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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蜜林:从本体论到工夫论:董仲舒的气论思想

更新时间:2018-12-05 01:00:38
作者: 任蜜林  
对于五行,董仲舒说: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25)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26)

   五行也是天的重要内容。五行观念起源甚早,《尚书·甘誓》就有“威侮五行”的说法,然未有具体说明。《尚书·洪范》则明确提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春秋时期则有“天六地五”的说法,如《国语·周语下》说:“天六地五,数之常也。”韦昭注曰:“天有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27)这认为六气乃天所有,五行则为地所有。《左传·昭公元年》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此亦认为六气乃天所生。然“降生五味”似乎是说五行乃六气所生。其实此是说六气下降要从属地之五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28)可以为证。六气、五行分别与“天之明”、“地之性”对应,亦是说六气、五行分别为天、地所有。

   在春秋时期,五行是属于地的,而且在董仲舒同时或之前的宇宙生成图式中没有“五行”的位置,如《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吕氏春秋·大乐》说:“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29)《礼记·礼运》说:“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30)《淮南子·天文训》说:“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31)上海博物馆藏竹简《恒先》说:“恒先无有,质、静、虚。……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浊气生地,清气生天。”郭店竹简《太一生水》中太一、水、天地、神明、阴阳、四时的宇宙图式中也没有出现“五行”。这可能因为“五行”当时尚不具有“气”的形态。

   那么“五行”何时由五种具体的物质变成“气”的形态呢?在《周礼》《大戴礼记》《鹖冠子》等书中有“五气”的说法,如《周礼·天官·冢宰》说:“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32)《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33)《鹖冠子·度万》说:“五气失端,四时不成。”(34)然对于“五气”具体所指为何,皆未明言。后人常以“五行之气”解释,在我们看来,这恐怕不符合“五气”的本意。因为《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中记载的“五气”是喜、怒、欲、惧、忧之气。明确提出“五行之气”的是《礼记·礼运》:“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35)然这种说法无疑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李存山说:“‘五行’成为‘五行之气’……又经过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家的改造,而改变了原有的形态,被容纳、消化在气论的思想体系之中了。”(36)这说明把“五行”变成“五行之气”是由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家来完成的。受阴阳五行家的影响,董仲舒也认为“五行”是“气”:“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犹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37)这里明确指出“土”为“气”,那么其他四行也是“气”了。

   按照“天六地五”的说法,五行是地之五行。董仲舒的“天有五行”似乎与此矛盾。但阴阳五行家已将“五行”视为“天”的内容,如《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说:“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38)而且在董仲舒那里广义的“天”是包含“地”的,因此“地”的一切也属于“天”。他说:“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气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39)按照上面的说法,这里的“风”、“雨”分别指五行中的“木气”和“水气”。因为五行属于“地”,所以说“风雨,地之所为”。但“地”又不敢贪功,故二者皆从属于“天气”。

   阴阳五行家虽然将五行变成五行之气,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阴阳、四时、五行的宇宙图式。在我们看来,这一过程的实现是由董仲舒完成的。董仲舒应该是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分为四时,序为五节”思想的启发下,把阴阳五行家的“五行之气”纳入到宇宙生成过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阴阳、四时、五行的宇宙图式。因此,在董仲舒思想中,除了四时外,五行也是从属于阴阳的。《天辨在人》说:“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其实非独阴阳也,然而阴阳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阳因火而起,助夏之养也。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阴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40)按照前面说的“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之气也应该是从“阴阳”二气分化出来的,然这里似乎又把五行与阴阳之气区分开来。徐复观说:“盖木火土金水在《尚书·洪范》上,本是具体的东西,至邹衍而始将其抽象化。仲舒开始将邹衍所抽象化的五行,应用到《洪范》之上,把抽象与具象的东西,夹杂在一起,于是不知不觉地在五行之‘气’中,还是含着木火等具体的形质,而只好与纯抽象的阴阳之气,平列起来,使人感到阴阳与五行,是两种平行之气。”(41)这说明董仲舒虽然把五行纳入阴阳中,但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二者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无论如何,其把阴阳、四时、五行以“气”的形式纳入到“天”的系统下,奠定了日后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的基本模式。

