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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象: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

更新时间:2018-12-06 21:50:21
作者: 吴象  
要求“坚决纠正”已经出现的“错误做法”。后来得知:这是编辑部奉命编写的。当时十年动乱过去不久,“两个凡是”阴影犹存,广大干部心有余悸。于是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竟在全国广大农村引起思想混乱,有些地方甚至有点惊慌失措。

   但是,三中全会后毕竟不是三中全会前了,这个“坚决纠正错误”的错误,也遇到不少地方的抵制。当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说:“《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一广播,有的地方就动摇了。正确不正确,你自己不知道吗?为什么不看群众,不看实际?”“作为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他强调春耕大忙已经开始,政策决不能变来变去,看准了就定下来,就干,秋后再总结经验教训。

   可能由于各地反应强烈,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安徽辛生、户家三两人的来信,并在编者按语中承认上一次的按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表示“不管用哪种劳动计酬方式和办法,不要轻易变动,以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下来,但不少地方农业生产损失不小。安徽各县比较平稳,但也不是毫无损失。

   1979年国庆节前夕举行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根据试行中各地反映的意见,对1978年的《决定》草案作了修改,正式公布。其中有两处关系特别重大:一是重申坚决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提出“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农民称之为“可以、可以、也可以”。联产计酬似乎只是个分配方式问题,实际上与产权有直接关联。

   长期以来,农村中生产责任和劳动报酬不联系产量,造成生产上无人负责,评工时互相争吵,财务也过于繁琐。一实行联产计酬,权、责、利相结合,这三个“老大难”问题都解决了。更重要的是缓和了紧张的干群关系,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十几户、几十户的生产队变为四五户或七八户的组,一个队分为三四个组,队长的权力分散到组长手里。好的生产队长农民争着要,又懒又馋甚至欺压农民的,则被拒之组外,有的不得不写保证书才被接纳。因此,这实际上是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式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说是农民对某些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一次和平的夺权。

   二是把“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对包产到户,由“不许”改为“不要”,口气比较缓和了,而且允许某些例外,开了一条小小的门缝。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为突破口的广大农民,后来就是从这一条小小的门缝里挤出来,掀起包产到户的历史大潮的。不过在1979年尚处于初始阶段,包产到户只能在“天高皇帝远”的偏僻之处悄悄地进行。比如小岗村的事情,村外就很少有人知道。不料,在安徽省会合肥附近的肥西县,竟也出现了范围不小的包产到户,从而惹起一场风波。

  

四、以省委名义正式把山南公社定为包产到户的试点


   肥西县山南公社1978年秋种麦时,因天太旱种不下去,有的村悄悄地、自发地搞了包产到户,引起周围不少村竞相仿效。这一下,省直机关的议论就多了。有些同志认为肥西就在省会附近,不是偏僻山区,这样明显违背中央规定,不制止不处理恐怕出岔子。有的甚至质问:“省委想把群众引导到哪里去?!”省委得知后,于2月2日派省农委周曰礼、刘家瑞率领工作组去调查,并于7日召开常委会,听取汇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上午没有开完,下午又接着开。万里最后说了他个人的看法:“对包产到户,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秋后再总结。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

   在万里主持下,省委决定把山南公社正式定为包产到户的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历史上的分量却不一定小。在当时的情况下,居然以省委的名义把一个公社正式定为包产到户的试点。不论过多少年再回头来看,人们也不能不对这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的勇气和胆识肃然起敬。

   尽管是省委正式定的试点,肥西县委有些领导人仍然思想不通。他们愤愤地说:“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尸骨未寒就变了,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和国家?老牛要是会讲话,也要到中央去告状。”7月,县委发出46号文件,决定纠正包产到户。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理直气壮地质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部分区、社领导对县委指示采取强硬办法执行,社员则采取不干活、罢耕罢收的办法相对抗。在群众的坚决抵制下,县委不得不在8月8日又发出一个50号文件,改变了46号文件的“决定”。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后来说:“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抗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万里密切注视多种责任制的变化与发展,注视包产到户的试点。他思考得很多很多,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高自己的认识,再去教育干部提高认识。12月1日,他在安徽省军区第六次党代会讲话时指出:“对包产到户到底应该怎么看,至少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用不着听见这四个字就头皮发麻。”“少数地方搞了包产到户,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包产到户不同于分田单干,仍然是一种责任到户的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12月25日,他在省第五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把包产到户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户”,并说:“实践证明,责任到户也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涉及所有制的变动,同分田单干有原则区别。”

