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孙宏年:九世班禅到内地后的舆情与北京民国政府政策论析(1923-1927)

更新时间:2018-12-06 06:45:09
作者: 孙宏年  

   内容提要:九世班禅在1923年11月起离开西藏到内地活动,此后4年间北京民国政府“优礼”接待、加赐封号,力图维护国家统一。蒙藏院、内务部等部门在经费、制度、礼仪上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显示中央“怀远”之意。各地军阀、各界人士对中央政府政策给予支持和配合,但社会舆论中有反对、质疑的声音,而军阀混战、中央政府更迭和中央财力支绌又在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央治藏、治边能力。

   关 键 词:九世班禅  舆情  政策  the 9th Panchen Lama  public opinion  policy

  

   九世班禅是近代西藏地方维护祖国统一的藏传佛教爱国人士,1923年11月离开日喀则,1924年4月到达甘肃,此后在内地活动十余年。对此,20世纪20年代报刊就有报道,40年代刘家驹、陈文鉴在著作中有所记述,50年代学术界开始了学术性研究,总体上看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硕,但仍需进一步深化。①其中,1923至1927年间社会各界对于九世班禅来内地后社会各界的反应和国内的舆论,北京民国政府采取的相关政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依据近年公布的民国时期档案,结合《申报》《东方杂志》等报道,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玉之效。

  

一、九世班禅初到内地后的接待、筹备晋京及舆情变化

  

   由于种种矛盾和冲突,九世班禅受到“达赖座下职员逼迫”,1923年11月15日被迫率少量亲信随从,悄悄离开日喀则向北出走,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1924年4月23日(阴历甲子年三月二十日)到达甘肃省安西县(今甘肃省瓜州县)境内。②此后,他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内地活动。

   1924年4月起,九世班禅行踪及各方反应受到舆论关注,成为《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追踪报道的重要内容。该年4月10日,《申报》就报道说,“班禅喇嘛失踪,至今未查明”,中央政府电令“川边再寻”。③27日,“班禅喇嘛已抵安西”的消息解开“失踪”之谜,安西县知事不仅给予接待,而且呈报甘肃督军陆洪涛,陆氏电告北京民国政府,并“令知事挽留,约秋后来京”。④30日,路透社电称班禅“此次离藏,必因与达赖龃龉所致”,据传“班禅拟与外蒙呼图克图协商,蒙古与东藏结合,俾得达赖之权力”,因此班禅“由藏赴库伦,道出甘肃,政府已令甘督劝其来京”。⑤这些报道一方面表明当时国内外舆非常关心九世班禅东来及其行程,另一方面所载内容推测之词与真实情况并存。事实上,班禅一行到达安西之前就“遣德匡巴夏堪布”与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联系。⑥1924年3月,甘肃督军兼省长陆洪涛就要求马麒注意“侦查”班禅的行踪,而且两次收到北京民国政府的电报,4月1日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有关情况。4月24日,他密电国务院、外交部,说班禅的堪布见到安西县知事陆恩泰时表示,班禅在“明日到安”,在安西只是“暂住一二日,即由北套先赴”外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待“秋凉后再赴北京”。陆洪涛为此让安西县知事“亟筹待遇,并迅速商承”安肃道,“妥为接洽”,让班禅一行“多住数日,听候中央核示”。26日,国务院回电指出,得知班禅行抵安西,“深为欣慰”,大总统曹锟“甚盼班禅早日来京,已饬预备优待”;库伦“地方不靖,著勿前往”,要求陆洪涛“饬沿途地方妥慎保护”。4月28日,国务院要求内务部、外交部、蒙藏院会商办理“如何预备优待”,内务部在公函中强调“现当蒙藏多事之秋,自应亟谋安抚,以固边圉”,而且“卫藏僻处西陲,比年鞭长莫及,视同域外。此次班禅活佛来京,尤宜待遇优渥,以坚其内向之心,而尽怀柔之策”。至于“如何预备优待”,该部表示“查前清达赖喇嘛等来京觐见,优予礼遇”,都是理藩院主办,并由“各部、署协同料理”,民国以来“蒙藏活佛向未入京展觐,自无成案可稽”,1920年曾筹备欢迎哲布尊丹巴来京,“由蒙藏院会同关系各官署,派员集议商洽一切”,当时会议关于内务部的安排是“派员招待,饬警保护”。因此,该部派员与外交部、蒙藏院协商此事。⑦

