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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欧洲穆斯林移民的认同焦虑与宗教依赖

——基于奥利维耶·罗伊的“新原教旨主义”视角

更新时间:2018-12-06 07:04:04
作者: 黄平 (进入专栏)  
宗教组织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被尊敬、被接纳的种种情绪。(19)由于美国社会的“宗教色彩”,宗教的积极特质为人们所看重,因此,宗教往往成为移民所拥有的一种重要资源,初来乍到的移民不但勇于对外宣称自己的宗教身份,还充分利用这种身份以在美国社会中获得立足之地。例如,基督徒、穆斯林或者佛教徒的身份能够为他们带来在一个宗教社群(或者更大的族群)里的受尊重感,如果他们能够抓住在宗教群体里成为领导者的机会,则更能带来更多的声望,这使得移民的宗教信仰在他们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往往充当了一种“桥梁”的角色。(20)

   如果在更深层次探寻,则可以发现,生活在欧洲的移民和生活在美国的处境不大相同。美国乔治城大学社会学系和神学系教授卡萨诺瓦(José Casanova)曾经提醒人们对今天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在欧洲所处的世俗化环境要引起特别关注。(21)他认为,今天欧洲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种种疑虑与19世纪中期美国历史上基督新教对天主教的排斥极为相似。确实,当时的基督教新教在公共领域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天主教和犹太教都因此受到排挤,也因此让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被置于受歧视的群体,本土文化论者甚至认为,他们和美国的主流制度与文化是根本不相容的。(22)卡萨诺瓦认为,欧洲把伊斯兰教看成是“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的、非自由和不民主的宗教与文化”这种种言论都能在19世纪反天主教的言论中找到共鸣。然而,必须注意的是,19世纪时的美国并不存在欧洲如今的这种世俗化环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洲出现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的急剧衰退实际上伴随着一种世俗主义者的自我认知:宗教衰退是一种正常和进步的历史进程,而成为世俗主义者正是作为一个现代而开化的欧洲人的“准规范性”后果。(23)因此,欧洲的这种世俗化环境不仅让移民的宗教性变得复杂,同时也让移民的宗教性产生了各种变化。虽然从表面上看,“缓冲”和“桥梁”对移民的支持机制有相似之处,但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它们所产生的原因大不相同,由此造成的后果可能截然不同。学者们担心,与生活在美国的移民把宗教信仰作为“美国化”过程的重要内容和步骤不同,欧洲移民对宗教信仰的这种依赖往往却会延缓同化过程,变成所谓的“流动陷阱”,从而阻碍他们对移居国的适应。(24)

   第二,由于欧洲社会的世俗化特性,移民的宗教性和欧洲世俗国家的张力显而易见。长期以来,欧洲的政教关系是相对稳定的,然而,移民带来的宗教议题引起了世俗主义者的反弹,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稳定。宗教议题在社会中的愈加显著,也让世俗化在政治、法律层面的体现日益增大。例如,世俗主义者和宗教群体之间产生的政策争议会体现在选举时围绕政教关系政策产生的种种冲突中。这些争议和冲突并非仅仅是单向的,它们不像某些“文明的冲突”拥趸者认为的那样,仅仅体现了宗教性穆斯林对世俗化欧洲社会和基督徒发起的冲击,实际上,它们反映了世俗主义者、基督徒与移民宗教问题之间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对极端宗派主义产生了极大恐惧,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施以援手,打击极端主义势力,但同时又害怕国家对宗教问题由此进行更强的控制;另一方面,世俗主义者往往希望能够对公共领域的宗教表达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25)法国的《头巾法案》和瑞士的《尖塔禁令》都反映了移民宗教给欧洲国家政教关系带来的这种冲击。

