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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欧洲穆斯林移民的认同焦虑与宗教依赖

——基于奥利维耶·罗伊的“新原教旨主义”视角

更新时间:2018-12-06 07:04:04
作者: 黄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欧洲的穆斯林移民有强烈的认同焦虑问题,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更是如此。“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新发展,它放弃了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内实现政治正常化的策略,选择在跨国层面对伊斯兰教进行复兴,并支持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穆斯林共同体。由于欧洲社会特殊的背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某种意义上契合了穆斯林移民的这种认同焦虑,因而得以在欧洲蔓延并引起种种政治后果。目前,这种原教旨主义在欧洲社会有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去文化化和再伊斯兰化,以及个体化和对“圣战”重视等几个明显特征。

   关 键 词:地区与国别政治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欧洲  穆斯林移民  全球化  世俗化

  

   在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人们曾经相信,随着个人生活中宗教信仰与实践的减少,宗教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已经逐渐减退。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宗教复兴却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从1979年的伊朗革命开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不断在苏丹、土耳其、阿富汗和印度等国家蓬勃发展,成为宗教复兴的重要内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也因此尤为凸显,近年来,欧洲等地的社会政治现实更是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①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非新生事物——号召严格遵守《古兰经》的训导,号召回归真正的伊斯兰真正教义和教规等诉求早已有之。法国学者奥利维耶·罗伊(Olivier Roy)提出,目前游荡在西方世界的这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以被称为“新原教旨主义”(neofundamentalism),它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的中介。他认为,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所以被冠之以“新”,是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它放弃了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内实现政治正常化的策略,而选择在跨国层面对伊斯兰教进行复兴。它所持的宗教观点是经典主义的,相对封闭而保守,拒绝国家或中央维度,支持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ummah)。②

   罗伊的看法对思考全球化背景下欧洲社会的穆斯林移民问题颇有启发,本文从他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一视角出发,探究以下问题;为什么早已存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会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欧洲的移民群体中获得大量支持,并快速蔓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哪些新特点?它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后果?

  

一、欧洲移民问题中宗教认同凸显


   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移民问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移民”和“穆斯林”重叠,欧洲穆斯林大多数是移民或有移民背景。这种重叠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穆斯林在欧洲的大幅增加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及北非等国家饱受战争蹂躏的逃难者纷纷涌入欧洲;此外,再加上从欧洲国家前殖民地不断迁移过来的穆斯林人口,以及欧洲国家有意识地招聘低成本、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者,穆斯林因此成为欧洲各国占比极大的移民人口。例如,虽然穆斯林向英伦三岛移民由来已久,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穆斯林才开始大规模地向英国持续移入,此后,英国穆斯林人口迅速增加,规模日益庞大。从1951年的约2.3万人(不到总人口比例的0.01%),陡升到1971年的36.9万人、1981年的69万人,到1991年时已经超过100万。③根据2011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仅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的穆斯林人口已经上升到270万人,占全国人口4.2%左右。④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欧盟国家约有1300万穆斯林移民。⑤目前,欧洲的穆斯林移民或者具有移民背景的穆斯林大概占欧洲居民的5%左右,其中在法国的穆斯林移民人数最多,大概是450万左右;德国次之,大概有300万左右;意大利、荷兰等地的穆斯林人口也极为庞大,均超过50万;尽管奥地利、瑞士、比利时这些国家的穆斯林移民小于50万,但考虑到它们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总数,穆斯林移民的比例也甚为可观。⑥近年来,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并结束伊拉克军事占领后,以及“阿拉伯之春”之后的中东北非变局,更是让涌入欧洲的穆斯林难民呈井喷式增长。一些媒体人士和学者预测,由于这些穆斯林移民与欧洲原住人口相比较为年轻以及生育率较高,他们的人口数量还将显著增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也将更高。⑦

   随着穆斯林移民纷纷涌入欧洲,有关他们的整合问题开始出现在欧洲国家的政治议程上,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然而,把整合问题和宗教认同紧密挂钩并非一开始就是关注的重点。20世纪60、70年代,人们主要关注穆斯林移民的社会经济融入问题;随着第二、第三代穆斯林移民的出现,人们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政治动员方面。⑧从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引发的追杀令,到法国从1989年至今围绕“头巾”(hijab)问题产生的一系列争论,大家开始讨论宗教认同与移民整合之间的关系。例如,穆斯林的着装打扮、伊斯兰教特有的建筑风格及清真食品等问题,引发了愈演愈烈的关于公共场所的伊斯兰教宗教符号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争论。这种争论并非仅仅是不同观点的分歧,它表达了一些更为根本性的疑虑(或者至少被认为是如此):这些宗教符号实际上代表了另一种用于指导个人生活的原则和规范,这些原则和规范是否与西方民主社会并不相融?宗教认同是否会成为移民整合的障碍?⑨

