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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中外执政党比较

更新时间:2018-11-29 10:20:15
作者: 潘维 (进入专栏)  

  

   通过对比世界上的重要执政党,本文探讨塑造执政党质量和前途的要素。

  

   一、政党的来源

   执政的政党就是“执政党”。但什么是“政党”?政党是近代才产生的西方概念。“party”的词根是“part”,即(社会的)某个部分;“party”即代表社会某部分的(政治/社会)组织。

   为什么近代才有代表社会某个部分的(政治、社会)组织?

   17世纪中叶,1648年,欧洲结束了长达三十年(天主教徒与新基督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凌驾于“王国”之上的神权崩溃了,“君权神授”观念也随之动摇。从此开始有了“nation”,即欧洲近代意义上的“国家”。“nation”的含意是“国土疆界内的民众”,即“民众之国”。后来我们把“nation”通译为“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使简单的词汇复杂化了。“nation”的最大特质是与“kingdom”(国王之国)区隔。在王国,王侯是主权者,土地可以被王侯私相授受,甚至随王侯的婚姻而变更。在民众之国,主权属于民众。

   问题来了。谁是民众?在欧洲,民众明显分为“阶级”,而且自古以来欧洲社会就分裂成相对稳定的上、中、下阶级,其文化习俗和语言都体现阶级差异,还有习惯法和成文法规定阶级的权利地位。无怪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第一节的开篇就声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有了民众之国的概念,就有了代表不同社会集团的“party”(政党),彼此争夺“nation”(国家)的执政权,即“主权”。

   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前数百年,中世纪的欧洲各国一直有“议会”。但那是国王召集的与其他贵族首领商讨“众筹”战争款项的会议,不定期召开,二十年也未必开一次。“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民众之国”彼此为疆界频繁发生战争,议会就频繁甚至定期召开了。不同的社会阶级集团组织成“政党”,政党通过扩张欧洲中世纪的票决制巩固并扩大自己的“民意”基础。于是,“议会主权”不断侵蚀“国王主权”。

  

   二、政党的类别

   18世纪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19世纪在欧洲大陆接续发生。工业革命使第二产业取代第一产业的主导地位,新阶级产生,旧阶级衰落。“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两个半世纪后,到20世纪初,欧洲国王的权力被侵蚀殆尽,“议会主权”确立。定期召开的议会里充斥新的政党,即各种新阶级、新阶层、新利益集团的代表。比如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党”,代表商业利益的“自由党”,代表宗教利益的“基督教党”,代表产业工人利益的“工人党”。所谓“议会主权”就是议会里的各种“政党”的联合执政权,各“党”经由获得选票多少来瓜分主权,获得短暂的执政权。为号召和组织民众争夺执政权,政党的效率越来越高,出现了党员、党纲、党纪以及党的科层体系。在组织严密程度上登峰造极的是俄国共产党,比天主教的教会系统还严密,以“铁的纪律、高尚的理想、民主集中制”著称。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仅过了一百三十年,美国建立了。美国与欧洲不同,旧大陆的社会革命由横跨大西洋的移民航船完成,移民航船淘汰了贵族甚至一切旧大陆的阶级。先进的武器和坚定使用武力的习俗是生存和成功的全部保障。没有贵族、国王,美国继承了欧洲中世纪就有的议会和票决制,并很快让选举权及于全体男性公民,即“普选”。但美国社会缺乏稳定的阶级,议会里就缺乏稳定的阶级代表。议会里充斥粗鲁、甚至无赖议员,彼此动辄大打出手,时常出人命。权力无法集中就无法应付外来侵略、进行扩张战争、制止各州冲突。于是,美国有了权力堪比欧洲国王的“总统”,但职位不可世袭,还有由两院组成的国会和独立的法院进行分权制衡,防范总统变成国王,以免重蹈旧大陆推翻君主的漫长旧路。尽管美国国会也由“政党”代表组成,却并非“议会主权”。从欧洲标准看,美国的“政党”根本就不是“政党”,没有党员、党纲、党纪(有赶着议员去进场投票的“党鞭”),也没有党的科层体系。美国的“政党”是架投票机器,两党大致分成左右两派,随议题组合与总统进行政策博弈。为保证国会有制衡总统的能力,美国为政党设置了很高的门槛,让第三党迄今毫无机会。于是,相对欧洲的“多党制”,美国貌似“两党制”。