   (二)信仰少数化与原教旨主义的蔓延

   尽管欧洲社会被认为是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但同时许多欧洲人(即便是那些身处最世俗国家的欧洲人)哪怕不再信仰上帝,也仍然保有“基督徒”的身份,这一现象也被叫做“归属但不信仰”(belonging without believing)。在法国、瑞典、英国等国,虽然那些有悠久历史的教会(包括天主教、路德宗、圣公会或加尔文宗等)拥有的积极成员已经越来越少,但它们仍然作为“国家宗教”(national religion)的公共载体在保持运转。在德国等国家,仍然有如此之多的人愿意隶属于某个宗教组织,尽管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缴纳“宗教税”。(26)从这个意义而言,大多数欧洲国家所谓“世俗的”的文化认同其实并不那么单纯,它还和“基督教的”这种文化认同复杂地相互纠缠在一起。(27)

   确实,欧洲的世俗化特性比较复杂。尽管世俗化认同为欧洲国家的精英和草根阶层所共享,但吊诡的是,当他们无论对欧盟的地理疆域加以限制还是对欧盟的文化认同加以界定的时候,他们又会去寻找宗教的帮助——欧洲对他们而言,始终是一个“基督教的”欧洲。例如,在土耳其“入欧”问题上,尽管欧盟宣称拒绝土耳其入欧主要是基于土耳其的人权状况无法令人满意等理由,但有学者认为,表面世俗化的欧洲其实仍然是一个基督教的欧洲,以至于它很难将一个伊斯兰国家想象成欧洲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28)

   大量穆斯林移民到欧洲,试图寻找工作机会和更好的生活,他们及其后代成为当地社会的信仰少数派。当然,这种穆斯林成为信仰少数派的现象并非史无前例,然而,以往这种现象往往是征服与再征服的结果,又或者因贸易等活动造成。如今,这种现象却是由个人主动选择造成,这些穆斯林清楚地知道他们即将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而在这个国家里他们将成为信仰少数派,而这种主动选择显然是全球化时代所特有的产物。(29)当穆斯林移居到“基督教的”欧洲时,他们的宗教性往往会得到增加,甚至出现原教旨主义的倾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研究者发现,当移民的宗教信仰与移居国的主要宗教信仰不一致时,他们往往会遭受到宗教的歧视或产生宗教上的不安情绪。尤其在宗教同质化程度较高、宗教多样性和宗教宽容度都有所不足的欧洲国家,这些移民往往会选择增强自己的宗教性去寻求慰藉,以对抗外界的压力,例如,他们往往会有增加祈祷次数的表现等。(30)必须注意的是,学者们研究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宗教性问题时,尤其关注少数派的生活经验对其宗教性造成的改变。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切萨里(Jocelyne Cesari)认为,在西方社会的生活经验——即国家并不试图权威性地界定伊斯兰传统,导致了穆斯林宗教信仰的个体化,并带来一系列后果,包括伊斯兰教的私人化、文化性和种族性,以及对原教旨主义的热衷。(31)

   2008年,德国伊斯兰会议(Deutsche Islam Konferenz)披露,为促进对话和融入,时任德国内政部长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赞成所有的德国学生都应该接受伊斯兰教知识方面的指导,而这些指导应由受过培训的教师用德语讲授。有学者认为,这一政策提议实际上是由政府官员和穆斯林代表所共有的一种观点所驱动:应该由专业人士在学校里讲授伊斯兰教的相关知识,而不是由地方性的神职人员(大部分还是讲土耳其语的)来进行这种指导。然而,这一提议引起很多批评,宗教人士批评此举代表了宗教指导的世俗化倾向,然而,世俗化人士和基督教徒又认为这确认了伊斯兰教是一种德国宗教。后来的折中替代方案改为由家长负责提供宗教指引。但人们仍然担心,大多数家长可能会忽视这种宗教指引,而只有最具宗教性的家长才会重视这种指引,但这样的后果却会加剧宗派原教旨主义。(32)

   第二,全球化的背景加重了身处欧洲的穆斯林移民的认同焦虑,从而也加强了他们对伊斯兰教信仰的依赖。如果说以往穆斯林移民到其他国家尚有时间逐渐建立自己的文化或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如我国的回族),但现在全球化对空间和时间的压缩使大量的穆斯林迅速地离开自己的家园,并被抛入到一个异质的环境,他们既难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也难逐渐地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去影响周遭环境并慢慢融入。因此,罗伊提出,在全球化时代,当穆斯林移民从伊斯兰教占主导的社会转移到伊斯兰教成为非主流信仰的社会中时,他们的认同需求让他们必须依赖宗教信仰,因为那是比语言、文化更能定义他们作为穆斯林身份的东西。(33)

