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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民法总则》中决议行为法律制度的力量与弱点

更新时间:2018-12-03 01:32:52
作者: 王雷  

   【摘要】 《民法总则》将决议行为增加为民事法律行为的类型,这是重要的立法创举,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上贡献了鲜明的“中国元素”。决议行为是多个民事主体在表达其意思表示的基础上,根据法律或者章程等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为形成团体意思而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决议行为是团体自治的工具,是民主价值观在民法、商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决议行为借鉴并实践了政治哲学上民主的多数决机制和正当程序规则这两大核心要义。决议行为的民法哲学基础在于程序正义,其根本特征在于根据程序正义的要求采取多数决的意思表示形成机制。《民法总则》中的决议行为法律制度也存在需要解释完善的必要,以进一步彰显决议行为团体性、程序性和内外部法律关系区分性的特点。

   【中文关键词】 决议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程序正义;团体法

  

引言

  

   决议行为是从民事法律行为、多方民事法律行为和共同行为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法律概念,属于团体法上的多方民事法律行为。我国新近民法教科书中多承认决议行为的独立性,认可决议行为具有独立于共同行为和合同行为的固有属性。[1]德国学界新近教科书也多指出:“当前主流观点认为决议行为属于法律行为的一种”。[2]《民法总则》第134条正式将决议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新类型,连同该法第69条、第72条、第85条、第95条等规定,“决议”一词在《民法总则》中共出现10次。《民法总则》第81条第2款、第94条第2款、[3]第98条、第106条还在与“决议”同等含义上使用“决定”8次。

   大陆法系传统民事法律行为调整规则大多是以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特别是合同行为为典型原型,对合同行为之外的决议行为等其他民事法律行为以及对身份法律行为关照回应不足。[4]

   《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规定了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成为该法决议行为法律制度的核心条款。亟需以《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为中心构建决议行为的民法教义学体系。

   决议行为民法教义学体系不仅限于对决议行为具体制度的法律解释和体系化,还包括进一步发掘决议行为团体法的法理基础(法哲学基础)。决议行为的民法教义学体系以解释论为主,但也兼及立法论,是要对决议行为法律制度进行发现、归类、解释和完善,这就要本着最大善意将决议行为的实定法条文尽可能解释得有意义。

  

一、决议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新类型

  

   (一)决议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笔者对决议行为曾做如下定义:“决议行为是指多个民事主体在表达其意思表示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或者章程约定的表决规则做出决定的民事行为。”[5]现在看来,该定义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更为妥当的定义是:决议行为是多个民事主体在表达其意思表示的基础上根据法律或者章程等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为形成团体意思而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常见的决议行为包括农民集体决议、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决议、按份共有人之间的决议、合伙企业决议、农民专业合作社决议、公司决议、破产法上的债权人会议决议等。对决议行为的新定义作如下解释:其一,新定义可以更好地与《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衔接。其二,新定义突出决议行为的团体性和程序性这两大核心特点,决议行为是在集合团体成员个体意思表示基础上按照决议行为的特定程序而形成的团体意思。该定义中的“多个民事主体”即决议行为的主体,是指每个表决权人,但作为团体内部意思形成机制,多个表决权人行使表决权的对象则是团体内部设立的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业主大会、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会议等。经由团体内部设立的这些机构来集合每个表决权人的个体意思,以形成团体意思。其三,新定义中强调“根据法律或者章程等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此处“等”字为等外等,在此之外,合伙协议、管理规约、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均为适例。[6]

   对决议行为的法律定性,存在法律行为说和意思形成说的观点对立。《民法总则》颁布之前,我国学界就有此争议。《民法总则》颁布后,争议仍未停止,仍有部分学者对决议行为的法律行为定性存在疑虑。如有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决议行为都是民事法律行为。有一些决议行为仅处理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内部事务(例如决定董事长人选),并不产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效果,则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7]有学者指出:“多方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类型,而决议行为则不应当属于民事法律行为。”[8]

   根据《民法总则》第13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并非均须产生对外法律约束力,类似于有关公司董事长人选的决议虽然只对公司内部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仍然属于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民事法律行为,不能因为决议行为效力的内部指向性而否定其民事法律行为属性。“公司通过股东会对变更公司章程内容、决定股权转让等事项作出决议,其实质是公司股东通过参加股东会议行使股东权利、决定变更其自身与公司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9]杜万华大法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有观点认为,召开会议并作出决议,是公司意志的形成过程,而非公司的意思表示,因此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不存在是否成立的问题。我们认为,《民法总则》明确将包括公司在内的法人的决议行为,规定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对此《解释》(即《公司法解释四》)应当严格贯彻。”[10]鉴于决议行为的团体性,决议行为的确具有团体意思形成的特点,但这展现的是决议行为的动态形成过程,作为团体意思形成结果的决议行为本身则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即使否认决议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属性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学理研究还是立法在决议行为成立和效力瑕疵判断上都受到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影响。不能否认决议行为与作为民事法律行为典型形态的合同行为相比有很多特殊性,决议行为特别表现出团体性、程序性和效力的内部指向性特点,这不同于更强调当事人合意性的合同行为。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下,不能因为决议行为的个性而抹杀其作为民事法律行为具体类型的共性。在既有实定法规则下,决议行为是否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这属于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11]取决于用何种上位概念指称决议行为这一社会现象,不同概念指称对应不同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不同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持论者观察描述角度不同:从表决权人内部来看,决议行为是通过民主多数决机制来集合表决权人的个体意思、形成团体意思,依托多数人智慧;从团体外部第三人角度而言,决议行为作为团体集合而成的意思,代表了团体对外展示出来的一项意思表示,如此就会消弭表决权人个体意思表示的存在空间。强调决议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属性,可以在民事法律行为框架下更好地辨析决议行为的共性和个性。

