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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成 吴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

更新时间:2018-11-30 00:56:20
作者: 吴志成   吴宇  
也加剧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第三,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革日益紧迫。反思和变革当下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构想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关注热点。虽然这种反思早已有之,但此前基本属于非西方国家的声音。2017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了题为《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报告,其指出作为西方世界秩序最基本支柱的自由民主制度越来越不受信任。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衰微,正内化为西方世界对干预世界事务的力不从心,这促进了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主义的盛行。(14)该报告代表了近年来西方政治精英对西式世界秩序的严肃反思,反映出西方大国正试图转变领导世界的范式,这客观上也给“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的观点提供了依据。

   不仅如此,西方世界内部也出现了裂痕。“特朗普冲击”表明美欧关系正进入冷战结束以来新的转折点,英国“脱欧”则反映出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严重挫折。西方世界内部的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在这些裂痕的形成上扮演着关键角色。但不管“后西方”世界秩序是否正在形成,当前国际秩序的转型确已初见端倪。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于这种转变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未来的国际秩序将是什么样子,由谁来领导、依照什么规则、遵循哪种价值。可以肯定的是,新的国际秩序必须能够应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15)

   (三)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人类社会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指出,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16)

   第一,人类社会处于创新变革的世界。全球化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与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发展模式。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基本是以“相对独立”和“有限互动”为特征而展开。如果说以促进经贸合作为核心的地理大发现解决了国际互动问题,那么以推动各种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全球化则突破了人类深度互动的障碍,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征及方向。持续迅猛的科技革命推动着全球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创新变革,促进了全球意识和全球价值的形成与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世界人民共同创造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为强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手段也更为丰富。

   第二,人类社会处于挑战频发的世界。当前人类社会不仅要应对各种传统国际政治难题,还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与发展问题。当前世界仍残存着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结盟对抗的旧观念也并没有被完全摒弃。核威胁阴云重重,地区热点持续动荡,各种传统的不安全因素威胁着世界和平与稳定。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发展与国际安全形势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增长乏力、贫富分化、南北差距问题日益严重,这表明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也有待弥合。(17)从经济发展、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传统治理领域,到海洋、极地、网络、外空等新兴治理领域,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习近平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8)各国唯有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通力协作,才能加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第三,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展现出新特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美好追求,譬如消除贫困、追求自由、实现和平。这些美好追求的实现有赖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力,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分阶段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环境和不同社会阶段,人类社会发展会存在不同形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历史给每一代人提供了不同的舞台、赋予了不同的使命,这使得发展新理念、形成新思想、追求新目标成为可能。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是当下人类社会发展中新的普遍价值诉求和共同奋斗目标。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主要渊源

  

   任何现实理论都是古往今来各种思想资源融通交汇的结果。新时期的理论创新尤须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理论资源三种思想源流。无论是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还是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基本原则。(19)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它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本色,继承并发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理念,辩证吸收了当代全球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精华,是扎根中国又面向世界、立足当下又放眼未来的重大理论发展。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集中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治国理政的智慧,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它包含着许多为全人类所共同遵循的普遍性的生存智慧,思考与表达了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20)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历久弥新。其中,源远流长的“和”文化更是蕴藏着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谐共生的安全观、义利合一的发展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21)其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外交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第一,“协和万邦”的世界主义。不同文明的世界主义思想,为当下国际社会理性认识和处理民族国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示。中华文明的世界主义思想源自西周时期的“礼治”。这种礼乐文化迥异于其他宗教性的早期文明,以其鲜明的世俗性精神奠定了后世历代中国思想的重要传统。仁礼之道成为中华文明世界主义思想的最初追求,“天下为公”和“讲信修睦”则是这种追求的生动表达。(22)“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23)这集中展现了中华世俗政治理念的内在逻辑及其价值诉求。它深刻点明了如何实现协和万邦、时世太平的理想目标:必须先把自己宗族治理好,继而把国家治理好,进而使各国团结起来成为不可分割的、共同推进的整体。

   中华文明秉持的“协和万邦”的世界主义思想有着世俗他律、内向外化的鲜明特征,是中国“和”文化在对外关系上的经典映射。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讲信修睦、协和万邦作为对外关系的宗旨,并使其成为周边外交的基本内容。中国自古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使讲信修睦、友好合作的薪火世代传承,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增添了靓丽色彩。(24)

   第二,“和合共生”的安全智慧。和合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有着超强的生命力与深远的影响力。自甲骨文、金文时期起,推崇“和合”的境界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至近代思想解放,和合文化绵延不断,(25)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与民族特性。“和合共生”作为中华民族推崇“和合”境界的更深刻表达,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哲学。历史一再证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史就是不同部族持续“和合共生”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对外交往史则是“和合共生”理念指导下缔造并维持共生安全体系的历史。(26)东亚国际体系得以维持“长和平”的历史事实,也意味着一种共生型国际体系是可能的,(27)展现了中华民族“和合共生”的安全智慧的独特魅力。

   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自古就倡导并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处之道,推崇“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和平思想。这些思想已深嵌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28)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的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29)

   第三,“义利合一”的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总钥匙,但如何才能正确把握这把“钥匙”的使用办法却始终是不同文明在不同时期面临的重大考验。中国自古以来就倡导正确和辩证统一的义利观,把“义利合一”作为推动发展的价值准绳。儒家把义利之说视为第一要义,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30)从孔子的“见利思义”,(31)到孟子的“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32)及至荀子的“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33)这些早期思想为后世儒家义利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塑造了中国绵延不断的“义”文化。尽管一直以来人们对“义利”问题也不乏争议,但正确的义利观始终在中国传统美德中占有高位。它不仅是中国人推崇的为人经商的理想标准,还深刻影响了历代王朝的治国理政之道。

   不当的发展观往往会加剧贫富差距,引发社会冲突。因此,中国自古就追求公平与正义,主张为政者要“务张其义”,秉持正确的发展理念。“小康”“大同”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曾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只有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我们才能不断接近理想境界,破解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与难题。

   第四,“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区域创造了不同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早期文明之一,能够绵延五千多年长盛不衰,从根本上是得益于成功的文明相处之道。中华文明注重在各种文明的相互影响中融合演进,逐步形成富有东方智慧的兼收并蓄、和谐交往的文明观。“海纳百川”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包容互鉴、博采众长的品质,使中华文明得以历久弥新,总能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和而不同”则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使中华文明得以屹立于变化不断、纷争不息的多元世界。儒家强调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并不仅限于一般的人际相处,(34)而是放眼于整个大千世界。“和而不同”从根本上承认并尊重事物的多样性,同时又明确了多样性事物的内在统一。

   历史上,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始终在和其他学说竞争互鉴,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和而不同”精神的生动写照。这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延续、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文化的长期融合发展、对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总体良性互动关系的维持,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5)

   第五,“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除了有赖于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与完善,还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关系变迁的历史。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管曾经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但凡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胜利、不尊重并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文明,无不遭到自然界的无情报复和惩罚。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上,中华文明有着深刻认识,其中道家和儒家最为典型。老子突破神道、祖训的束缚,革命性地提出“道法自然”的哲学命题,以此统摄天、地、人及至整个宇宙的运行规律。(36)庄子最先阐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其之后又被董仲舒发展成为“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传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7)这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协调相生关系的智慧。

在改造自然的进程中,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对中庸之道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讲究正德、利用、厚生三原则协调而行。(38)“正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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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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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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