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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靖如:儒家领袖与儒家民主

更新时间:2018-12-02 00:59:54
作者: 安靖如  

   内容提要:儒家民主主义者认为,如同现代儒家政治体必须从君主制转变到民主制一样,必须对儒家政治领袖的角色进行反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儒家必须摈弃传统儒家视野下的领袖观。尽管在现代民主儒学的新背景下,一些关键的儒家见解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新的意涵,但这些洞见的传统内涵依旧重要。陈祖为和陈永政在论证儒家强调领导力胜过制度这一观点上并无过错,但我们还应该重视那些儒家所依赖的用来培养和选拔贤德领袖的制度。儒家从未认为政治的运转可单独依赖于启发型的领袖,优秀领导力的运作依赖于一系列背景制度的支撑和推进。慈继伟认为儒家在深层次上是非民主的,但这一观点却恰恰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儒家必须向民主演进。儒家民主仍然需要政治领袖来扮演那些能够承继传统儒家领袖精神的角色,现代儒家需要通过拥抱人本民主,而不是民本威权主义,来解决传统儒学中的张力。

   关 键 词:儒家  领袖  民主  进步儒学  民本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一、引言


   关于儒家领袖启发性的,近乎于拥有魔力的人格的许多著名形象,似乎都与民主的所有概念南辕北辙。一些现代儒者对这一距离额手相庆,认为现代儒家政体应实行精英统治,并且人们应该以传统的方式来尊崇这些统治精英①。相较而言,儒家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如同现代儒家政治体必须从君主制转变到民主制一样,必须对儒家政治领袖的角色进行反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儒家必须摈弃传统儒家视野下的领袖观。尽管在现代民主儒学的新背景下,一些关键的儒家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新意涵,但这些观念的传统内涵依旧重要。这篇文章将对这一民主视野中的领袖概念进行详述并辩护,笔者将分四步进行讨论:首先,在陈祖为(Joseph Chan)和陈永政(Elton Chan)著作的基础上,大致勾画传统儒家观念中启发型领袖的轮廓;其次,解析并批评了慈继伟对于基于“认同模式”主体性的儒家领袖观与民主不相容的论断;第三,采用拙著《进步儒学》中的一些观点来论证现代儒家需要通过拥抱人本民主,而不是民本威权主义,来解决传统儒学中的张力;在最后的结论中,阐释为什么儒家民主仍然需要政治领袖来扮演那些能够承继传统儒家领袖精神的角色。

  

二、启发型领袖


   让我们先来看看陈祖为和陈永政在新著《儒家与政治领袖(Confucianism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中对于传统儒家领袖观念简明而又宽容的论述。在他们看来,儒家领袖观念具有四个关键特征:1.它取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纽带;2.它基于领袖在何以成人方面的超凡卓群;3.领袖是启发性的,这在于其伦理权威以榜样而非强制的方式赋予其领袖资格;4.政治领袖,而非政治制度,才是政治秩序的基础。笔者将会逐一审视这些特征,并考察该领袖模式之所以与民主不相容的缘由。

   在两位作者(指陈祖为和陈永政,后同)看来,政治领袖的真实权威并不仅仅来源于其能够提升人民的福祉,而且还在于“人民对于他的统治心甘情愿地接受。也就是说,领导的权威并不仅仅应在表面和形式上被证明是正当的,同样还应内在地通过一种基于互相承诺的方式来构建。这种双方的相互承诺表现为统治者承担关怀民众的义务,以及人民对其心甘情愿的接受”②。《论语·颜渊》第七章③或许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诠释:孔子说,食物和武器均是善政的关键,但人民的信赖才是最为重要的,“人无信不立”。两位作者还引用了《论语》中的其他论述来巩固“人民乐意追随好的领袖”这一观点。毫无疑问,人民对领袖的接受,在儒家政治思想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本文第四节中笔者将会质疑该观念中的一个视角,即人民是否是“心甘情愿接受”这一行为的主体。现在让我们接着对他们的其他论述进行分析。

   如两位作者恰当地指出,儒家领袖并不依赖于某一特殊的天赋才能。一位伟大的领袖能够在所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为平凡的面向上,均表现得相当出色④。作者们提供了一份很长的领导素质清单(如具有宽容、仁慈、强壮、勤勉等特质),并对这些素质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日常使用的形容词,且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具有的素质。领袖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其实仅仅在于前者坚持实践这些美德,后者则并没有;而领袖和有德行的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履行公职,后者则并没有。⑤

   总之,如之前所提到的(官民)双向承诺的重要性,作者们认为,领袖身份与民众身份间具有相当程度的连续性。

   在他们看来,构建在自愿接受以及出色的共享人伦素质之上的领袖概念,是发人深省和颇为励志的。人民不仅仅会赞同他们的领袖,同样还会将他当作模范和榜样。我们可以从《论语》中找到许多描述这个想法的陈述,如《论语·子路》中说到,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两位作者将该机制解释为:

   当人民追随他们的领袖时,他们不仅从领袖处接受指令,同样还遵从领袖的判断。人民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他们相信领袖比他们自身更有德行。因此,领袖所行使的权威不仅仅是制度性的,同样还是道德性的⑥。

