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研究曹禺话剧《雷雨》的专著(这一系列论文集，1980年出版)，也是享誉学术界的经典作品。对这部学术著作，曹禺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一般都会注意到，像王兴平、刘思久、陆文璧编的《曹禺研究专集》，就收录了钱谷融先生五篇关于曹禺话剧的论文①，是研究者中收录论文最多的。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还注意到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并不仅仅着眼于曹禺话剧本身，而是他从他的“人学”理论出发，对作家作品的一种批评实践。如杨忻葆教授在《寻觅独特意蕴开掘艺术深度——从〈《雷雨》人物谈〉看评论的目标》一文中，提到钱谷融先生的批评实践，有着深厚的“人学”理论做支撑②。夏康达教授在《〈雷雨〉与〈雷雨〉人物谈〉》一文中，也指出钱谷融先生的《雷雨》研究“是《论“文学是人学”》审美理论的具体体现”③。钱谷融先生自己在《〈雷雨〉人物谈》后记中，追溯写作初衷时认为，当年是看到上海人民艺术剧团的话剧演出的消息，对导演的一些说法有不同意见，由此萌生了对《雷雨》人物进行研究的念头④。从上述的一些论述看，钱谷融先生的《雷雨》系列论文，其着眼点是针对当时文艺领域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有针对地进行批评，借谈曹禺的《雷雨》，而发挥他的“人学”理论。所以，今天的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从学科角度强调钱谷融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对学科建设的意义，这种论述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与钱谷融先生写文章的初衷相对照，有一些出入，说到底，他不太会去考虑所谓的学科建设问题，他关注的主要还是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他对文学问题感兴趣。

　　 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不是从文学史角度切入作家作品，而是从文学审美理论，尤其是文学欣赏的角度来展开批评。他对《雷雨》中的八个人物，逐个进行分析、鉴赏，用富有诗意的作品中的台词，画龙点睛地揭示人物性格特征。他批评周朴园，“你忘了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啦!”；她揭示蘩漪“雷雨”般的性格，“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他评价周萍，“哦，你是你的父亲的儿子”；他描述周冲，是“夏天里的一个春梦”；他同情那个备受屈辱的侍萍，“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他哀痛青春美丽的四凤，“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他描画鲁大海的报仇心理，“这本账是要算清楚的”；他鄙弃鲁贵的猥琐，“哼，他忘了他还是个人”。他的这些批评鉴赏，精准细腻，极富艺术个性，给很多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与当时，乃至流行至今的诸多将理论招牌挂在脸上的批评论述，形成了鲜明对照。

　　 钱谷融先生的这一研究，最突出的是他对作品人物的关注，就如他在《论“文学是人学”》中所强调的，文学作品“必须以人为描写中心”⑤。这一命题，有些人是不赞同的，文学作品是不是一定要以人为描写中心，以山水诗为例，描写自然景观、万千气象，它也可以成为文学描写的中心。即便是描写人，有的作品中，比较偏重人物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仅仅以人为中心。但在钱谷融先生看来，文学作品中，人必须是作品紧扣的对象，“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⑥。他这样强调人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言辞之间似乎有一种非此不可的紧迫感。的确，在《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一开头，他就急于表明，在文学观念的理解上，有一种“工具论”的思想，正在误导人们的审美意识，这就是苏联文艺理论家季莫菲耶夫在《文学原理》中所强调的“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人在文学作品中是不是可以成为某种“工具”，这在一些人看来也是可以讨论的，但在钱谷融先生的思想观念中，难以接受，不仅不能接受，他还公开反对这种文学观。除了在理论上，直接阐明自己的“以人为中心”的文学观，他要在文学批评实践层面，正本清源，予以澄清。而曹禺的《雷雨》之所以落入他的视野，照钱谷融先生的说法，是偶然见报上报道作者修改了自己的剧本，而导演根据社会形势发展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让钱谷融先生难以接受，所以急于撰文以正视听。可以说，他是怀着急切的心情，抱着极大的热情，撰写了第一篇论文——《〈雷雨〉人物谈》，分析的对象是《雷雨》中的人物周朴园和蘩漪，完成的时间是1959年9月30日，那一年，钱谷融先生正好四十周岁，趋于学术的成熟期。如果联系1957年他发表的长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就可以看到，那一篇论文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为响应向科学进军号召而动员他写的，那么《〈雷雨〉人物谈》则是他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主动写的，写的目的是觉得在新改编的话剧《雷雨》演出中，编导的艺术指导思想偏离了“以人为中心”的审美意识。

