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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汉文 林佳萱:“事大”还是“平衡”:韩国的对外战略传统及其当下效应

更新时间:2018-12-06 07:01:11
作者: 葛汉文   林佳萱  
所引发的最好后果也仅是使自己成为大国竞争中的有分量筹码,而其失败则直接导致了半岛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地位。

  

三、“事大”战略的延续及其调整


   二战结束、美苏对朝鲜半岛的军事进驻以及冷战的出现,使半岛的政治格局发生革命性变化:半岛第一次并且也较长时期地分裂成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部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16)冷战期间,朝韩两国长期敌对,实力各有所长但总体相当,分别从属于不同的政治和军事联盟,受不同的外部强权(美国和苏联)支配:美国依靠对朝鲜半岛南部的军事占领,以确保日本——这个所谓的“远东民主的防波堤”的安全,并阻止共产主义势力进入西太平洋(17);苏联同样将保住朝鲜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基地视为必不可少,因为其可以“保卫苏联通向南满和黄海的通道”。(18)受到这两大超级强国政策态度的直接影响,朝鲜半岛成为远东地区的冷战最前线,朝韩两国的分裂、摩擦、冲突和战争也成为冷战在东北亚的主要标志。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韩国的外交政策依然是“事大”战略在当代的延续。尤其是韩国,在面对敌对的朝鲜及其背后的超级强国苏联时,在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上选择全然依赖美国以维持自身的生存。朴正熙就指出,韩国战后“被敌对的共产主义势力所包围——北韩、苏联的沿海省份西伯利亚、大陆中国”,因此“不可能单独地抵抗来自各方面的侵略威胁”,“只要这种威胁继续存在,我们就必须发展同美国的永久性联系来维护自由和独立”。(19)在这种战略指引下,尤其是在被朝鲜战争加剧的紧张局势的持续影响下,冷战时期韩国对外战略的基轴就是确保外来的、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军事、外交和物资援助。(20)同历史上半岛政权所奉行的“事大”战略相类似,韩国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努力与美国维持一种完全依附的关系(如主动要求美军在韩国长期驻军、韩军队指挥权置于美韩联军司令部的掌控之下),甚至通过在其他地区全力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以求换取美对其安全的承诺。例如,越南战争期间,韩国主动要求派军参战。自1965-1973年间,韩国派遣军是除美军之外最大规模的外国参战部队。(21)

   除国家安全外,战后韩国对美国的“事大”战略还可以确保韩国获取其他战略利益,最为显著的当属持续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尽管自艾森豪威尔时期到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对韩援助政策不时发生调整,但美国将援助韩国经济发展确立为一项长期政策的,而大额美元的持续注入,直接助力于韩国经济的起飞。(22)而对上世纪60年代韩国经济实现所谓的“汉江奇迹”助益最大的,当属韩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并在其中赢得巨大红利。尤其是自从上世纪60年代朴正熙政府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后,加之受到越南战争对韩国制成品工业的刺激,韩国经济开始得到长足发展。从1962-1976年,韩国先后实行了3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8%、10.5%和11.2%,其中个别年份甚至增长更快,韩国也得以一跃进入新型工业化国家之列。(23)

   与历史大多数时期相似,战后韩国对美国的“事大”战略同样具有其意识形态支柱,只是这种支柱从早先的“中华文明归属感”转换成了所谓的“民主、自由”。尽管朴正熙以“威胁全民族利益的自由将不能够被容忍”为名,长期实行实质上的专制统治,但他依然将自己的军事政变及随后的独裁称作是“从社会混乱的无秩序状态中拯救了自由”,并声称韩国所奉行的就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而在韩国政治精英看来,对韩国国家生存构成最大威胁的不仅仅是朝鲜及其他社会主义盟国的武装力量,而是后者敌对的意识形态或者是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韩国必须“在军事和政治上同自由世界结盟”,唯此才是“保证韩国人民的自由、独立和最后的统一”的根本途径。(24)通过这种方式,韩国得以与西方世界的冷战意识形态相合拍,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甚至也在精神层面上被纳入到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当中去。

   然而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韩国的战略安全环境逐步好转,其结盟政策在延续性方面也发生了较为突出的转变。(25)而这个调整则使得韩美两国维持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联盟关系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紧张。尤其是在卢武铉任总统时期,尽管韩国依然强调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宣称要“继续以韩美同盟为外交轴心”,但开始更多地强调韩国在对外战略方面的自主性,并且“努力使(韩美)同盟关系趋于平等”。(26)以此为指引,韩国虽依然注重韩美双边关系,并在财政、军事上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但另一方面,则在避免刺激朝鲜的考虑下,反对美国在东亚地区部署反导系统,并对美国将驻韩美军的军事使命延伸至朝鲜半岛之外持明显的保留态度。

   与此同时,韩国积极着手在东北亚地区推行所谓的“平衡”外交,特别是发展与周边的中、日、俄等国的关系,以期推动形成地区国际关系的平衡。尤其是在韩国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以及值得一提的军事实力)位居全球前10位的情况下,从卢泰愚、金大中、金泳三执政时期,韩国就开始以建设“中等强国”为目标,力争使韩国“成为美、中、日、俄四大强国中间的平衡杠杆”。(27)至卢武铉执政时期,更是明确地提出了韩国要在“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平衡者”作用,主张将务实的“均衡”理念体现在韩国的对外战略当中,以期使韩国在地区事务层面以更有影响力的“中等国家”形象出现。

