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康晓光: 古典儒家慈善文化体系概说

更新时间:2018-11-30 14:41:30
作者: 康晓光 (进入专栏)  

  

一  导论


   1、问题

   尽管“慈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每个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其不变的核心内涵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利他”。

   从丛林世界进化而来的人,具有进化赋予的强烈的求生冲动,这种求生冲动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利己本能。但是,利他行为则不然,利他意味着为了他人的幸福自觉地放弃某种自我利益,显然,这与人类的自利本能有很大的出入。所以,人类的利他行为,需要“高尚的”价值观的支撑,甚至离开后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至少不会成为大面积地、持续地发生。简而言之,慈善行为更多地与个人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所以更多地受到个人思想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如今中国进入了慈善事业大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现代中国基本慈善文化问题”:第一,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在支持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它源于何处?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抑或是新生的?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蕴藏了足以支撑现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价值观?第三,如果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不足以“独自”支撑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那么,以传统慈善文化为基础“能否”以及“如何”开出适应现代社会的慈善文化?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回答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是否存在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如果存在,它拥有什么样的内涵、逻辑与功能?

   本文尝试回答“前提性问题”。

   在《中体西用新论》一书中,通过一项定量的实证研究,本人尝试性地回答了“现代中国基本慈善文化问题”。[1]

2、文献回顾

   以现代视角研究儒家慈善文化是最近20年的事情。

   王卫平指出,“爱人”是“仁”的基本出发点,性善论是“爱人”的基础,孟子的“四端”说是性善论的理论基础,也是儒家思想中与慈善文化连接最为紧密的部分。[2] 周中之指出,儒家思想从慈善伦理主体的内部解释了慈善伦理的人性论根源,回答了慈善伦理何以可能的重大问题。人拥有“四端之心”,有可能成为善人,而人要成为“善人”,需要以道德实践为依托。慈善是人的同情心发动,又是人的道德实践活动。[3] 胡发贵提出,“人为贵”是儒家“爱人”的逻辑起点。[4] 周秋光和曾桂林指出,儒家以“仁爱”为中心,构筑起包括民本思想、大同思想、义利观在内的慈善思想体系。[5] 陈继红和辛晓红指出,儒家的“亲亲”思想中蕴含着两条自然逻辑进路:其一,从“亲亲”到路人,是“爱”之情感生发的逻辑进路;其二,“家庭—宗族—天下”,是共同体意识生发的逻辑进路,指出了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6] 夏明月和彭柏林指出,儒家把理想社会分为“小康”和“大同”,“大同”是儒家的未来理想,而有仁政的“小康”社会是儒家的“现实理想”。[7]

   与上述给予儒家慈善文化积极评价的研究者不同,也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无法支撑以利他和公共精神为根本特征的现代慈善事业。例如,杨胜良指出,儒家慈善伦理以家族宗法关系为基础,以“亲亲”为核心,特别是“爱有等差”和“亲疏有别”思想,不符合现代慈善精神。[8] 大名鼎鼎的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属于“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9] 而且“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10] “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11] 而且,他竟然认为“这和《大学》……在条理上是相通的。”[12]

   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对儒家慈善文化的研究,在系统性和超越性上尚有欠缺,而且对其价值亦褒贬不一。

   国外研究者,热衷于中国传统慈善的案例研究,对综合性的规范研究兴趣索然,往往是在研究具体案例时捎带论述其文化背景。[13] 酒井忠夫虽然系统研究了明清流行的诸多“善书”,但是并未对慈善文化做出系统性的论述。[14]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这是不争的定论。所以,本文以现代慈善视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儒家经典文献,构建儒家慈善文化体系,并据此回答“前提性问题”。


二  体系建构


   “文化”的定义纷繁复杂。“广义的文化”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而“狭义的文化”仅指价值观、行为规范及风俗习惯。同样,“广义的慈善文化”涉及慈善的方方面面,而“狭义的慈善文化”仅指与慈善有关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及风俗习惯。本文讨论的“慈善文化”属于“狭义的慈善文化”。

   概括说来,儒家慈善文化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以仁为本的人性论;成贤成圣的人生理想;追求和谐的社会理想;以忠恕之道为核心的行仁之方;以“八条目”为阶梯的成己之道;以追求不朽和天人合一为归宿的超越精神。它们构成了一个完善的体系,指明了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以及实现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方式和途径,也为最广义的“利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下面概略阐述儒家慈善文化的诸构成要素及其体系结构。