   根据中央政府的命令,甘肃各地“优礼”九世班禅及其随从人员。1924年4月25日班禅到达安西县城,县知事“欢迎至县政府,款待一周”,随后又奉命护送班禅一行到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安肃道“及各地官民”热烈欢迎。⑧随后,他们继续向东行进,经过西宁时,马麒派代表“欢迎,请大师蒞西宁小住”,班禅以“总统电召,目下未便改道”婉谢,而后经甘州、凉州时又受到官员、民众的“拈香恭迎”。5月9日班禅到达兰州,“军政、官吏、乐队及民众数千人迎接”“用黄布铺道,黄缎饰壁,高扎彩棚”,大总统曹锟还派员到兰州迎候。⑨在兰州,班禅被安排入住金天观,外出时“乘黄轿,衣黄衣,租黄钺,盖黄伞,驺众甚众”,“各处番酋连日来省顶礼,络绎不绝”。6月中旬,他拜会陆洪涛,因“款待优渥,屡鸣谢意,内向之志弥坚”。⑩

   1924年5、6月间,班禅派遣两名堪布前往北京,蒙藏院为此给交通部发函,请该部让沿途各路局发给车票。(11)与此同时,内地各界、各部门作出了反应:一是班禅系统在北京的僧人洛桑、丹僧得知班禅到达兰州,5月26日表示要“带领僧徒随从八人,前往迎迓”,呈请蒙藏院“给予火车护照,准予驰驿,并求赏给川资”。(12)二是内地关心藏事的社团、组织呼吁借班禅东来的机会维护国家主权。5月28日,藏事促进会的秦世昌、刘文通等22人联名呈文大总统、国务院,呼吁“整理西藏以固主权而保领土”。他们强调:“我中华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立国,载在宪法,不容或缺”,但是1912年以后在西藏的施政难以实现,“驻藏办事长官仅能寄居印度,其为我完全管领之川边亦将受藏人侵扰”“致令数千里属地、数百年主权归于放弃,实我全国人民所痛心疾首而引为大辱者!”他们认为,当时华盛顿会议“各国已承认西藏为我国领土”“川省亦经吴巡阅使派兵肃清”,又“值班禅倾向中华、问关入觐”,正是“急起直追、力谋整理”的大好时机!他们“或曾身历藏中,或有营业在藏,或里居与边藏接壤、有存亡密切之关系,或曾受藏民选举、有利害相共之责任”,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不忍缄默不言”,因此吁请大总统“先责成外交部将中藏交涉从速办结”,命令“驻藏办事长官实行驻藏,行使原有职权”,同时“选派曾任藏事、与班禅素有接洽、为藏人素所信服之重要人员,前往欢迎班禅入京,以为怀柔远人至计”。(13)对于藏事促进会的呼吁,6月10日《东方杂志》在“时事述评”中刊文指出,近来西藏问题引起国人注意,一因九世班禅来到内地,二因“五月中旬间藏人的告警”。该文对中央政府“优礼”班禅有不同意见,认为“班禅喇嘛于四月间离西藏,经新疆而到甘肃。那时北京方面无事可做的蒙藏院得了消息,视为奇货,预备招待来京,并请拨招待费四十万元,意图藉此向政府大敲竹杠。政府也一时莫名其妙,视班禅的行动与解决藏事有关”,还说“北京方面有所谓藏事促进会的,看了内蒙王公因蒙古问题而热闹,也于四月底开了一次会,并呈请政府将中藏交涉从速办结”。甚至悲观地认为“班禅即使果能于秋间入觐,北京政府的所得,也只有微薄的贡礼罢了”。尽管如此,该文也不得不承认英帝国主义“觊觎西藏是无论如何不能掩饰的”,西藏已经告警,西藏问题不容易解决。(14)

   1924年7月,中央政府在北京确定了以蒙藏院为主办机构,筹备接待班禅事宜。蒙藏院等部门在北京开会研究接待事宜,决定按照清代乾隆帝接待六世班禅的旧例和规格,隆重迎请九世班禅到京,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等被指定筹办接待事宜。为了做好这次接待,蒙藏院设立招待班禅事宜处,并拟订《招待班禅事宜处职掌暂行章程》,由该院一名副总裁担任处务主任一名,专门负责此事。(15)在经费上,蒙藏院制定的招待班禅经费预算为60000元,财政部答应先拨给10000元,实际上“催索再四”才拨款3000元。为此,7月21日蒙藏院致函财政部,强调班禅“俟秋凉即行入觐”,请财政部先行拨给第一批款项余款7000元,其余款项“陆续拨付,以资应用”。(16)