　　 对于曹禺，钱谷融先生一直怀有崇敬的心情，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国文系读书时，国文系主任伍叔傥教授就邀请过曹禺来讲座，讲座的接送者就是钱谷融先生。后来曹禺到中央大学讲课，毕业了的钱谷融先生还回校聆听过几次⑦。他很佩服曹禺那么年轻就创作出了《雷雨》《日出》等精彩的话剧，他羡慕曹禺的多彩多姿的艺术才华，不仅能够创作剧本，还能够登台演出。所以，曹禺在钱谷融先生的心目中，是一种艺术的象征。而这种艺术象征的最闪亮处，就是曹禺作品中人物身上所蕴含的浓浓的诗意。钱谷融先生认为，曹禺“所写下的台词，都是既有鲜明的动作性，又有浓厚的抒情性，而且是充分个性化了的；同时又还十分精练含蓄，意蕴深厚，充满诗的意味。真正做到了戏剧的因素与诗的因素的统一，使他的剧作得以跻于最上乘的戏剧文学之列”⑧。钱谷融先生的这种感觉印象，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投射，而是与曹禺在戏剧创作中追求的审美意识之间，冥冥之中有一种莫名的契合。在1936年《雷雨》最早的序言中，曹禺说他是把《雷雨》当作诗来写的，并且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演出，所以，“用了很多篇幅释述每个人物的性格”⑨。但1949年后，曹禺对《雷雨》做了几次改动，而且改动的幅度相当大，原来的序幕和尾声全被删除，第四幕等于重写。鲁大海、周朴园、侍萍等，面目大变，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的主题被添加上去，整部话剧从原来表现命运的残忍、不可捉摸和悲剧性，转变为揭示旧社会的黑暗和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所以，原来的死亡悲剧，被曹禺改得最后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死⑩。面对自己曾经崇拜的剧作家，面对曹禺创作理念的这种巨大蜕变，钱谷融先生感慨万分，难以平静。他不仅要维护自己心中的艺术之神，而且还要消除那扼制剧作家艺术才华的魔障。所以，钱谷融先生几乎是迫不及待、不顾一切地完成了他的《〈雷雨〉人物谈》。他以曹禺的《雷雨》为现实版的理论教材，一一指出原有的《雷雨》那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是怎样来的。

