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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有星: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法律适用与司法裁判规则的反思与完善

更新时间:2018-12-06 07:20:10
作者: 李有星  

  

三、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的司法裁判实践经验与疑难问题

  

   (一)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司法裁判实践经验

   上海与杭州是国内互联网金融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核心区域之一。2017年8月18日,国内首家互联网法院在杭州挂牌成立,集中审理涉网案件。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互联网法院与金融法院的筹建与运行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解决互联网金融纠纷的实践经验。

   杭州互联网法院常务副院长王江桥介绍了杭州互联网法院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的审理概况与经验。杭州市内互联网金融借款与小额贷款纠纷归属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案件数量在互联网法院所管辖案件中约占15%。目前,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互联网金融案件具有以下经验。第一,与省内数家金融机构协调合作,实现网上审理。第二,启用电子签章系统提高审判效率,保障数据安全。第三,对互联网金融案件,特别是小额贷款纠纷采用智能立案。第四,采用电子送达和相应的“弹屏短信”功能,并与三大电信运营商协调,确认当事人能够收悉法院文件。第五,启用“异步审理”,突破传统面对面的同步审理方式。第六,采用金融快审机制,互联网金融借贷、小额贷款纠纷从起诉到最终的裁判文书全部由系统智能化生成。第六,互联网法院将互联网审理的选择权交由当事人,为实现互联网庭审中司法的严肃性,在线审理对话框中设置了禁言和禁图像功能。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庭长张新,作为上海金融法院筹备具体负责人,总结了上海市网络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经验。第一,目前上海已经建立了从基层到高级法院完整的金融审判体系,涉及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案件归属于金融审判庭管辖。第二,P2P网贷案件的司法裁判理念有两点,一是正确处理好鼓励金融创新和依法规范金融秩序之间的关系,二是注重裁判结果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契合,妥善处理好涉众交叉案件。

   (二)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司法裁判的疑难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1.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司法裁判的重点与逻辑

   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牛太升提出,处理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三方面。第一,准确区分和鉴定法律关系。厘清金融关系和互联网技术的区别,归纳争议焦点需要提炼出法律关系。第二,恰当地处理行政、民事以及刑事法律规范的关联适用问题,如互联网金融平台商事主体资格、经营主体与客户合同权利义务的关系,互联网金融违法犯罪行为和商事交易合同效力的关系等问题。第三,实现信息数据完整有效地入案,监管机构、企业和司法机关建立信息数据共享机制,确保互联网金融的行政监管数据、交易记录信息和线下信息的完整性。

   邢会强教授认为,制定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司法解释,应当重点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护。制定司法解释需要对投资者进行分类,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倾斜性保护。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强调适合性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履行信义义务,并将证券法上的反欺诈和民事诉讼机制推广到互联网理财领域。

   对于互联网金融司法裁判的制定逻辑,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春彦归纳如下:第一,互联网金融是商事案件,不同于普通传统民间借贷,要体现商事法律特点。第二,司法解释要做的工作是回到请求权基础的确定,判断互联网金融是否具有不同于传统的请求权的特点。

   2.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对于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应当适用集中管辖原则。李有星教授提出,由于许多平台服务器在国外,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不能适用原有管辖规则。应当实行集中管辖,由上海、杭州等几个核心地区的人民法院集中管辖。

   另一种观点认为,集中管辖会给管辖地法院造成过重负担,应由平台注册地法院管辖。周伦军审判员提出,目前互联网金融案件数量的剧增,已经给地方政府与法院带来了巨大压力。对于平台案件的管辖,应当遵循平台注册地辖区管辖的原则。

   对于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管辖规则的制定,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刘进一提出,互联网金融案件的管辖可以在《民事诉讼法》的框架内予以解决,平台与借贷双方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协议管辖的规定,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实现案件的相对集中管辖。王江桥院长则对约定管辖的问题做了进一步阐释,认为可以将平台所在地作为互联网法院管辖的连接点之一,约定网络合同的签订地为杭州,实现约定管辖的落地。

   3.互联网金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不足与完善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处长舒雄根据统计数据,分析了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供给严重不足。据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2012年的统计,全球114个参与调查的国家当中,75%的国家已经建立了金融消费纠纷的非诉讼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互联网金融案件具有小额、分散、简易等特点,不应为此浪费过多的司法资源。

   应当尽快设计倾斜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纠纷解决机制,探索互联网金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参考英国解决金融消费纠纷的申诉专员机制,对消费者在以下方面进行倾斜保护:第一,争议解决产生的费用全部由金融机构承担;第二,消费者可以选择是否接受申诉专员的裁决意见;第三,一旦消费者接受裁决,金融机构就必须接受。

  

四、网络借贷纠纷法律适用与裁判规则问题

  