   7月以后,班禅仍住在兰州,8月各地僧人不断前来“礼拜”,内蒙古的额济纳王公还带着眷属前来。(17)为联系晋京一事,班禅曾派代表望(旺)堆诺布、罗兴囊木嘉和董士恩等进京,8月15日到京,与蒙藏院协商后“定秋凉入京”。(18)此时,华北地区已经战云密布,国内政局出现重大变化,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率奉系军队与曹锟为首的直系在热河、山海关等地展开拉锯战。10月22日,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通过贿选当上的大总统曹锟被囚禁。11月,这次战争以直系惨败告终,24日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成立中华成国临时政府。(19)在这种形势下,班禅何时晋京的问题倍受朝野各界关注。1924年10月下旬,班禅才离开兰州,26日在“护送班禅大员”李迺芬的护送下到达静宁州(即今甘肃省静宁县)。(20)此后行程并不顺利,班禅一行经甘肃入陕西后恰逢军阀大战,双方都“以大师爱护祖国,远道来京,竭诚欢迎”,令部属护送班禅“通过火线”。班禅进入西安后,陕西督军刘镇华“隆重欢迎,并优予招待”。11月,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后即“来电欢迎,并饬刘督军送至潼关”。12月17日,刘镇华派人护送班禅一行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永济县境内,山西督军阎锡山派人迎接。(21)

  

二、九世班禅晋京、南下江浙与国内舆论的分化

  

   1925年1月5日,班禅一行到达太原,(22)军民数千人夹道欢迎,“鸣炮致敬”,阎锡山亲自迎接,“驻锡新建宾馆”“顶礼供养对欢宴者,络经不绝”。(23)1月中旬,临时执政段祺瑞发布命令,称“班禅额尔德呢现已行抵山西,长途跋涉,眷念良深”,特派达寿、章嘉活佛“前往慰劳,以示优崇”。(24)班禅在太原不仅受到山西官员热情招待,而且不少蒙古族信徒前往顶礼,临时执政府还多次派员前往看望、慰劳。2月初,蒙古族“官民僧俗男妇”100多人叩见班禅,班禅为他们“讽诵藏经,约一小时,摩顶而退,来众极表欢欣”。他们还从“照像馆请得班禅最近之照像六十余帧”,得到者“敬谨奉持”“不胜喜悦”。段祺瑞除了派达寿、章嘉活佛“前往慰劳”外,还特派公子段宏业到太原,并表示“夏历新年后即可北上”。2月中旬,临时执政府的各个部门则加紧筹备他晋京觐见事宜。(25)

在北京,为迎接班禅晋京,蒙藏院还专门“拟具班禅觐见礼节”,呈报临时执政。(26)为迎接班禅到京,蒙藏院专门致函内务部,称“据本院派赴太原迎接班禅人员电称,班禅定于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钟抵京”,2月23日内务部总务厅庶务科又致函礼俗司,请有关人员“届期准时赴西车站迎接”。(27)与此同时,北京总商会、北京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蒙藏专门学校、藏文佛学院、边藏讨论会、西藏商业联合会、西藏旅京同乡会、藏事促进会等14个机构、团体还联合发起欢迎大会,在前门外张家桥九号设立临时办事处,并发出通告“促请各团体一致加入”。在通告中,他们指出在班禅在1924年到达甘肃,政府派员迎接,即将抵京,“我国民亦应一致欢迎,以示诚意”,之所以欢迎班禅,原因有三:一是西藏“为我国之领土”,班禅是“西藏主持教务之一人”,我国“合五族而组成”,班禅“不惮远道来京,倾心内向”;二是“西藏向以达赖班禅分主教务,在前清时代,例有入觐之举”,西姆拉会议后“信使时疏”,这次班禅来京“实为民国第一次之联络”,对于“怀柔政策”有重大意义;三是“西藏与印度为邻,其宗教上亦多类似,因而内部颇多派别”,班禅则是“倾向祖国之首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816.html
文章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