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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水法:迁徙与文明冲突

——《北大德国研究》第七卷题解

更新时间:2018-12-06 13:09:20
作者: 韩水法 (进入专栏)  
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大多数是由迁徙或移民而来,或者经历过大规模的迁徙,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乃是移民国家。正是因为迁徙和移民,才出现了犹太人问题。另一方面,只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各种不同族类即民族、族群和部落等的居住地才固定下来。因此,移民才成为一种社会制度, 一个法律问题。在这之前,移民当然是一个问题,比如社会、宗教和经济的问题,但大体上不是严重的政治和法律问题。

  

   尽管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就是迁徙史,人类社会却尚未找到有效应付和处理大规模迁徙的办法。即便像美国这样被称为移民国家的自由民主大国,它的现任总统特朗普的上台多半还是因为他提出了一套符合许多人想法的移民政策,因此那些对移民持消极态度的人把票投给了他。于是,长度或许仅次于中国长城的一道阻止外国人的长墙就将出现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而这里原本是美洲原住民自由往来的地区。

  

   在这些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移民现象中的一个复杂关系:迁徙者与定居者之间的角色和身份转换,即迁徙者不会永远是迁徙者,定居者却常常把自己视为永久的定居者。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比如到现在为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吉普赛人依然属于迁居不定的流浪族群。

  

   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社会学家W.L. 托马斯和波兰社会学家F.兹纳涅茨基两人合写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专门研究波兰移民移居欧美的现象,后来成为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这两位社会学家描述和分析了如下事实:这些波兰农民移民到美国,成为美国现代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与来自德国、塞尔维亚的移民一起构成了现代美国产业工人群体,并且从他们之中“诞生了一个笃信‘美国价值观’的中产阶级。”[5]我现在想说的是:这些移民的后代现在成了美国社会的主体,他们之中的一些可能以城市人自居,以美国人自居,反对新移民。新移民反对老移民,这就是一种现世的变换,也是在许多地区和国家都发生的事情。

  

   角色的这种变换主要源于利益的转换,后者也同时导致观念和态度的转换。美国现在居民的绝大多数是移民的后代或本身就是移民,比如特朗普是移民第三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新移民持消极的态度。

  

   再进一步说,人类永远无法找到或制定出一套一劳永逸地解决迁徙和移民问题的制度或法律,因为只要人类存在,迁徙就总会发生。所以,一切移民政策、制度或法律都只能在一段时间内有效。诚然,现代民族-国家既是迁徙和移民的产物,却也为人类迁徙和移民制定了最多的规矩,而规矩就意谓限制。人类的有序流动是现代人的理想,但是,即便实现,它也只能发挥短期的效果。从今天的形势来看,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异、贫富差别、战争、宗教迫害、民族迫害、政治迫害乃至社会制度的不同,作为主要的移民差的类型,在可见的将来会一直存在。因此,人类社会,尤其是处于移民差高位的地区和国家,就需要做好长期应对迁徙和移民的心理准备。

  

   康德,这位历史上最不愿意挪动自身的大哲学家,却对迁徙和移民提出了最为一般的主张:“本来就没有任何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权利可以在地球上的一块地方生存。”[6]康德基于世界公民的理想做出这样的断言,而事实上这与人类自智人以来的迁徙史正相吻合。因此,他面向未来做出断言,却指出了过去人类定居与迁徙之间的一个基本事实,而未来人类的迁徙也必定要立足于如此这般的公平权利的主张。

  

   三、移民与文明断层线的变迁

  

   如前所述,人类迁徙在今天被各种制度和法律约束成单纯的移民,古代那类出于战争、争夺生存地和征服等原因的整个族群的大规模的迁徙,除了个别的例外,再难以发生了。移民虽然包含族类的特征,但是以孤立的家庭或个人,而不会以整个部落、地区或整个聚居区(如村庄)的形式迁徙。但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人类社会性的规则在移民到达目的地之后就会顽强地发挥作用。在现代的移民群体里面,宗教和种族成为族类或族群自主划分的最主要根据,亦即认同根据,并且自然而然地成为源于移民的文明冲突的最主要根源。因此现代移民与古代迁徙同样,必然带来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尽管冲突的形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这里,我把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日常礼仪之间的冲突归为文化冲突,而把不同的宗教、语言、法律和权利观念之间的冲突归为文明冲突。

  

   从表面上来看,现代的文明冲突与古代的在形式上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大规模而激烈的文明冲突通过征服、战争、迁徙和殖民等实现出来。在今天,这样的文明冲突虽然仍有发生,但迁徙或移民不是它们的主要原因。然而,这种冲突倒成了移民的重要原因。现在由迁徙和移民造成的文明冲突的场所乃在于日常生活,在有不同族类杂居或混居的地方,个人之间不同的宗教信仰、语言和服饰、生活习惯和社会微结构等乃是形成冲突的主要因素,而宗教信仰则是文明冲突的最重要的因素。除文明冲突之外,移民也导致种族冲突,而它与文明冲突一样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