   换句话说,该机制在于启发民众自愿地去为更为广阔的善而行动。

   儒家强调领袖启发能力的另一层含义,在于对制度的怀疑。通过对儒家发展史上思想家的分析,两位作者认为儒家对制度的怀疑基于两个原因:1.制度是僵化的,且无法依据具体情境进行必要的调整。相较而言,只有道德卓越的领袖才能够在具体的情境下作出正确的决断。2.制度在制约不太道德的领导时,其作用往往有限。两位作者的担忧,或许构建于儒家广为人知的非讼传统之上,两位作者从17世纪儒家顾炎武的思想中找到了详尽且清晰的证据,认为“当制度较为纷繁复杂时,那些奸佞而狡猾的人往往能够如市场上的商人一般操控制度。此时即便存在有德行之人,他们也无法来制止或纠偏这一情况”⑦。

   在两位作者对制度的这两个担忧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还可以加入第三个维度的论证。也就是说,至少一些种类的制度(如刑法典)是无法做到去激励人们的道德进步,毋宁说进而去促使人们自律(或者说去回应统治者的启发)。然而,如果我们审视《论语·为政》对这一观点广为人知的表述,那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德”优于“道之以政”这一观点,是与我们目前所讨论到的儒家思想相一致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文本所强调的“齐之以礼”。礼指代广泛的形式化的人类活动,从国家庆典到生活礼仪(如葬礼)再到日常社会实践,儒家并不仅仅依赖于启发性的领导力,同样还需要借助礼来规训我们的行为。儒家同时还认为,礼有助于改变个人性情。

   确实,两位作者在论证儒家强调领导力胜过制度这一观点上并无过错,但我们还应该重视那些儒家所依赖的用来培养和选拔贤德领袖的制度。除了礼,那些被认为由具备出众美德和洞见的圣贤所著的经典正统文本,可作为次要类型的制度。熟练掌握这些文本,将其价值内化于自身,并转化与升华自身,这一过程是成德的核心手段。因此,通过基于这些文本的考试来选拔较贤德的继任领袖就是可行的。总之,儒家从未认为政治的运转可单独依赖于启发型的领袖,其优秀领导力的运作依赖于一系列背景制度的支撑和推进。这一观点将会是本文论述儒家民主中领袖角色的核心要素之一。

   让我们通过反思传统儒家领导模式与民主相关联的一些方式,来简要地对这一小节进行总结:1.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自愿接受”与民主概念目前为止似乎相容;2.尽管两位作者对于“民—人”张力的轻描淡写可能存在问题,但领袖具有出众的平凡素质这一观念与民主观念是相容的,这一观念暗指公民具有成为领袖的潜质;3.尽管接下来我们会简要地分析慈继伟对于由领袖所主导的官民关系的本质的否定,但启发型领袖似乎仍与民主政治相容;4.虽然如上文所述,我们认为儒家优秀领导力的运作依赖于一系列背景制度的支撑和推进,但儒家对制度的敌对仍是一个问题。

  

三、身份认同


   若基于上文中所分析的传统儒家领导模式,那么将其吸纳进民主政治框架的阻碍相对而言较低。也就是说,尽管传统儒家政治思想肯定是非民主的,但若我们对民主与儒家怀抱互为独立的认同,那么二者间基本的相容性就意味着去构建一个结合二者的理论是可能的⑧。一如接下来将会讨论到的,我们不但有很好的理由去坚信儒家与民主不仅仅相容,而且民主还是实现儒家深远目标的必需品。为了进一步审视民主的必要性,我尝试从Ci Jiwei(慈继伟)《改革时代的道德中国(Moral China in the Age of Reform)》一书的核心观点中寻找论据。吊诡的是,慈继伟认为儒家在深层次上是非民主的,而这一观点却恰恰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儒家必须向民主演进。

   《改革时代的道德中国》是一本广博的著作。在本节中,我仅仅选取其中的一个面向,即其在“自由与身份认同(Freedom and Identification)”这一章中的主要观点,来展开讨论。慈继伟的核心概念是主体性。在他看来,主体性是我们用来影响周围世界的自知能力,取决于某些价值和实践的稳定属性,并且这些价值和实践的稳定性反过来依赖于某些社会和物质现实的客观安排⑨。慈继伟将这些稳健的价值和实践模式视作“道德文化”,并关注对比两种类型的主体性以及伴随而来的道德文化:一类是个人主义和凭借自由而来的主体性,另一类是儒家和凭借身份认同而来的主体性。鉴于本文需求,我在这里将集中讨论后者。慈继伟在身份认同模式中这样写道:

   被赋予价值的根源,或至少是获取价值的手段,在于一些被普罗大众所认同的权威或者榜样。只有通过这个身份认同过程,大众才能与善或正当保持一种合适的关系,并获取完备的动机来按照善和正当的相应要求行动。⑩

   慈继伟强调“个体必须在充分自愿时才可进行身份认同:个体必须(主观上)想要去进行身份认同。因此个体自由意志的存在是基于自我否定的行为而被预设,或者说被尊崇”(11)。然而,“榜样个体据称在他所作为榜样的关系中,与他人是直接的关系。普罗大众只有通过这一模式……才能认识到传统和社群……的真实意义。出于同样原因,以对榜样的身份认同的形式来被确立为模板”(12)。

这一观点与陈祖为等“启发型领袖”的概念有相似之处:根据“启发型领袖”的概念,领袖通过启发民众使他们自愿地根据更广阔的共善而行动,在两类概念中,民众行为的动力均在于自愿而非受迫。慈继伟针对这一观点所提出的看法是:人民唯一所能实现善的路径,在于通过认同其领袖的观念(或者也可被解释为是受到领袖的启发),在这种情况下,可直接实现善的领袖和仅能有限地触及善的民众之间,就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等级区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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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18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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