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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承:诉讼模式下案卷移送制度研究

更新时间:2018-12-05 00:18:53
作者: 孔祥承  

   【摘要】 我国在刑事卷证移送制度改革中引入了起诉状一本主义,但它犹如钟表上尺寸不合的齿轮,与我国的诉讼模式不相适应。反观以案卷移送主义为核心的案卷移送制度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有着极大的契合度,它既是司法传统的延续,也是审判运行机制推演的必然结果。尤其在我国司法语境下,阅卷预断所带来的影响相比于案卷所承载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案卷作为组织证据审查的信息生命线,实际承担着辅助法官查明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以及促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标实现的作用。

   【中文关键词】 案卷移送主义;起诉状一本主义;以审判为中心;预断

  

   案卷的移送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其中尤以公诉机关向法院移送案卷的活动最为学界与实务界所关心。针对这一问题形成了案卷移送主义与起诉状一本主义两种迥异的立法立场。尤其从1979年到2012年间,《刑事诉讼法》经历了从案卷移送主义到主要证据复印件主义,再到恢复案卷移送主义的轮回。这种“否定之否定”的修正究竟是一种制度的倒退还是理性的回归?这种制度恢复的理论根源在何处?它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否相符?它与预断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可以说,如何看待案卷移送制度已经成为理论界必须正视的问题。或许将案卷移送制度置于整个历史与审判运行机制中,可以使这些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一、案卷移送制度的形成与确立——一种历史性的回顾


   司法传统的惯性无可避免地会影响今日的法律选择,案卷移送制度的选择与变革有着其本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对它的形成与确立进行回顾既是对制度发展脉络的梳理,也是对其背后法律思想的历史性溯源。

   (一)近代以前案卷移送制度的演进(公元前24世纪~1949年)

   自尧舜伊始,中国便出现了“士”处理有关“罪”与“刑”的问题,形成了古代刑事诉讼的雏形。刑事审判方式经历了从夏商西周时期的“古者取囚要辞,皆对坐”,“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到唐宋之际的“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审问囚徒,详复案牍”,再至明清时期的“升堂问案”的发展。整个中国古代刑事司法在司法行政不分、控审合一的道路上日臻完善并逐步走向巅峰。在这种审判模式下,司法官集侦、诉、审三种角色于一身,视被告为追诉客体,甚至证人与原告人有时也会成为审讯的对象。自秦代以来,在追诉方式上便形成这种司法官员积极进取,亲力亲为的搜集证据进行诉讼的模式,在官方层面,这一理念要求法官应当是一个事实的发现者而非消极的仲裁者。而民间也似乎对这种“神探”型法官抱有好感,在这一期间出现的包公案、狄公案、施公案等传奇故事便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反映。不管从官方还是民间的反应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在司法观念上渴望的是一个积极主动而非消极中立的法官形象。而要维持这种官民印象,法官需要调查证据,进行控诉,在自己制作的“案卷”的基础上审理案件。[1]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的刑事司法中,案卷已经成为封建时代司法官行使权力的一项利器。[2]

   晚清政府为收回治外法权,实现法律“中外通行,有裨治理”,命令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开始修律工作。在这种外源型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清末立法者在修法时既要回应欧美修订法律的要求,又要选取适合国情的借鉴范本。为实现这两个目的,沈家本在参酌各国法律的基础上选取了原来同属于中华法系后来变法自强的日本作为学习样本。开始了以“仁”为核心“托古改制”、“会通中西”的法典修订工作,并在冈田朝太郎的协助下开始修订《刑事诉讼律》。

   在修订《刑事诉讼律》的过程中,正式引入与传统积极事实调查者理念相契合的“干涉主义”思想,初步将职权主义模式引入我国刑事司法。[3]在刑事卷证移送方式的选择问题上,立法者在修订法律时采纳日本学者提出的公诉时应“送致”相应材料的观点,采用了案卷移送制度。[4]在1910年《民事刑事诉讼暂行章程(草案)》第221条以及其后的1911年《刑事诉讼律(草案)》第310条中,都明确规定了提起公诉应举示被告人姓名、犯罪事实及罪名,并送交可为证据之文件及物。

   虽然这套先进的《刑事诉讼律》未及实施,但是这些立法草案中所蕴含的理念则被民国时期的立法者所借鉴。广州护法军政府在1911年《刑事诉讼律(草案)》的基础上详加修订,对其中违反《约法》的内容进行剔除,重新制定了1921年《刑事诉讼律》,在该法中仍保留了第310条有关案卷移送的内容。[5]在同一时期,北洋政府也着手开展修法工作,修订法律馆副总裁陆鸿仪在斟酌1911年《刑事诉讼律(草案)》之利弊的基础上再行修订有关刑事诉讼规则,制定了《刑事诉讼条例》,并于1921年正式颁行全国,该条例第281条规定:“起诉,应将该案卷宗及证据物件一并送交法院”。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大理院更名为最高法院,在次年制定了第一部全国性的现代刑事诉讼法典,即1928年《刑事诉讼法》。在该法第258条再次明确:“起诉应将该案卷宗及证据物件一并送交法院”。1933年为配合刑事实体法的修正,保持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统一,国民政府再次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于1935年正式公布,同样在其243条中继承了既往刑事司法惯例,保持了案卷移送的传统,要求“起诉时,应将卷宗及证物一并送交法院”。