  

   在谈到冲突时,我要提及另一个现象:不同族类和群体的大融合造就新的族类,比如人们提过的美国民族就是通过所谓的民族大熔炉形成的。不同族类的融合通常要通过漫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与古代不同,在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这种融合需采取符合人权原则的方式。但是,这个原则既为现代族类融合提供了根本的前提和条件,同时却也留下了巨大的张力和腾挪的空间。

  

   谈到融合,就自然联想起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基本事实,即现代的族类或民族都不是所谓的纯粹族类或单一民族,所有的族类和民族都是在长期的迁徙过程通过融合和同化而形成的。与古代相比,现代移民加速了这种融合,并且受到普遍性条件的支持和约束。但是,这种普遍性的条件包含了内在的缺陷,可为一些极端的派别或群体所利用,成为侵蚀和毁坏自身的工具。比如以对基本权利原则的无内在约束的解释向违反基本权利的所谓宗教规范让步,以宽容的理由助长不宽容的行为、团体和个人。另外,事实上,移民群体本身也千差万别,不同类型的移民差并非兼容和协调一致。追求富裕的移民,可能同时带来封闭的观念和社会关系,或者未经启蒙的宗教信仰;追求城市生活的移民群体,也可能带来乡村传统人际关系的潜规则。

  

   近几年在欧洲和美国由移民等引起的重大社会分歧、分裂和冲突现象表明,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不能有效地应付和处理由移民带来的文明冲突,或者说,它还没有成熟到足以以其自身立身的原则来有效地处理由不同族类的移民或种族引起的形形色色的文明冲突这个程度。

  

   仅就欧洲而论,在那里由移民所造成的文明冲突如果按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必定会改变几大文明的地理分布。不过,由于随心所欲的政治正确的限制,以及眼光的狭隘,这样一个趋势现在很少有人提及,在专门讨论移民及文明冲突的《北大德国研究》第7卷中,人们也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北大德国研究中心日常举行的沙龙、工作坊和其他学术交流中,以及在我所参加过的其他会议中,这个现象及其所牵涉的问题则经常为人提及。当然,关于这个现象的讨论,尤其是公开的、在事实材料充分的基础上的讨论和研究乃是十分必要的。比如,我们看到,黑格(Heger)通过论述和分析与移民相关的可能的犯罪行为,得出结论说,在德国,移民的犯罪率并不高。他的结论与人们通过媒体所得到的消息,以及在日常生活的感受,虽然有相当大的差异,实证的研究却有其独特的说服力。

  

   我们今天关注、研究这个题目,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就是从由过去移民所导致的文明冲突之中预见未来文明冲突的走向和格局。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中有关文明断层线的判断在今天看来存在重大的缺陷。[7]从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世界局势来看,文明断层线并不仅仅停留于国境线之间或地区之间,它已经推进到欧洲大城市的城区之间。这也就是说,文明断层线已经在欧洲文明核心地带的中心逐渐展现,而不再只是在欧洲文明的手边脚下徘徊。虽然亨廷顿也提到,在若干国家内部因为存在不同的宗教和文化集团从而也存在文明断层线。但是,在他看来,这样的国家不包括欧洲国家,尤其不包括西欧和北美的国家。[8]现实是相当冷峻的,然而,就如我们所见到、听到——甚至私下所经历到——的那样,这些问题之中的部分在德国以及在欧洲的一些国家甚至依然还是一个禁忌。

  

   确实,无论在社会的内部还是外部,中国都无法置身于文明冲突的局外,而其面临的冲突或许更加尖锐和剧烈,也更加多样。倘若我们不能认真、全面、客观地分析、研究和理解这个现实,深入思考和提出应对的办法,那么文明的冲突也会在中国的大都市里面出现。亨廷顿在这一点上大概是对的,哪里有断层线,那里就有文明的冲突。

  

   2018年3月4日改定于北京褐石园听风阁

   [1] 萨丕尔,《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90页。

   [2] “到1946年10月底,共有大约1000万名德裔难民和被驱逐者”进入被肢解后保留的德国领土内。参见《北大德国研究》第7卷第81页等处。

   [3] 韦应物《寄李儋元锡》,“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4] 《北大德国研究》第7卷,第70页。

   [5] W.L. 托马斯  F.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南京:译林出版社,第137页。

   [6] 语出康德《永久和平论》,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5页。

   [7] “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8] 参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

  

   发表于《北大德国研究》,2018年4月,总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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