   “元气”产生以后,形成阴阳之气、五行之气、地气等不同的气。这些虽然广义上都从属于天,但具体来说又有不同的层次。大体来说,“气”可以分为天气、地气、人气三个层次。《人副天数》说:“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42)天气、地气等皆属于自然界的气,人气则属于人体内的气。

   董仲舒认为,人的一切都源自于天,当然人体之气也不例外: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43)

   人生于天而体天之节,故亦有大小厚薄之变,人之气也。(44)

   人在天地万物中最为尊贵,因此,能够与天相合。人之形体、血气、德行、好恶、喜怒等皆出自于天。人的形体取自天数,人的血气取自天志而仁,人的德行取自天理而义,人的好恶来自天气的暖冷,人的喜怒来自天的寒暑,人的受命则取自天的四时之序。总之,人的一切都本于天,所以,在万物中唯有人能与天相类、与天相应。

   就气来说,人体的气包含血气、性情之气、神气等不同层面。《天地之行》说:“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布恩施惠,若元气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气和平,形体无所苦也;无为致太平,若神气自通于渊也。”(45)这里虽然用气来比喻国君的政治治理,但可以看出董仲舒对于气的看法。“元气”指人体外的自然界之气。“血气”和“神气”则指人体内的气。

   “血气”一词在春秋之时就已经使用了,指构成人类、动物等生命有机体的基础和材质。如《国语·鲁语上》说:“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这是说“血气”是决定人体长寿与否的一个基本因素。人与动物虽然都有“血气”,但人比动物的高明之处在于人能“治血气”。《国语·周语中》说:“(戎狄)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46)这样看来,“血气”属于人的本能一面,只有加以对治才能使其转向好的一面。这不禁使我们想起《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的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人在不同的年龄,其生命里的“血气”强弱是不同的,因此,需要主动地对其加以干预、戒制。《管子·中匡》也说:“道(导)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47)这说明“血气”需要引导才能达到身体长寿、德性增长的目的。董仲舒说的“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中的“血气”是指经过天志(天之阳气)干预后的“仁气”。《通国身》说:“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精积于其本,则血气相承受;贤积于其主,则上下相制使。血气相承受,则形体无所苦;上下相制使,则百官各得其所。”(48)这里的“血气”也是“气之清”积聚在心里的气。只有心里的“血气”与心相互顺受了,形体才能不受其害。

   对于“神气”,董仲舒说:“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49)据此,“神气”是用来描述人的喜怒哀乐等精神状态的。这种喜怒哀乐之气也源自天气:

   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四气者,天与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蓄也,故可节而不可止也。节之而顺,止之而乱。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喜气取诸春,乐气取诸夏,怒气取诸秋,哀气取诸冬,四气之心也。(50)

   “喜怒哀乐”的说法出自《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按照朱熹的注释,“喜怒哀乐”属于“情”,他们未发的状态则是“性”。董仲舒认为,人的喜怒哀乐都属于气,而且取自四时之气。

   董仲舒对于人体之气论述最详细的莫过于性情之气了。在董仲舒看来,人的性、情分别源自天的阴、阳二气:

   人之受气苟无恶者,心何栣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

   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51)

   人之性、情是与天之阴、阳相一致的,天有阴、阳二气,其施诸人即表现为贪、仁之性。《论衡·本性》说:“董仲舒览孙、孟之书,作情性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52)人之所以有善恶两种性,在于其禀受了天的阴阳二气。阴阳二气施予人,即形成了人的贪仁之性,而且这种性也是以“气”的形式存在的。董仲舒认为,阳善而阴恶,“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53)因此,性善而情恶。

其实人之性情以及喜怒哀乐是“气”的说法并非董仲舒的独创,其在春秋时就已经有了,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54)这是说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是从天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中生出来的。《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说:“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喜气内畜,虽欲隐之,阳喜必见。怒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怒必见。欲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欲必见。惧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惧必见。忧悲之气内畜,虽欲隐之,阳忧必见。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民情不隐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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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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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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