   在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探索建立自己的刑事法律体系。在北伐时期,省港罢工委员会为镇压工贼等反革命,成立了军法处。军法处在查问非纠察队员时,需将被告人及有关材料转至会审处,由会审处进行审判,有关刑事案件审理的案卷移送制度初步建立。在建政早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开始着手建立有别于国统区的刑事审判制度。对于案卷问题,中央苏区要求审理相应案件时,司法人员必须充分阅卷。[6]在其他根据地,也实行着类似的案卷移送方式。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也未放弃法制建设,各根据地虽然对于起诉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基于指挥审判及防止冤假错案的考虑,都要求起诉机关需向审判机关移送案卷,如陕甘宁边区要求审判人员在受理案件后应当及时详细地审阅案件材料,晋冀鲁豫边区为保障司法人员了解案情,也要求必须同时移送案卷。待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已初步划分公诉与审判职能,移送案件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冀南区要求以“书面”形式移送相应案件材料,辽北省更进一步规定移送疑犯起诉时未送交案卷的不予受理。基本上在各个解放区都要求司法人员需在对移送案卷仔细研究后方可审理案件。

   (二)建国以来案卷移送制度的发展(1949年~至今)

   建国以后,为统一起诉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于1955年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要求检察院在公诉时一并移送案卷材料,此后又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对此规定进行细化。在立法上更是进一步参考苏联法制,强化刑事诉讼中的职权主义因素。在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草稿)》中继续坚持案卷移送的传统,要求人民检察院对于起诉的案件应当向法院移送相应证据材料,法院在庭前需要查阅案件材料。嗣后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草案继续进行修订,将条文限缩至200条的规模,形成了1962年《刑事诉讼法草案(初稿)》,并在该草案的第161条继续保留了案卷移送的规定。在其后的第三稿也保持了这种立场。在其后的第四稿、第五稿以及第六稿中,虽然在形式上剔除了有关移送的规定,但实质上仍实施着案卷移送制度,如还保留着有关法院审查起诉的规定。[7]揣度立法意旨,这种形式上的删除可能是基于简化条文的考虑,认为对于实践中移送案卷的做法“不必上法”。

   《刑事诉讼法草案》几易其稿,直至1979年《刑事诉讼法》才正式颁行全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案卷移送制度,但在108条规定了法院审查起诉的职能,实质上确立了案卷移送制度。但这一制度在运行中出现庭审虚置的情形,有的法院出现了“先定后审”、“先入为主”的情况。不少学者提出应当引入起诉状一本主义来隔绝侦查与审判,在这一阶段,无论实务界还是学术界都视起诉状一本主义为防止预断、解决庭审虚化的灵丹妙药。在这种增强程序对抗性理念的影响下,立法者采取一种折衷主义的方式,就此形成了所谓的主要证据复印件主义。但这种做法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一方面,由于法官素质问题及职权主义的传统,在运行中主要证据复印件主义没有得到贯彻,当时最高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1条、152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36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等《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2条中都规定了庭后可以移送案卷,这表明案卷移送制度在这一期间也未离开司法实践。甚至在一些重大案件中,相关部门采用联合办案的方式来处理刑事案件,彻底摒弃复印件主义,法官在庭前便可以查阅全套案卷。[8]另一方面,即使是正常适用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的案件,也出现了庭审失序,司法资源浪费,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等的问题。[9]基于这些考虑,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修改中又恢复了案卷移送制度。

   通过对案卷移送制度进行历史性溯源,可以看出自刑事诉讼出现以来,实质上的案卷移送制度便已出现。无论这种移送案卷是出于预审抑或是保障诉讼指挥权行使的目的,案卷移送制度在实践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即使中间出现了某种波折,但这种依托案卷进行诉讼的模式却没有出现任何改变,依旧是中国刑事审判的特征之一。单从历史来看,案卷移送制度的引进受到了一定外力因素的影响,但无可否认,这种职权主义的理念早在古代司法中便有所体现,并已根植于我国司法土壤之中,它的最终确立有自身的必然性。从产生刑事诉讼以来,无论处于何种时期,“案卷”从未在我国刑事审判中消失,甚至已经演变成为某种司法传统。这种传统会影响制度本身的发展与改革,如日本在二战后受到盟军的军事管理,盟军司令部对日本刑事诉讼进行了全面当事人化的改造,改变了原有的司法传统,但值得玩味的是,在日本刑事审判中仍然存在着信赖“案卷”的传统。[10]而意大利作为欧洲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化的典型代表,它的这种违背传统的改革成效也不尽如人意。[11]

   司法传统的延续基础是社会对某种事物集体意识的体现,应当重视司法传统在法律制度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从案卷移送制度自身发展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固化为司法传统的组成部分。违背历史传承的制度改革并不一定会产生良好的效果,从实然性角度来看,恢复与坚持案卷移送制度未尝不是现实选择的必然结果。

  

二、审判运行机制下的案卷移送制度

  

   从案卷移送制度的历史性溯源来看,我国刑事法官对于案卷有一种超乎想象的执念,即使在1996年修法中废除案卷移送制度之后,法官仍然尝试一切方式意图求助控方案卷。究竟法官对案卷的依赖从何而来?有的人将其归咎于传统,也有人认为是法院业务素质较低。[12]这些或许都是原因,但这种分析并未触及问题核心。在本文看来,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应当聚焦于审判运行机制本身。在现行审判模式下展开分析,才能最终为这一问题提供答案。

在正式进入分析之前,还要确定本文是在何种意义上来分析案卷移送制度的。从适用目的出发,可以从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来理解案卷移送制度,前者仅指适用于审判阶段的案卷移送制度,后者还包括适用于起诉审查程序中的案卷移送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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