   冷战结束后韩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动因,在于苏联阵营的解体及朝鲜威胁的逐步下降。苏联的解体使得朝鲜得到大笔外来援助的可能性锐减,加之朝鲜经济形势恶化,导致其在冷战结束之初就被很多国际评论家视为已处于经济和社会崩溃的边缘,对韩国的现实威胁不断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在半岛事务上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均为韩国借助中国平衡其向美国一边倒的同盟关系、更好地维护韩国的利益、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创造了更为现实的可能。而中韩国之间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也使其发展同中国关系时,较之美国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28)因此,有不少乐观的韩国学者对于韩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势均衡以及美、中、俄、日等国的相互博弈当中发挥独立的、且更为显著的作用,进而争取国家战略利益的尽快实现充满了期待。

  

四、当前韩国对外战略中的问题与应对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朝鲜半岛局势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剧烈变动,韩国处于调整中的对外战略开始遭遇重大挑战。其结果则导致韩国几乎中止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对于“事大”战略的调整及对“平衡”战略的追求,重新将巩固韩美同盟政策作为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外战略的基轴。

   这种战略调整受到重大挫败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朝鲜核导进程的快速发展及其对韩国安全威胁的急剧上升。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朝鲜已经习惯于对外宣称拥有或即将拥有核打击能力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一种手段,以求同美国、日本和韩国讨价还价,以换取经济好处。(29)但是2011年金正恩执政后,早先朝鲜以研发核武器要挟外部世界的战略明显开始转向现实拥有核打击能力以确保国家生存,“拥核”已经成为朝鲜实现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近年来,朝鲜日益频繁的核试验和运载工具发射实验,尤其加重了作为朝鲜头号打击对象的韩国的严重不安全感。

   在此情况下,韩国不少政治-知识精英失望地发现,尽管韩国自身早已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权势力量,但其实力同周边的中、美、俄、日相比仍远远不及;在缺乏顶级大国力量支持的情况下,韩国所谓的自主外交、平衡战略往往只是一纸空谈,既缺少足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同时也无法根本解决韩国日趋严重的现实军事威胁,更勿论实现主导半岛政局走向、实现民族统一等宏大目标。出于这种考虑,在2010年“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李明博主政时期的韩国从同盟战略向平衡战略方向发展的趋势便开始减弱,开始将韩美同盟提升到全面战略同盟的新高度,并在韩美军事联演、引进反导系统等方面与中国明显疏离。(30)特别是在朴槿惠的总统任期内,韩国一改早先政策,不顾中俄等国的强烈反对,坚持引进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以此为重大标志,韩国开始重新将政治上依随美国、经济上依附美国、安全上依赖美国作为应对战略安全环境恶化的主要途径。但韩国单方面追求安全、严重忽视中俄等国战略关切的结果,却是在客观上导致半岛局势更为复杂动荡。

   尽管如此,韩国通过平衡战略追求自主、追求强大的对外战略依然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朴正熙早就指出,虽然“我们的地缘政治位置要求我们对大国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纠正这种依附性的对外关系”,但是“将来我们必须清除奴性和依附的习惯,建立起一个独立外交的传统”。(31)而冷战结束以来,韩国历届政府所提出的“中等国家”定位、对充当“东北亚均衡者”的热衷,亦充分表明:韩国在传统安全威胁相对缓解的局面下,完全可能在极为复杂的亚太大国的战略博弈中采取更加务实化的态度,其对美同盟战略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为平衡战略所取代的可能性,依然不能完全排除。

   在长达2000余年的历史中,半岛政权的对外战略便一直存在两个层次的考虑。其中,相对较低的政策目标是确保安全,确保自主,争取主宰自己的命运的能力。为更好地在大国竞争的现实背景下维持自身的生存与自主,在实力相对孱弱时,精明地比较其与周边强国以及周边诸强国之间的权势对比,采取抵御、平衡、妥协、臣服等各种方式,都是可以被半岛历史上的各政权所接受的。第二个同时也是较高层次的政策目标则是争取强大。如时机相对有利,向外投射文化、政治乃至军事方面的影响(鲜少凭借自身、大多仰仗其依附国之力),进而发挥地区级的影响,在半岛历史上亦非孤例。然而应当承认的是,上述两个层次战略目标的达成,或者说,半岛是否可以确保自主乃至强大,至少从历史视角考察,其成功的关键并不在半岛政权自身,相反全部位于半岛地域之外。

   在历史进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这一事实依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关键依旧掌握在半岛之外的强国手中。主导半岛安全形势走向的,不是朝鲜或韩国的自身政策,而是其周边大国的竞争和博弈。这些在全球权势对比当中处于顶尖的国家,不仅在综合实力上远远超过朝韩两国,而且均处于半岛周边。而最关键的是,这些大国在半岛事务上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悖、相互冲突的。这就是半岛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根源所在。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半岛局势又出现大变数: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不顾中俄等国反对,延续甚至加速朴槿惠政权在韩部署美制“萨德”反导系统(THAAD)政策;朝鲜继续大力推进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研制进度,并于2017年9月3日第六次试爆核武器,爆炸当量之大为2006年以来所仅见;美国频繁在半岛周边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演训,对朝鲜战略威慑强度空前加大。美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称,美国“将以烈火与暴怒应对朝鲜的威胁”,暗示军事打击朝鲜的可能性。(32)半岛大规模武装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又来到一个极其严峻的、同时也应当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关键性时间节点。必须承认的是,同半岛历史发展极其类似,当下韩国对外战略和安全战略选择依然困难,回旋空间亦非常有限。然而,处于安全焦虑当中的韩国必须认识到:在半岛复杂性、矛盾性、联动性不断上升的今天,单纯地依赖“事大”或者“平衡”战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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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和平与发展》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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