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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平: “神权民主”与“新国家主义”

——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民粹宗教”

更新时间:2018-11-30 00:38:09
作者: 李向平  

   内容提要:近年来,国际宗教关系的急剧变化促使国际政治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全球性民粹政治思潮的形成,无不基于各国宗教的不同信仰方式而得以建构与强化,其中,民粹宗教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在当今国际政治中最为明显。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核心的阿拉伯民粹主义、儒佛信仰为主体的华夏民粹主义、基督教原教旨教派与底层白人的基督教民粹主义等,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粹宗教”,促成“神权民主”及其“民众神圣”,导致具有新国家主义特征的“绝对国家”及忠诚于国家等特征出现,从而深刻影响到国际政治关系,乃至能够强化、左右当下国际政治思潮。

   关 键 词:世界政治  神权民主  民粹宗教  新国家主义  国际政治秩序

  

   当前,国际政治的明显特征即民粹主义全球化、期待强人国家政治的宗教复兴时代。虽然民粹主义并非一种新的社会思潮,19世纪的俄国、北美洲,20世纪的欧洲、亚洲、南美洲都出现过强大的底层大众反对精英权贵的民粹主义浪潮。但是,当前泛滥于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浪潮,从欧洲到北美,其特点在于资本全球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冲击各国现有政治结构。由于当下全球化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平民大众的抗争,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孤立存在,而是与族裔间的利益冲突、宗教派别间的信仰冲突紧密相连,当这些不同的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由此形成一种具有教派、种族信仰色彩的新型民粹主义。

   20世纪90年代,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动员就已通过民粹主义来进行。在某种程度上,国际政治中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能力就是被某些宗教激活的。①政治动员机制因为民族、宗教的关系而发生变化,对此类问题,亨廷顿曾论述20世纪末“第三波”的民主化成就之际曾有所涉及。他认为,如果“第三波”还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西方非民主社会的扩展。其中心问题是,作为西方的产物,现代民主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在非西方社会中扎根。②亨廷顿论述的“文明冲突”,在中西文明层面就是不同文明中“制度精神”的冲突,其神圣化机制在上层,但目前呈现的民粹宗教主义是在大众社会中的神圣冲突,源自于宗教语境中“神圣根源”。

   21世纪是作为宗教时代而开始的,拥有世界大部分人口的多数国家都处于宗教复兴之中,西方世俗国家模式正在受到挑战和替代。③但是,西方现代国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世俗主义退却,这只是西方国家政治中的宗教信仰方式,多以多元化、个体化、私人化形式,而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伊斯兰教信仰的国家,多以族群、国家形式来体现。就此全球范围内宗教复兴的现象而言,宗教已经影响了全球政治等重大问题。④特别是当全球的宗教复兴成为对全球国际政治的一种补充之后,民粹宗教也成为国家建构的极端现代主义形式之一。曾经的文化外交、国际文化关系在此即促成了民粹主义国际化的欲望与机制,结果在于以民众推动的现代主义,采取了民粹宗教的极端实践形式。换言之,“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⑤

   因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威机构,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的垄断权,所以,在考虑国际政治中控制暴力问题的时候,最终要控制的正是国家”。⑥因此,国际政治理论大多为“国家中心论”,“国家应该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单位”。所以,国际政治中较少关注一般群体的研究,对民粹政治思潮的讨论比较多,民粹宗教就较少论及,⑦但温特所提倡的“建立国家理论问题的社会学”,尤其是关注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国际政治关系中个体性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以及国际政治中“集体身份形成”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认为“集体身份形成必须使个体国家和国家群体的需要协调一致”。⑧其中,“集体身份形成”这一研究视角,为研究当今国际政治中突出的民粹宗教与民众神圣现象,关注民粹宗教中的个体信仰者与国家关系、讨论国际政治中集体身份中民粹主义与宗教信仰的链接机制提供了启发。

   本文基于社会学大众理论及其“群众研究”,⑨提出“民粹宗教”概念,同时“把国家带回”⑩到宗教社会学的解释之中,讨论和分析民粹宗教与国际政治中“绝对国家”与“神权民主”“民众神圣”的相互建构机制,进而从宗教社会学有关神圣的理论视角出发,讨论以“民众神圣”为核心内容的国际政治特征。

  

一、新民粹主义与民粹宗教的兴起

  

   “民粹主义”一词,源于拉丁语“populous”,其意义相当于英语“folk” “nation”,而非“多种个人”的意思(multiple individual persons)。民粹主义把民众视为一个总体以支持政府,(11)进而与贵族、富豪等与国家的共同统治形成对比,是以其非政府方式支持政府,以民间、民族的宗教信仰方式,以高居于大众之上的小型宗教精英的意识形态支持政府。

   (一)曾经作为民粹派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曾经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12)可以说,“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有民粹主义”。(13)虽然19世纪的民粹主义曾经风靡全世界,却因民粹主义曾经是一个抽象、玄妙又非常费解的概念,导致对其难有严格界定。为此,如何理解“‘民’和‘民粹’,构成认识民粹主义的核心元素”。事实上,“民”表面上是指人民,其实是指底层大众,而“民粹”指“精英”,这关涉到精英究竟是底层大众的精英还是自认为的底层精英。前者“以民为粹”,后者为“民之精粹”。(14)以民为粹的精英极端强调平民主义的立场,而作为“民之精粹”中的“民”沦为精英们利用其参与精英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

   民粹主义生成源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近代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思想萌芽于法国大革命的现代民主政治,实践上来源于俄国村社社会主义。它们以“我们人民”和“他们精英”的对立为话语模式,依托于特定的族际关系、神圣关系,以“我们民族”和“他们民族、外来移民”的对立为话语模式,演化为群众性、民间性的族际排斥言行和群体疏离感。

