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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鹏:竞争、戒律与都市佛教的复兴之路

更新时间:2018-12-05 22:48:08
作者: 张志鹏  
令二十五神护之,是人生得安隐,死生天上。前来总说持戒功德竟。同时,四分律云:破戒有五过:自害、为智所诃、恶名流布、临终生悔、死堕恶道。

   宗教组织之外的人们虽然无法观察到信徒的巨大收益在哪里,但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信徒遵守戒律所付出的代价,并据代价水平来推测信仰某一宗教的价值所在。正如,我们虽然无法辨别判断一幅古画的艺术水准,但通过拍卖的高价格可以感受到它是有用的。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一个宗教所提供的解释的信心随着教士表现出比信众更高程度的委身而增强。”教士可以通过在委身的客观形式上比公众做得更多。“独身和清贫是常见的牺牲形式。随着教士因其信仰而付出这些代价,他们将有更大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教士除非作出牺牲就不能有效地激发他们的信众,但是那些不作牺牲的教士必须能够用别的方式展示更高的委身来抵消之——常常是通过有效地表现主观委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所有宗教传统中都一直有一个强大的苦行主义之流——它提供了相对于可信性的竞争优点。”[9]

   对于佛教而言,那些严格按照戒律生活的高僧大德们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付出的代价表明佛教所能够提供的巨大收益,从而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团体中来。

  

三、戒律变化与佛教兴衰周期


   当一个宗教团体的规模较小时,成员在阶层、知识水平、价值观念、规范等方面都比较接近,在动机上比较纯净。他们具有更高的戒律水平,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信众加入到该团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宗教团体成长为大宗教组织时,就有各种阶层、知识水平、价值观念、规范的人加入,而且他们持有多种动机。当这些人成为宗教组织的主体后,就会寻求改变宗教组织的规则以及教义,通常会放弃戒律,降低原来小宗教团体与世俗的张力。例如,“在20世纪的转折时期,富裕的卫理会信徒感到反对饮酒、赌博、跳舞、玩牌、上剧院等规则是沉重的负担——因为这些规则妨碍了他们跟他们那个阶级的其他人的交往。同样地,在19世纪中叶犹太人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解放给犹太人提供了不可忍受的诱惑,要摈弃正统犹太教最具特色的表现(顶盖、侧卷、方巾)和放弃犹太清真饮食限制,因为这些极大地限制了他们跟非犹太人交往的能力。改革派犹太教就是其组织的结果。”[10]

   事实上,一个宗教组织的快速成长和繁荣兴盛是以降低戒律要求为代价的。通常小宗教团体的导向是神圣的和彼世的,而大的宗教组织则强调更世俗和少彼世的。这就使得大宗教组织难以吸引哪些虔诚程度更高的人才,而且还会迫使一些追求更高宗教价值的成员离开组织。人才的凋零会使得宗教组织开始衰退,直到出现具有创新精神的愿意高度委身的宗教领袖,才会推动严格遵守戒律的小宗教团体的建立,开始了宗教复兴的周期(见图1)。

   上述的宗教组织成长、转型、复兴周期理论为中国佛教自唐代以来的兴衰史提供一种合理解释,表明了戒律对于佛教发展的关键意义。当然,任何宗教的兴衰都不可能是由一个因素决定的,在中国佛教史上,政权的态度、竞争格局、经济条件等外部因素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戒律却是内在地持续起作用。

   唐代建国初期,朝廷对于各宗教都是一律优容,任由全国上下,自由信仰。因玄奘大师唯识法相的弘扬,使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的经典,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同时华严宗、天台宗对全部佛教教理,有更进一层的分判。在道宣法师兴起律宗后,佛教戒律的确立和中国佛教的规范便从此奠定。中国佛教的十大宗派各自发扬门庭学系,争放奇葩。

图1  宗教组织诞生、转型和复兴的周期运动


   佛教人才的聚集和组织的兴盛,吸引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和平民百姓也加入信仰的队伍,甚至许多宫廷的皇亲国戚也成为信徒。但此时,佛教学僧们钻进佛经学术的注疏、论述的牛角尖,多数佛教的博雅学者,大阐其佛学义理,走进了迷宫似的唯识、法相之学。[11]同时,还要遵守严格多样的戒律。佛教组织的规则和教义已经无法满足新成员的需要。一方面,那些士大夫无法忍受“佛门清苦难熬的生活和过于苛细的清规戒律”;[12]另一方面,底层的平民百姓也因识字太少而无法从事经典的解读和传授。在此情况下,禅宗就应运而生。

   不可否认,由中唐到五代,禅宗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禅宗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并建立了临济、曹洞、云门、沩仰、法眼等五家宗派,形成了中国佛教别开生面的又一个繁荣。甚至“唐室之域中,尽是禅宗之天下”了。然而,禅宗在放弃文字的同时也将戒律一并消解了。其结果就是佛教迅速地转向追求世俗和非彼岸的价值。对此,早在禅宗形成初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使百丈怀海大为恼火,他痛感和尚们“不谙戒律,甚辱祖风”,便制定了新的清规,要和尚们“各慕祖风,严持戒律”。然而,清规只是一种内部管理规定,虽然有助于丛林制度的维续,但其惩罚奖励体系,忽视了对灵性的内容,已经失去了其神圣性,使得委身代价大幅降低。到了后期禅宗甚至走向呵佛骂祖、纵欲主义的极端。