   紧接着,1980年1月2日至11日,又召开了有县委第一把手参加的省委扩大工作会议,集中解决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问题。这次会议采取发扬民主、敞开思想、专题讨论、集思广益的方式进行,经过热烈争辩取得一致认识,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上有一个飞跃,为全省推行以大包干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条件。在这次会上,万里第一次听到小岗包干到户的事情,会后专程赶去考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安徽两年多的变化,只是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前奏,但已充分显示出这场伟大改革的深远意义。实践证明,农村改革是广大农民自身的迫切要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自农民在实践中的创造,但是又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坚强,直接影响农民的创造是得到保护还是遭受摧残,是生长、成功还是夭折、失败。一个县如此,一个省也是如此。领导人到底是无私无畏的改革者,还是四面讨好的“太平官”,在改革实践中受到无情的考验。尊重农民创造,保护农民利益,把农民利益看得比自己“乌纱帽”更重的领导人,必然受到农民衷心的拥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心中有一秆公平的秤。当时全国广泛流传过四句关于吃米吃粮的民谚,年龄稍大的人一定记忆犹新。

  

五、包产到户席卷全中国,一号文件开创新局面


   1980年包产到户由暗而明,由少而多,引起了全国性的大争论,也得到了全国性的大发展。

   这年2月下旬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建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为总书记,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万里等人为书记处书记,这无疑十分有利于农村改革的进展。但是,对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却因范围的扩大而更为广泛、更为尖锐了,几乎遍及党政各个部门和全国的各个角落,到处议论纷纷。有说“好得很”的,也有说“糟得很”的,各有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似乎越是领导干部,思想阻力越大,中央部门和省的领导人对包产到户大多持怀疑态度。有的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总起来看,大部分省包产到组都在发展,有的并向包产到户转化;有些省“坚守阵地”,不见动静;前一段进展较快的安徽,则出现了反复。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于5月31日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讲话,热情肯定了安徽肥西和凤阳农民的创造,指出对包产到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他还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解放不够。”

   6月中旬,赵紫阳写信给万里并转胡耀邦,介绍陕北米脂县孟家坪“包产到劳”的经验,建议国家农委根据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组织干部就农村改革问题下乡调查研究。

   8月底,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领导进行了调整,华国锋、纪登奎、王任重、陈永贵不再担任总理和副总理;赵紫阳出任总理,万里为副总理兼农委主任。

   9月14至22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专题座谈,争论仍然很大。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受中央委托,作了个专题报告,因为有大量调查材料和比较客观的分析,经过讨论,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认为包产到户是必要的,至少应在贫困地区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或特殊政策,不存在资产主义复辟的危险。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年75号文件,强调推广责任制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对贫困落后地区,“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这是农村第一步改革过程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极大地鼓舞着亿万农民放开手脚去进行改革。

   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文件没有从正面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争论仍在继续。11月中旬,《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反映75号文件精神的政策性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此文以会上两位省委书记的对话为引子,阐述了包产到户出现的必然性和发展的必要性,引起很大反响,受到农民热烈欢迎,也受到一些没有摆脱“左”倾思想的人强烈反对。在一个省的政法工作会议上,有些人竟指责此文作者是“教唆犯”,要追究其法律责任。长江边有一个大城市的分管农业的负责人竟在干部大会上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不希望你们有人进去,但谁一定要往里钻,那也没有办法。”尽管这些逆流而起的泡沫显得荒唐可笑,却足以说明“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谬论,多年来已深入人心,肃清“左”倾思想影响,绝不是轻而易举,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

75号文件下达后,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有发展,也都在不断完善,显示了各自的适应性和优越性。其中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是包产到户。一是突破了原来只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的设想,迅速向更大的范围扩展;二是包产到户本身又发展成为包干到户,也就是凤阳人所说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大包干”。这种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的责任制形式,由于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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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百年潮》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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