   近十年来,这些疑虑在欧洲国家越来越普遍。例如,随着穆斯林移民人口增多,欧洲的本土居民(尤其是西欧)逐渐开始把穆斯林看作是最容易带来问题与麻烦的群体,因为他们普遍较为贫困,失业率高,以及教育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有研究表明,不论来自哪一个族群(如南亚族群或北非族群等),穆斯林群体全都面临着就业劣势,这表明穆斯林的就业弱势是由宗教因素而不是族群因素引起的,穆斯林正面临着“宗教惩罚”(religion penalty)这一残酷现实。⑩头巾、清真寺、尖塔等宗教符号更是成为这种疑虑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它们被认为是对西方民主价值的拒绝,甚至是威胁。例如,在瑞士自2006年开始的“反尖塔运动”中,有一幅漫画备受关注:一个蒙面的穆斯林妇女,站在一群清真寺尖塔旁,而这群清真寺尖塔从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中穿出,就像一枚枚导弹射向空中。这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恐惧不仅存在于公众舆论之中,更以立法形式得以固定。2009年11月29日,瑞士就是否禁止修建清真寺尖塔问题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结果显示,有超过57%的选民支持全面禁止兴建清真寺尖塔,该全民公投案正式纳入瑞士宪法第72条第3款成为《尖塔禁令》。

   当然,欧洲穆斯林移民的宗教认同和其他地区的移民宗教认同一样,都受一些类似因素影响:(1)移民往往来自欠发达地区,这是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所造成的社会经济选择;(2)他们在移居国集中居住,形成聚居区;(3)他们所在的宗教群体能够提供聚会地点和其他支持;(4)移民中兴盛的族内通婚,或夫妻同时移民保证了家庭对宗教性的塑造作用。(11)但是,这些普遍性的因素几乎适用于每一个地区的移民,也几乎适用于每一种宗教。如前文所述,欧洲穆斯林移民的宗教认同问题正日益凸显,显然不能指望一些普遍性的结论来针对性解答欧洲穆斯林移民特殊的宗教认同问题,当然,更不能回答欧洲穆斯林移民的宗教认同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因此,本文选择抛弃这些移民宗教研究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因素,而转去考察欧洲社会特有的背景,并从“新原教旨主义”的视角出发,探讨穆斯林移民的宗教认同问题。

  

二、世俗化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不同学者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展有不同的看法,罗伊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这一阶段的原教旨主义者主要是精英主义者,尤其以大学生为追随者;第二阶段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伊朗是个很明显的例子,这时候的原教旨主义者主要由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保守的宗教中产阶级,以及受到城市化进程影响但仍然保有传统主义的大众组成;第三阶段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罗伊认为,此时的原教旨主义因其新的宗教性可以被称为“新原教旨主义”,比较突出的特征是伊斯兰全球化甚至是伊斯兰西方化。(12)罗伊所提出的这种“新原教旨主义”印证了欧洲社会当前的社会与政治现实,尤其对移民(特别是第二、三代移民)的宗教性及其政治后果提出了颇有启发的解释思路。

   诚然,原教旨主义的产生有多种原因,从结构因素、机会要素,再到个人选择等(13),任何一种原教旨主义思潮或者运动都是这些原因以某种排列组合方式所形成的产物。应该看到,就欧洲社会而言,它有三个独特的背景非常值得关注,正是这三个因素促使了新原教旨主义的蔓延。

   (一)社会世俗化与移民宗教问题凸显

   长久以来,在研究世俗化现象的各种研究成果中,非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排除在外的。(14)然而,随着大量移民涌入西方国家,他们的非西方宗教信仰也一起涌入,造就了复杂而多样的宗教景观(religious landscapes)(见表)。在围绕欧洲的穆斯林移民产生的一系列争论中,许多学者提出,应该把这一问题放在欧洲的世俗化背景下加以探讨,这不但将丰富人们对世俗化理论和现象的看法,同时也能深刻理解穆斯林移民的相关问题。(15)

   “世俗化”理论的集大成者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彼得·伯杰(Peter Berger)曾经承认,他早年对“世俗化”理论的推崇是源自于欧洲社会的观察:在欧洲,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陷入困境,举步维艰,参加礼拜的信徒人数多年来持续大幅度下降,教会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并且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世俗化”俨然已经成为欧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然而,移民的涌入让“世俗化”趋势出现一些改变。

   第一,移民经历往往会增大人们的宗教需求,因此,移民人口的宗教性通常较强,而这种对宗教的依赖有可能会延缓同化过程。学者们发现,移居到欧洲的移民把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当作一种“缓冲”(buffer),以应对移居国的艰难生活。迁徙事件相当于创伤性的经验,像其他异常经历和不安全感一样,增加了人们对宗教信仰的接受程度,这种宗教信仰和认同可能转化为积极参与宗教实践的行动。(17)这也是所谓“灵魂的慰藉”(balm for the soul)功能:宗教可以为离乡背井的人们提供安慰,减轻他们的孤独感。这种功能在第二代移民中也不会消失。(18)

从表面上看,在欧洲的移民和在美国的移民对宗教的依赖有类似之处。例如,对生活在美国、对远离故土与亲人的移民来说,宗教身份能够为他们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和帮助;在面对融入新社会的艰难适应过程中,宗教身份能够提供归属感和参与感。此外,宗教机构和宗教组织还提供让移民可以聚集起来的社群和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例如,教会、寺庙为他们的信徒提供熟悉的文化环境与氛围,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新移民往往能寻找到同伴与友谊,以及为移民在早期安置中面临的歧视与创伤提供心理支持。宗教组织能够为移民提供的这种心理庇护是尤为重要的,因为来到美国的移民往往会感觉他们被这个社会环境拒之门外,又或者刚因为移民而遭受到职业流动的倒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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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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