   戒律的放弃同样反映在律学经典的丧失上,正如弘一法师所言:“南宋后,禅宗益盛,律宗更无人过问,所有唐宋诸家的律学撰述数千卷悉皆散失。”到了明代,佛教人才衰落,僧众良莠不齐,禅宗遇到了王阳明心学的强力竞争,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佛教领袖开始试图复兴佛教。最为突出的是万历时期,“明末四大老” 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莲池(祩宏)、澫益(智旭)。他们有的试图通过佛化言儒,有的试图争取权贵支持,灵峰蕅益大师则是从复兴律学开始的。蕅益大师深刻指出“戒律”在佛法中的重要性,他不仅有传世的八种律学著作,而且他持戒、律身极为“苛严”。他在阅律过程中,完成的《毗尼事义集要》一书,这也就是马一浮在弘一法师初出家时,持以相赠,引导其毕生努力方向的律书。

   到了清代,佛教徒出家更加普遍,禅宗法统的传承还有形式上的保留,实际上已大为衰退。只有净土宗还能保持昔日的阵容,普遍流传于民间社会。其他宗派已经日渐式微。造成这一局面的,既有外部阳明理学的强力竞争,更重要地还是佛教本身人才衰落,“极少有唐宋高僧的嘉言懿行,以为风世的楷范。”清中叶后,许多号称禅宗的大和尚们,为了虚誉,剿袭和虚构一些所谓“语录”,以求流传和争取编入《大藏经》。一些稍具学识的名僧,则又竞相入京,奔走权门,纳交官府,希求获得一纸诏书的敕封或称号,从而以国师自命,夸耀于善男信女之间。[13]

   晚清和民国以来,复兴佛教的呼声日益紧迫。济群法师曾指出,“中国佛教自唐代禅宗盛行以来,清规几乎取代了戒律。宋元明清的佛教每况愈下,时至今日,清规也有名无实了。以至现在有许多僧尼,既不懂得清规,也不知戒律,行为无所适从,僧团不如法的事层出不穷。”[14]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的竞争优势和基督宗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大力传教,都深深地刺激了有关人士。

   在杨仁山、欧阳竟无等学者大力弘扬佛学以来,越来越多的僧人开始探索复兴中国佛教的进路,从八指头陀到太虚法师,都是适应时代需要,延续佛教慧命的先哲。总体来看,他们努力复兴佛教的进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了生存,被动地维护自身权益,组建佛教总会,力争佛教寺产等;二是主动扩大影响,包括研究佛学、开展教育、提高素养、效法讲经、参与革命、服务社会、融合科学、走向世界等策略。

   这些努力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效。然而,霍姆斯·维慈却尖锐指出,中国佛教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复兴。没有得到政府的强力支持,没有公众的热心参与;在建筑数量和僧团人数方面没有显著增长;寺院生活的净化、道德和管理也没有回复到唐宋水平。[15]为什么那么多年的复兴努力未能取得理想效果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衰落的原因,没有发现有效的进路。也就是说,因戒律丧失而引起的衰落必须从戒律开始复兴。正如慧明法师所指出的:“中国佛法,近来不能盛行,因学人未能于身戒心戒实行遵守,故引人疑谤。我等亟应以身作则,努力在戒字上用功。[1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弘一法师是一位时代的“先行者”,由他开辟的律学创新的进路最有可能在佛教复兴中发挥关键作用。

  

四、都市佛教复兴的条件与可能


   历史分析和现实发展都表明,在今天都市佛教依然是佛教复兴的主体。虽然都市佛教所面临的资源、社会和信众等境况上与历史上的城市佛教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在获得佛教兴盛的内在机制上依然会遵循相同的法则。通过考察都市佛教所具有的主要条件,就可以把握其带动中国佛教复兴的可能性。

   首先,都市佛教具有较为充足的经济资源和一定的社会条件。尽管佛教团体不应以营利为目的,经济收益并不应成为佛教发展的目标,但是,佛教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体现在寺院建筑数量和僧团人数方面的显著增长上。这就意味着经济资源是佛教复兴的重要基础之一。以工业、服务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使得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促进人们收入水平的普遍提升,也就为都市寺院的自养和接受捐赠提供了良好条件。对于都市佛教而言,在现代化城市中不仅能够更为容易地获得经济优势、人文优势,而且大部分信徒也具有良好的素质优势。此外,随着城市管理者对于宗教性质认识的转变,各种相关的管理体制和手段也趋于合理、规范。这些都为都市佛教在转型发展时代的复兴提供了必要条件。

其次,都市佛教能够为现代都市社会文化建设提供独特的灵性服务。虽然都市为佛教的复兴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和资源,但是佛教的复兴也要取决于其自身能够为都市社会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与热心参与。那么,都市佛教能够为现代都市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什么独特的贡献?研究者关注到了都市佛教所具有的道德伦理教育功能、心理功能、文化功能以及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并指出了都市佛教可以采取的多种参与都市社会文化建设的方式,包括发展慈善公益事业、提供社区服务、提倡禅修、素食等生活方式、发挥对外交往、国家统战、临终关怀以及文化学术的作用。虽然这些方式无疑都有利于提升都市佛教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增强都市佛教的社会影响力。但这还都不是都市佛教所应具有的独特价值。因为,在当前民间公益组织还没有得到充足发展的时候,都市佛教承担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是具有其优势的。但都市佛教组织毕竟还存在着缺乏做公益慈善事业的专业素养。随着公益慈善事业向着专业机构的转移,都市佛教的发展重心显然还需要回归到信仰上来。事实上,台湾的慈济功德会等宗教组织在近年来遇到了后续发展的难题。简要地说,都市佛教的独特的可持久的社会功能还是在于为市民群体提供高质量的灵性服务。所谓灵性服务,就是指通过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让人们从中获得生活的意义、目的和归属感、幸福感。这一人生普遍的追求在摆脱了传统农村中宗族社会信仰体系后的现代都市中越发凸显。“生产”并提供灵性服务恰好是都市佛教所具有的最不替代的社会功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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