   坚持将决议行为定性为“意思形成说”的观点,看到了决议行为的个性,忽略了决议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共性,实际上犯了“白马非马”之误。本着辩证的眼光,我们既应该看到决议行为的特殊性之所在,又应该关注决议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性。决议行为民法教义学理论绝非否定决议行为的特殊性,而是致力于回归一般并总结一般基础上的特殊。可以说,决议行为是一个一般和特殊、过程和结果、个体和团体、民法和商法、外部和内部并立而生、关联互动的制度,对此不可只及其一、偏废其他。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著述多将决议行为归于共同行为之中,而且多将我国大陆学理和立法上的合同行为称为“契约行为”,将共同行为称为“合同行为”。[12]共同行为强调全体一致决,当事人意思表示同向一致。决议行为强调当事人意思表示多数决。共同行为更常发生在具有高度人身信赖关系的共同体之中,如根据我国《婚姻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应该通过共同行为的方式进行处理;又如根据《合伙企业法》第19条规定,合伙协议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方可签订,因此合伙协议本身也属于共同行为。

   《民法总则》第134条第1款从意思表示数量的角度将民事法律行为区分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和多方民事法律行为。《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则专门规定多方民事法律行为中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决议行为属于多方民事法律行为,但决议行为的成立不必遵循该条第1款规定的多方意思表示一致。[13]因此,《民法总则》第134条第1款规定的多方民事法律行为主要指涉的就是共同行为。有学者否定共同行为独立存在的意义,认为两人以上实施的合同行为仍以合意为本质,不改变其合同性质,并进而否定多方法律行为存在的必要。[14]笔者认为,共同行为在强调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方面的确与合同行为更为接近,这也正是实定法多将共同行为人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参照最相类似的合同法律规则的原因所在,如《公司法》第28条第2款和第83条第2款将股东瑕疵出资法律责任定性为违约责任,而公司设立行为实际上属于共同行为。又如,《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更是直接将合伙作为具体类型的债加以规定。究竟将共同行为独立于合同行为之外,还是将前者纳入合同行为之中,这本属于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涉及共同行为在民法教义学体系上的位置安放问题,不同解释策略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在《民法总则》第134条既有规定的基础上,应该本着最大善意将实定法条文尽可能解释得有意义,如此一来,更为适宜的解释方法是区分合同行为、共同行为和决议行为,使其各安地位。《民法总则》第134条第1款的多方民事法律行为包括共同行为和决议行为,鉴于决议行为在成立要件上的特殊性,该条第2款作为第1款的特别规定,就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做特别规定。

   (二)决议行为具有团体性、程序性和内外部法律关系区分性特点

   决议行为的团体性首先表现在其发生于团体法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法人、非法人组织,在自然人组成的松散式联合体中也有决议行为发挥作用的空间。决议行为是团体自治的工具。在团体机关组织和召集下,表决权人在表达各自意思表示基础上形成作为团体意志的决议行为。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做出的决议行为,对团体中未参加表决的成员,甚至是做反对意思表示的成员,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表决权人的个体意思表示丧失其独立性,依照多数决形成的意思表示,成为团体单一的意思表示。团体法思维下,决议行为中少数表决权人的意思表示不具有规范意义,其被淹没在多数决所形成的团体意思之中。

决议行为以程序正义为其法哲学基础,这就不同于以交换正义作为法哲学基础的合同行为。决议行为的基本价值取向仍然是私法自治,尤其是私法自治下的团体自治。而决议行为实现私法自治的方法则是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和私法自治并不矛盾,而是分别从调整方法和基本价值取向的不同侧面来展示决议行为而已。程序正义具体化为正当程序规则,进一步实现了公法价值在民法、商法领域的转化运用。作为团体自治的工具,法律对决议行为的审查具有有限性,更侧重对决议行为是否遵循正当程序规则的审查。如“李建军诉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中,原告李建军系被告佳动力公司的股东,并担任总经理。公司董事长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三位董事均出席,会议形成了鉴于李建军私自动用公司资金炒股,造成巨大损失,现免去其总经理职务等为内容的决议。法院认为,该公司的章程未对董事会解聘公司经理的职权作出限制,未规定解聘公司经理必须要有一定原因。董事会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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