民在思考怎样改变集体经济组织中人人都“吃大锅饭”的经营体制,使自己被抑制的生产积极性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至少使自己能够吃得饱饭。

   在1978年这个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转折关头,寻求经济体制上的突破、寻求具体的改革突破口,成了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一重任历史性的落在了中国农民的肩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农业既是计划经济体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也是制约人民生活改善、国家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为此,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有了被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国家当时的要求是,在采取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加快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要求农民按规定的价格向国家交售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以满足国计民生的最基本需求。而农民在欢迎国家出台扶持农业新政策的同时,则希望国家在要求农民履行这一义务的同时,也允许农民在农业的具体经营形式上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这就是小岗村农民在选择“大包干”时所承诺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分配办法。这三句话,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是农民向国家提出的“赎买”要求:以保证“交够国家、留足集体”的为前提,换取一个将农业的集体统一经营改为家庭承包经营的体制。坦率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找不出比这更好的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于是,党中央和广大农民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我国农村基础性制度,以及保证完成国家对重要农产品收购计划的前提下,允许寻找能够更加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更加符合农业生产自身规律、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情况的农业经营形式。正因为如此,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里,由小岗村点燃的改革星火才能迅速燎原、漫卷全国农村,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也被就此打开!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截至目前,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工作,获得如此迅速的进展,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端,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的改进,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使之更加适合于我国农村的经济状况。”“各级党的领导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时隔一年后的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这个文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联产承包制又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联产承包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中,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就在全国农村基本替代了原先那种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农业经营体制。到底是什么力量能有如此巨大的神威呢?说到底就是两条:一是党心和民心的高度融合。党和人民都已经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调动亿万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让社会财富充分涌流,让广大群众共同富裕,才能实现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这个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衷。二是家庭承包经营这个体制,在促进增产增收上以事实胜于雄辩的力量在为自己不断开辟新的扩展空间。农民为了追求自己更加美好的生活,甘愿承担风险也下决心要打破“吃大锅饭”的体制;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也在努力从农民的创造中吸取着观念转变和实践创新的改革养份,使农村政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农民意愿。而从1979年到1982年的这4年中,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从6095亿斤增长到了7090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长到了270元,这样的增产增收效果,使得家庭承包经营的新体制尽管面对各种争议,但仍足以站稳脚跟并赢得越来越多人的信服。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农村改革是从调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开启的。”这里讲的调整,指的就是将集体土地由集体统一经营调整为由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因此,也可以说,农村改革首先是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业经营体制取得突破的。这一突破,实际上打破了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由集体实行统一经营的僵化认识和体制,它使人们认识到,在不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可以找到多种多样更加有效的具体经营形式。应当说,农村改革的这一重大突破,对于党和政府形成推进整个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的最初思路,发挥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农村改革的成就


   四十年来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这些成就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在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方面的成就,二是在改变思想观念、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成就。

   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取得突破后,在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超人们的预期。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6095亿斤,1984年达到了8146亿斤,增长了33.7%;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78年的633斤,增加到了1984年的781斤,增长了23.4%。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了1984年的355元,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后,实际增长了1.5倍,年均增长16.2%。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为纯收入不足100元/人、年)为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为30.7%;到1985年,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1.25亿人(标准为纯收入不足206元/人、年),贫困发生率降为14.8%。在短短五、六年时间中,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以及农村减贫的显著成效,不仅极大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活,而且极大鼓舞了人们对于坚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和决心。

   随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经营形式在广大农村的普及,改革深化所衍生出的后续变化,在对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以及计划经济下的体制、机制所形成的冲击,更是远超人们想象。

   第一,农民以“承包”的方式,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的前提下,实现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的“两权分离”,从而找到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有效经营形式,既维护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又使农户成为集体经济组织中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使整个农村经济既发挥着集体组织的优越性,又充分调动了农户家庭的积极性。而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实际上就是将产权理论在农村改革实践中进行的应用,这是农民对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的杰出贡献。此后,“承包经营”的方式从农村进入了城镇,有力地打破了国有经济、城镇集体经济等公有制经济在改革初期面对的僵局,推动了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向纵深发展。

第二,承包了集体土地的农户,只要能够使土地的产出比以往增加,那么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之后,就能够使“剩下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农产品不断增加。而农户在销售了“属于自己的”剩余农产品之后,他也就获得了积累个人资本的可能性。这样,农户在承包的集体土地上,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逐步积累起了属于个人的资产,并形成了改革初期最早出现的个体工商户和私人企业。这在已经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20多年后的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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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农民日报20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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