　　 在论述文学中人的问题时，钱谷融先生在不少文章中使用了文学常识、文学的根本特点、最基本的特征等词语，以此来强调人在文学艺术表现中的突出地位。在论述曹禺的《雷雨》人物时，钱谷融先生也是从这一层面来加以阐释。因为在他看来，文学有其基本的规定性。文学不同于社会科学，它不寻求普遍的规律，而在于发现每个人物身上的个性；文学更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不是科学实验室里冷冰冰的客观物，而是能够燃起作者和读者想象激情的审美对象。从这一意义上讲，指导文学审美的，不是外在于人物对象的某种抽象的思想，包括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认识，而是作家赋予人物形象的某种情绪和情感，那是属于文学作品特有的内在生命，是一种比思想更为具体、更加复杂、更有感染力的审美情趣。好的作家就在于能够将人物身上的这股魔力，释放出来，投射出去，在整个文学作品中，构成一股浓浓的抒情意味。所以，他是坚决反对曹禺修改后的《雷雨》剧本，甚至在阅读到曹禺小改后的剧本，钱谷融先生还在为他辩护说，还好还好，没有伤及原作的基本面貌。当曹禺将《雷雨》由原本的命运造化人类的悲情命运剧，修改成阶级压迫和反抗压迫的社会冲突剧时，钱谷融先生感到这种类似于后来理论家所揭示的“政治正确”的理论误导，完全无视文学的基本常识。所以，他并没有将矛头指向曹禺先生，而是指向那些误导作家的文艺理论，对它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在论文中从一开始便从常识说起，从文学立足的情感本体层面来谈论曹禺初版《雷雨》中的人物。这样的论述冲动，在当时的诸多文学研究者身上并不多见，尤其是经历了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反对“政治正确”，几乎会让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失去所有的合法生存基础，因而人人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生怕触碰到这些理论论题。但钱谷融先生似乎忘记了刚刚因为发表《论“文学是人学”》而招致的批判。1957年发表《论“文学是人学”》的风波还没有平息，1959年，他就抛出了《〈雷雨〉人物谈》，这在当时一些文学研究者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无法理解。他是将自己的那一套审美价值理想，完全凌驾于各种“政治正确”之上。什么阶级关系、社会关系等等，都在他的文学审美之下，变成了一种需要文学艺术去改变和超越的东西。如果说，唯美主义理论在1949年之前还有较大的学术市场，那么，经过20世纪50年代思想改造之后，基本上在学术领域消失了，唯有钱谷融先生在不时地发表文章，鼓吹文学审美的绝对价值。所以，钱谷融先生对《雷雨》的论述，简直不是在论述，而是在捍卫自己曾经信仰的艺术规训，在众人都变得犹犹豫豫、似信非信、不知所措的学术氛围中，重新燃起了一把信仰之火。现在想来，人们不得不佩服钱谷融先生的这种尊崇文学审美独立价值的看法，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它是一种去魅的现实示范力量。至少在他教书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不少学生对他的观点留有深刻记忆，并受其影响。如陈伯海先生，当时是追随钱谷融先生的一位中文系本科生，他不仅为钱谷融先生的“人学”辩护，而且在后来的文学研究生涯中，探索、思考“人学”的丰富内涵，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11)。而当时国内文艺界的诸多人士，是通过批判材料，而知晓和了解他的文学观。如果说，很长时间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是作为反面教材，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拿出来批判，那么，这种批判同时也在学术界传递着一种不同于“政治正确”的审美理论，它让很多人知道，与流行的“政治正确”的文艺理论相对照，还有一种钱谷融的“人学”的审美理论存在。

　　 钱谷融先生对《雷雨》人物的分析，在批评方式上非常注重文学作品的解读，力求在对文学作品细读的基础上，揣摩和体会文学审美的特征和特点。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常常被视为文学活动最基本的两种方式，但表现方式和关注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文学批评比较多的是以观念的形式，呈现批评家的认知；而文学创作主要是通过作家对生活的描写、叙述和抒情来传递情感。批评家的认知成果是理论提炼，也就是观念；而作家的感知成果是情感的传递，也就是有意味的文学作品。当一个批评家谈论文学艺术问题时，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用概念、范畴来论述，还有一种是借助作品来阐发理论。钱谷融先生采取的是后一种方式。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来论述曹禺的《雷雨》，在我看来，至少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钱谷融先生从年轻时代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从作品着手来阐释文学问题。在他的随笔《我的大学时代》和《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等文章中(12)，他都提及自己所受到的学术训练，这种训练的基本特点就是诵读作家作品，反复体会、回味其中的思想感情，然后提炼出一些核心内容或重点。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相对传统的文学训练，也就是以作家作品为核心的文学阅读训练。但这种训练有它自己的优势，就是对作家作品的知识，掌握得比较透彻，不会随心所欲地将作家作品当作工具或简单的佐证材料，在文学批评中加以发挥。

第二，钱谷融先生对作家作品的重视，与他的欣赏习惯有很大关系。他一直说自己不是文学研究者，也不是什么文艺理论家，而是文学鉴赏者，他是因喜欢文学作品而玩味、体会其中的滋味，感受到无穷的快乐，由此进入研究状态，所以，他的研究受个人趣味的影响比较大。说到趣味，很多人会联想到趣味批评或印象式批评，在批评实践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有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在美学理论上，有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理论的阐述。钱谷融先生的审美鉴赏，与这两位的思想联系，可以说是间接影响式的，换句话说，对于这两位前辈的文学主张和批评实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