   1、人性论

   在古汉语中,“仁”有“感通能力”的涵义,所以“仁”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感通;“仁”亦有“同情”、“怜悯”的涵义,所以“仁”又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简言之,仁,亲也,爱也,从人、从二,指人与人相互亲爱。[15] 儒家认为,“仁”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仁”使人区别于非人。人必须“仁”,人若“不仁”,则不成其为人。这就是儒家的人性论。

   “仁”,从人,从二。所以,儒家将人视为人际关系网络的节点。所有成员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总合就是社会。所以,个人与社会不可分离,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也没有真正的个人。显然,这不同于“个人本位”,不承认原子式的个人,不认为个人能够先于社会而存在。与世隔绝的、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不可能“与人相互亲爱”,因而不可能具备“仁”,所以也就不成其为人。梁漱溟精辟地指出,儒家的“本体论”属于“关系本位”或“伦理本位”。[16]

   人性得自于天。儒家所谓“天”,不是“自然之天”,也不是“有人格的上帝”,而是无始无终、至高至大、生成一切、主宰一切的“意志之天”。天有其道,谓之“天道”,而天道的本质是“仁”。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一”就是“仁”,也就是说,天与人合于“仁”。但是,天与人不是对等的,天先于人而存在,天赋予人以德性。这就是儒家人性论的宇宙论根据。

   上述论断与古代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象思维”——密切相关。人间之爱的最高境界是父母对儿女的爱,而父母对儿女之爱的最核心的成分是生养,所以儒家认为“生”是仁的最高境界。而天地生养了万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保合大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17]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8] 而且,天地所为完全符合中庸之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9] 所以,可以合理地把天地视为生养世间万物的父母,而且是宇宙之中最理想的父母。如果天地有德,那么天地之德必定是“仁”。所以《易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20]

   在《论语》中,孔子关于人性的最直接的论说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1] 人之性之所以“相近”是因为有共同的而且是唯一的根源。子贡有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22] 子贡“不可得而闻”,不等于孔子对“性与天道”没有确定的主张。孔子的“性与天道”都是“仁”,“在天为‘道’,在人为‘仁’”。[23] 熊十力在评述子贡这句话时指出:“此中‘性’与‘天道’,是一非二。孟子言知性则知天,是其征也。”[24] 然而,虽然天赋予人德性,但是天并不保证人能实现天赋之德性。要实现天赋之德性,需要后天的修养,各个人的修养千差万别,故孔子又曰“习相远也。”

   孟子关于人性的主张,与孔子一脉相承。孟子认为人具有“善端”,具有为善的潜能。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5] 此“四端”即“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26] 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27] “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28] 孟子又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29] 也就是说,通过尽心,知性,知天,人可以与天道合一。

   由儒家的人性论可以推知其人生理想。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将人之为人的本性发扬光大。对于儒家来说,要“使人成为人”,必须使“天赋之仁”得到充分发挥,即将“仁”的属性或要求充分实现。这样的人就是“仁者”,所谓“君子”、“贤者”、“圣人”。

   由儒家的人性论可以推知儒家关于平等与不平等的主张。一般说来,平等或不平等涉及三个层面,一为人格,一为机会,一为结果。就“人格”而言,儒家主张绝对平等。孟子宣称“人皆可以为尧舜”。[30] 人格平等的基础在于“天人合一”,即天道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所以人与人在天性与潜能上是完全平等的。就“机会”而言,儒家要求人人平等。以参政议政为例,儒家提出的参政议政的唯一条件是个人的品德和能力,而人的品德和能力可以通过教育获得。孔子要求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并提出了“有教无类”[31] 的主张,从而为所有人参政议政打开了机会之门。就“结果”而言,儒家不要求人人平等,但要求不平等符合道义的要求,而且社会和政府要保证每个人能够平等地获得人之为人的条件。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儒家认为人具有达到至善的潜能,但并不认为人可以自动地达到至善的境界,更不认为人只能为善,不会做恶。所以孟子才会感叹“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32] 孔子才会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33] 孔孟皆认为,放任自流不可能达到“天人合一”,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人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这就突显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教化”、“礼治”、“道德齐礼”、“德主刑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社会理想

   就个人而言,儒家认为最有效的利他途径是出仕。当然,出仕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造就理想社会。

《论语》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这里,孔子区分了君子行仁的两种层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748.html
文章来源:《社会保障评论》杂志2018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