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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 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

更新时间:2018-12-02 01:29:32
作者: 秦亚青   魏玲  

   内容提要:近年来,全球治理赤字居高不下,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日益加深。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进入新时代的“强起来”的中国,该如何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思想。这是一种新型全球治理观,回答了“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什么治理”的重大问题,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开放包容和公平公正,旨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以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共同体为主要内涵和目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思想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践有助于全球治理走出实践和理论困境,引领塑造新型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

   关 键 词:全球治理  一带一路  共商共建共享  新型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全球治理失灵频发,民粹主义思潮上涨,逆全球化现象凸显。人们对全球安全与发展普遍感到担忧:一方面,世界的联系性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全球性挑战越来越严峻且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日益加深。全球治理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世界秩序将朝着怎样的方向演进?进而,进入新时代的“强起来”的中国,该如何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维护和促进人类共同福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报告还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点工作,其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①“共商共建共享”既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秉持的全球治理观。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涉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如何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塑造新型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性问题。本文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是指导思想,回答了“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什么治理”的重大问题,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开放包容和公平公正,旨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以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共同体为主要内涵和目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实践有助于解决当前全球治理的失灵、失衡和失序问题,构建共有共治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

   本文拟从当前全球治理问题入手,探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从理念到实践塑造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促进人类共同安全、繁荣和福祉。

  

一 “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

  

   针对全球性问题治理不力,导致发展失衡、世界失序的现实情况,倡导新型全球治理观,并以此为指导切实推进新型全球治理实践尤为紧迫和重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形势下提出的,它既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致力于应对共同安全问题、促进世界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针对“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什么治理”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初步建立了致力于塑造民主、公正、普惠的国际秩序的全球治理思想。

   (一)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明确回答了“谁治理”,亦即全球治理主体这一根本问题,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这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新型全球治理观倡导“多元治理”。冷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和治理体制更多的是一种霸权主导下的治理,②这很容易让人们强化垄断治理思维,也就是说,治理一个体系或是一个社会需要一种统治性力量。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和发展中大国的群体崛起,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真正多元和多维的世界。治理一个多元世界,需要以多元主义界定治理主体,即以“多元主体”代替垄断性权力。只有真正实行多元主义,才能解决多元世界中的问题。③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意味着全球治理的主体是构成国际体系的世界各国,而不是世界的某一个部分和某一类国家。这是一种共有共治共享的理念,是一种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路,也反映了当今国际社会的实际状况。当前,国家依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因而全球治理的多元主体首先指的是不同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体制的各个国家。

   多元主体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享有平等地位。世界各国不分大小或强弱,应平等参与全球治理进程,获得平等的发言权和受益权。现有全球治理机制虽然参与国家众多,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制度制约,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与其实力相匹配的代表性或平等的话语权,甚至被认为需要由别人教会它们怎样界定自我身份和利益。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韩国等东亚国家的救助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即以牺牲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维护西方国家债券机构的短期利益。在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在贸易谈判中的让步更多更大。在国际投资谈判中更是以发达国家准备的范本作为谈判基础,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要么接受、要么走开”的境地。⑤

   多元主体参与全球治理需遵循民主协商的原则。全球治理应该是一个协商过程,“共商”就是通过平等协商解决不同问题领域的责任分担和利益共享问题,为合作求共性,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对问题的轻重缓急的认识不同,所以在很多全球问题领域意见不一致,比如,气候变化合作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方面,新兴国家确实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要求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以牺牲本国基本发展战略为代价,去实现超越其发展阶段的目标。再比如,由于发展理念的分歧,发达国家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治理机制对于国家层面的“增长”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更注重个体层面的减贫,没有提到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等议程。协商解决是合法性的关键,强加于人则会起反作用。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质问题上,平等协商都是实现有效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⑥

   (二)建设更具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公正性的治理体系

   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回答了“怎样治理”的问题,从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公正性四个方面阐释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内涵。

   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要求建设更具代表性的治理体系。霸权治理之所以失灵,从根本上看,就是因为该治理体系的代表性不足,没有反映国际力量变化的现实。比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长期与其经济实力不符,而七国集团也早已无法独自承担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的重任。共商共建共享所强调的“共同”性就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使之能够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要求遵循更具包容性的治理原则。所谓包容性是相对于垄断性和攫取性而言的,也就是说,作为国际体系主要行为体的主权国家都有平等的制度性权力,包括参与全球治理的政治权利,参与制定规则和治理决策的话语权力,自由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且获得公平经济收益的发展权利。无论是在全球治理的政治安全领域还是经济、社会领域,任何国家都没有垄断性权利,任何国家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增长都不能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意味着更具开放性的治理方式。开放指的是参与成员开放、议程开放、合作过程开放和结果开放,旨在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过程开放的全球治理不应简单地以制度化水平为衡量标准,不应机械地预设固定成员、路径和具体目标,而是应该以问题为导向,以有效应对跨国威胁、凝聚共识、促进合作与共同发展为宗旨,同意合作议程并且愿意承担责任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和协调,并以非歧视性原则为基础与非成员国共同分享利益。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要求建立更具公正性的治理规则。国际规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多边主义的基本机制,有效规则是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公平公正的规则有助于加强信息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促成国际合作。⑦规则是世界秩序的基础,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规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利益天平倾斜的方向,也将对未来全球治理走向和未来世界秩序形态产生深远影响。更为公正的国际规则需要考虑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大多数国家的重要利益,需要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需要大家共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只有这样,国际规则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

   (三)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以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实践准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对于转型中世界秩序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是民主,平等参与、协商治理和共同建设可以推动国与国之间形成相互尊重与对话合作的良性互动。共同面对跨国威胁、共同承担治理责任、共同享有发展成果可以有效纠正全球化进程中权责不等、发展不均、分配不公的问题,有效避免治理失灵和体系失序。新型治理观尤其强调“共同”与“合作”,这是对强权政治、零和思维和丛林法则的根本否定,也是在全球高度相互依存条件下各方实现共赢的唯一路径。在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中,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发展对外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目标也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且国家利益竞争往往被视为零和游戏。然而,随着全球化飞速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非传统安全威胁跨越国界,成为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在涉及生存和发展等根本的安全和利益问题上,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大大增强。因此,只有超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民族价值与全球价值之间的二元悖论,⑧协调主权国家体系与全球化体系的安全与利益问题,以保护和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根本宗旨,才有可能解决全球治理的责任错位问题,建立公平公正有效的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

其次,新型全球治理观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等五个方面的内涵。⑨持久和平是指维护世界基本秩序的总体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要继续支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主义秩序运行机制,另一方面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改革、补充和完善不能有效维护秩序的制度和机制。只有在一个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环境里,世界秩序的持久稳定才能够真正得以保证。普遍安全意味着加强全球安全治理需要新思维和新方案。要以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指导,共建安全秩序,共享安全红利。要厘清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以发展促和平,在和平中谋发展。共同繁荣更是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坚持推进国际经济和金融治理机制改革,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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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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