   (一)网络借贷平台的收费与利率问题

   第一,网络借贷平台收取的服务费用原则上不应与借贷利率合并计算。李有星教授认为,平台服务费用与借贷利息系基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产生。前者是客户与平台间的服务合同关系,后者是借贷双方的借贷合同关系,原则上不应混同。平台收取的费用,是平台提供各类服务的对价,只要合法合理,应当予以支持,不能与借贷利息合并计算。李爱君教授认同网络借贷平台服务费用原则上不应与借贷利率合并计算,如果以服务费用代替利息,变相提高利率进行收费,应当在实质审查的基础上,将其认定为利息的组成部分,合并计算,总额不得超过司法解释规定的利率上限。

   第二,网络借贷平台的利率问题。按照李有星教授的观点,监管利率与司法利率不能等同。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经营风险的成本与技术成本加总,决定其平均利率要达到50%—60%才能持续盈利。另一方面,网络借贷平台经营的短期借贷产品,往往按照周或月利率计算。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年化利率的限制性规定,不宜适用于互联网金融。李爱君教授对于网络借贷平台由于风险成本而抬高利率的观点持相反意见,认为利率不能作为风控手段。互联网金融平台是经营风险的机构,需要具备足够的技术手段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不具备风控技术就不具备从事互联网金融的能力。如部分现金贷平台,由于缺乏经营高风险业务所应具备的风控技术,简单地用利率来作为风控手段,因此在短期内暴露出大量的问题与风险。

   (二)网络借贷平台的退出问题

   季立刚教授分析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规范平台破产问题。

   第一,对平台资金池进行破产隔离。建议在司法裁判中适当参考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的处置方法,确认资金池的破产隔离问题。国内国际金融结算过程中在线、在途的资金,虽然没有构成资金池,但应明确其结算之后的归属,并采用破产隔离原则。

   第二,司法审判应当认定平台制定的“生前遗嘱”(living wills)效力。美国2010年发布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规定了“生前遗嘱”制度,要求相关主体提前制定危机处置计划,在破产或陷入危机时按照该计划对相关财产进行处理,[7]这一规定被沿用至网络借贷领域。如果平台制定的“生前遗嘱”,对平台破产之后的资产归属、债权债务关系处置做出了合理的安排,并在互联网或其他公开渠道上进行了公示,司法审理过程中应当对其效力予以认定。

   第三,对于网贷平台从事的融资性业务,可以比照银行贷款合同,对提前还款或提前清偿予以确认。提前清偿涉及其他破产债权人的利益,需要在其他债权人和投资者利益间进行价值选择。

   第四,共益费用和共益债务问题。依照《破产法》的规定,在平台出现破产危机时,用于从事生产的支出也属于共益债务。部分平台在破产过程中对外借款,用以偿还平台债务,实现投资者债权,具有公共性质,司法裁判中应将这笔借款认定为共益债务。

  

五、非银行支付纠纷法律适用与裁判规则问题

  

   (一)非银行支付纠纷中的基础法律关系

   罗培新主任对非银行支付中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了梳理。第一,第三方支付机构与用户之间建立的是电子货币保管法律关系、资金代收代付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的是关于支付服务的合作关系。第二,支付行为具有独立性。第三方支付机构不负责审查支付行为背后的基础交易是否真实有效,不负责处理由于基础交易而引发的纠纷。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的“担保交易”服务,并非担保基础交易真实有效的意思,并非担保法意义上的担保,主要功能是为交易提供代收代付的中介服务。第三,备用金所有权归属用户,第三方支付机构受托保管。

   (二)电子支付非授权交易中的责任规定与举证责任归置问题

   根据《电子商务法(草案)》[8]以及相关规定,非因客户自身原因造成的资金损失由非银行支付机构承担,除非支付机构能够证明损失由客户过错导致。对支付机构设置严格责任,并需承担举证责任。对此形成了两种争锋相对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立法思路存在问题,不应对支付机构设置严格责任,并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蚂蚁金服合规与法务部总监陈晨具体分析这一规定的负面效应。第一,这种责任规定对于支付机构过重。支付机构可以保障系统安全可靠,符合国家标准与金融监管要求,但无法预见或控制用户自身受诈骗分子诱骗,或其设备遭受病毒攻击。支付机构没有能力防范道德的风险。

   第二,这种责任规则一旦被法律确定,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和混乱。该条款不具有可操作性,支付机构承担证明责任是在侵权的语境下,但用户可能选择提起违约之诉。支付机构也难以证明第三方过错导致损失。此外,支付机构除了需要证明损失由客户过错导致,还须证明因果关系。从立法设计的角度需要进一步阐释如何证明因果关系,推定因果关系成立的要件等,否则将导致各地裁判标准不一。第三,易引发道德风险。蚂蚁金服根据统计数据发现,大部分申请帐户被盗的都是骗赔骗保。要求支付机构承担举证责任,变相鼓励了用户的套利行为。第四,造成裁判尺度的不统一。线下支付中的ATM刷卡出现非授权交易,银行只要证明自身无过错即可免责。非银行支付机构通过长期发展已经具备与银行同等水平的风控能力,在交易原理实质相同的情况下,不应加重非银行支付机构的义务。

罗培新主任认同该观点,从动态来看,如果司法解释明确了无过错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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