   由于全球化使宗教、文化、社会、疆域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在一个非穆斯林或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宗教的社会权威不复存在,穆斯林移民往往需要“再伊斯兰化”(re-Islamisation)来重建自己的宗教认同,这既是一种对西方文化和全球化的“认同抗议”,也是一种对西方文化和全球化的自我调适。当然,这种对自我认同的寻求和宗教性的加强并不必然导向原教旨主义,实际上,人们往往面临着“自由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两种选择。选择“自由主义”的宗教倾向,意味着接受宗教领域外存在一个广阔的世俗空间;选择“原教旨主义”的人,则意味着仍希望宗教是一个统管政治与社会的包罗万象的系统。罗伊认为,由于伊斯兰教在西方世界属于少数派信仰,因此,人们可能会选择“原教旨主义”以抵消异质的外部世界。例如,人们可能会选择把日常生活变得“神圣化”,或者是自己构建伊斯兰空间(例如在居住地修建清真寺等等),又或者采取激进的、甚至是自杀性的行为表示对西方社会和世俗化的拒绝。(34)

   (三)“恐伊症”和“自我实现的预言”效应

   宗教在移民融入的过程中产生过非常积极的作用,美国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宗教成为外来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重要渠道,少数族群和其他次文化群体往往凭借宗教信仰争取自己的地位和权利。卡萨诺瓦对此解释为:由于美国更看重宗教的积极特质,因此,宗教对移民而言成为一种重要资源。初来乍到的移民不但勇于对外宣称自己的宗教身份,还充分利用这种身份以便在美国社会中获得立足之地,从而使那些极具破坏性的种族主义或种族化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中和与抵消。(35)还有学者提出,移民宗教在美国的这种积极效应可以概括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效应”:人们对事物的主观看法往往能决定事物的客观走向。在美国社会,宗教通常被认为是积极因素,人们倾向于公开宣称(即便是夸大地)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行为被认为是“美国化”或被美国规范同化的一种表现,而移民参加宗教活动也被认为是他们变成美国人、获得美国经验的一部分。此外,相应的制度安排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宗教的积极看法,而这些制度安排又反过来影响了宗教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对美国而言,宗教也最终成为塑造国家认同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36)

   然而,“伊斯兰恐惧症”(简称“恐伊症”)俨然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一种时代症候群,针对穆斯林民众的反感、歧视同样在欧洲国家蔓延,甚至暴力事件有增无减。更糟糕的是,这种认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是一种威胁的言论已经从极右翼的言论变成相对主流的政治话语。(37)在欧洲国家,这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偏见主要集中在两方面:(1)伊斯兰教和西方价值不相容;(2)伊斯兰教是一个外来的敌人。

   认为伊斯兰教和欧洲国家、西方价值不相容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基督教的训条及西方的启蒙思想与伊斯兰教反启蒙主义的教义格格不入;伊斯兰教是一个对女性极端歧视的宗教,穆斯林妇女在不断地受到压迫;穆斯林不能很好地进行同化,而同化失败将减少欧洲国家的国家认同凝聚力;如果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纳入西方主流社会和主流信仰体系,将极大地改变现状——这种思想认为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是两种独立的认同体系,而前者显然比后者更为优越;穆斯林移民的文化和宗教将对西方的法律和价值产生危害性的改变;穆斯林的涌入可能还将改变欧洲国家的人口构成;由于穆斯林移民将和欧洲人民竞争工作机会、社会福利,穆斯林移民还会给欧洲人民的物质安全带来威胁,等等。(38)

那些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外来的敌人的观点则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会给国内安全带来威胁,因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常常与犯罪、荣誉谋杀、落后、不宽容、对女性的压迫联系在一起;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会带来恐怖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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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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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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