   尽管民粹主义缺乏特定的思想内涵,但它可以用大众反对精英的名义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结合。既可以与草根主义,也可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相结合。主要在于以平民大众名义反对当下的统治集团和既有的国家体制;以本土主义名义抵制外来的文化价值观念,以民族主义名义反对和排斥其他族裔。由此可以看出,民粹主义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烈附着力的社会思潮,通常要附着在某种社会力量、大众媒体乃至族群、宗教等之上,才能够充分体现其地位与影响。它们在国际、国家政治中的具体诉求,主要体现在抵制道德败坏、抵制世俗化、西方化,以“至于民粹主义的敌人,就是他者,现代国家、外来大商家、大都市、国际化生活方式”。(15)

   (二)当代新民粹主义的兴起

   西方媒体舆论过去一直被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所谓的“政治正确”所主导,一般草根大众很难在舆论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过去碎片化的草根阶层通过社交媒体联合起来,一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上得到强有力表达,传统媒体的“政治正确”受到严重挑战,传统的话语权威正在被解构,新民粹主义与大众媒体、自媒体构成有普遍性关联,(16)国际互联网成为当代民粹主义传播的主要媒介,进而产生了所谓“新民粹主义”。

   然而,新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当代宗教的兴起有更加深刻与普遍的关联。以宗教原教旨主义为动员机制的“平民主义”运动,与国家意识形态作为聚合形式,在全球化过程中民粹宗教成为维护本国文化纯洁传统的最好盾牌。(17)在欧洲文化背景中,维持基督教信仰以抵制伊斯兰教和世俗化;在阿拉伯文化中,强化伊斯兰教的排他性,以体现其地缘政治利益。所以,在民粹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宗教领袖即便不会有意识地支持民粹政治,也会允许民粹主义者以宗教来使其活动合法。(18)

   与个体化、私人化的近代西方基督宗教信仰方式不一样,自许多穆斯林国家从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后几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穆斯林世界就进入宗教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它终止了之前的民族主义时期。法国政治学家吉尔·凯佩尔在《圣战·政治伊斯兰的足迹》中认为,私人领域的宗教衰败似乎已成现代生活不可逆转之势,(19)为此,左派发现伊斯兰教有民众基础,右派发现它宣扬道德秩序,无数人从中看到一种伊斯兰文明在当代国际政治里的地位与功能。

   苏联解体以来,“伊斯兰教中的瓦哈比主义有效地替代了共产主义运动,成为意识形态上侵犯西方民主制的主要发起者……瓦哈比主义把人类分作‘两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界线,出于不同根据地被转播着:瓦哈比主义应用宗教差异,共产主义应用阶级标准,纳粹主义应用种族判据”。(20)“这就形成了国际政治中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在民粹主义思潮方面的彼此对应,各自以其动员民众的方式形成当前民粹主义的国际图景,通过民粹主义而形成的种族差异、宗教差异,最后影响了政治差异。尤其是政治伊斯兰主义……代表了当今最根深蒂固的威权政体的首要也常是仅有的替代者……为穆斯林世界赢得更大权力的愿望。”(21)

   问题因此而呈现出来:此类民粹宗教或通过民粹主义方式而体现的宗教复兴,它们在有几十种语言、宗教、种族、地方认同、族群和习俗共同体的国土(country)上,国家(state)它可能表示什么意思?(22)“当公众不再与领土公民相一致,经济不再是国家的,同时国家也不再拥有解决众多问题的必要的、充足的能力的时候,包容的、不受限制的政治交往理想,仍然能够在现时代起到批判性的、具有解放意义的作用吗?”(23)民粹宗教就是如此,它们在宗教的国际影响领域中早就呈现为“公共领域的跨国化”重大问题,迫使国际政治“必须创造新的、后威斯特划利亚的正义理解——能够概念化并批判全方位的当代非正义、多层级的各种理解,一些是全球的,一些是地区的,一些是当地的”。(24)

   (三)神权民主:新民粹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虽然当代世界的形态是在欧洲形成的:“一批多元化政治单元探索用于管控自身行为……但是,很多政治的单元信奉截然不同的哲学,或者有自己独特的信仰。”(25)这就给国际政治中民粹宗教的形成提供了契机与空间。国际政治中各种民粹宗教的社会动员方式,实际上也是能够转换为“事件”“观念/理想、演讲过程”等等,表现为一种宗教诉求与信仰表达、一种“后威斯特划利亚建构”思潮。它们试图改变威斯特划利亚体系所定义的国家世俗性特征,希望还原国家政治的神圣性,通过民粹宗教的保守性、排他性,创新建构国家权力的绝对,以保证民众生活的神圣道德感。

   这一特征在已有的民族主义国际思潮中早有体现,当然,也是到目前为止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中真正的胜利者,今天依旧居于主导地位。其理由非常简单,“即对于国家的伟大与统一的夸大的信念。民族主义通常没有什么思想,有的只是‘我们不要别人的统治!’但是,它战胜了所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也感染了其他意识形态”。(26)民粹宗教的最基本特征是结合民族主义这种当代国际政治中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试图改造固有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重新建构一种大众社会的价值体系及其信仰形式。它既有民族主义特征,却把民族主义推向宗教信仰的高度乃至极端形式,同时,也有民粹主义基础,借助于底层民众普遍依赖宗教的特征,导致基层民众以一种宗教信仰方式表达出国家、民族的意志与利益。

特别是民粹宗教所具有的这样一种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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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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