   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苏联,在领土面积遥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的思想首次落地。马克思不是人类第一个主张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家,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中国的孔子都有消灭私有制的著名主张。但马克思详细论证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类面临的基本矛盾,预言资本主义社会将很快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苏联消灭了阶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仅为苏联民众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均等化福利,还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在短短二十年间就把贫穷落后和战争废墟上的俄国建成了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科技上也与美国难分伯仲。领导这一切的是“铁板一块”的苏联共产党。苏共通过不断的内部“清洗”来达到思想统一,进而宣传教育全体苏联民众信奉公有制。苏联的强大以及完整、均等化的福利更增强了苏联人民对公有制的信心。尽管苏联也实行欧式议会制度,但因为苏联社会消灭了阶级,议会由苏共党员组成,并没有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代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无异于一切权力归苏共,也几乎等同一切权力归苏共总书记。在第二产业时代,权力高度集中是鲜见的,只有军队或战时才需要高度统一的策划和指挥。接下来的历史很清楚。首先,“一切归公家”的社会在生活资料的生产上缺少活力。其次,精细管理全部生产资料甚至分配生活资料的苏共迅速官僚化,苏共领导集团及其宣传机器蜕化为纯粹的行政管理集团,丧失了政治功能。由于苏共上层集团专享管理特权,先与本党的巨量党员脱离,进而与普通民众脱离。再次,民众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成为公有制持续生存的最大威胁,迫使苏共集团采用特务手段压制不同思想和行为,使社会也丧失了活力。如此,苏共是全国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计划和管理者,也是生活资料的分配者,既非欧洲意义上的,亦非美国意义上的“政党”,只是貌似“一党制”。

   苏共消灭社会差别的实验失败了,但两千五百年来的社会主义思潮却是永恒的。苏联一度的强大迫使所有发达国家在养小、送老等社会领域普及社会主义性质的均等化福利,奠定了现代“人民主权”的基石。

  

   三、政党与人民主权

   从执政权/主权的角度看,欧洲的议会制体现多元主权,美国的总统国会制体现两元主权,苏共的苏维埃制体现一元主权。然而,从中国学问的角度看,“主权”是西方的、法条主义的概念,而中国学问在意的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好政府”,政权的形式是工具而非目的。尽管“民权”概念源于近代西方,但这概念的普及却基于第二产业取代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是新生产方式推动民智大开的结果,也被现代国家间的战争推动。中国承认并提升民权,但提升民权的途径和方式却与西方不同。在我们看来,“人民主权”与“政党主权、议会主权”不是一回事,与人民的福祉更不是一回事。

   西方的主流政治思想认为:现代国家必须由代表社会不同部分的政党领导。既然社会不是整体,有利益分际,政党应当至少有两个,相互竞争取得执政权,使社会利益获得“代表”。因此,竞争型选举制体现“人民主权”。自大航海以来西方五百年的世界霸权导致了其政治思想的霸权,或曰“话语霸权”。两党制或多党制与“一党专制”之分成了区分“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的标尺。于是,世界上的政治体制就分为议会内阁制/总统国会制与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制两类。连波斯湾地区的各阿拉伯王国也称自己为“君主立宪”的议会制。

   然而,无论实行哪种制度,真实的区分是在世界市场体系里分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前者决定后者的命运。“硬实力”决定“软实力”,霸权的实际奠定思想霸权,自古皆然。

   若以欧洲政党为标尺,美国没有政党;若以美国政党为标尺,欧洲的政党也不是政党;而无论从欧洲还是美国意义上讲,苏联共产党与“政党”这个概念不沾边。欧洲内部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就人口而言欧洲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德国并非完全的“议会主权”国家。德国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的立法权并不低于下院,类似美国参议院。但德国上院却不由各党竞争选举产生,而由各州政府派出的行政代表组成。

   苏共崩溃之际,东欧各国都实行了议会制,国家陷入激烈党争。人民去西欧工作赚钱,回国享受原有的社会福利,国家财政常处于破产边缘,民众改善福祉的期望并未实现。被外国势力渗透的党派轮流执政,轮流挑拨和分裂社会,结果是不断的、体制外的街头抗争。俄罗斯是传统的地缘政治大国,无论实行哪种政体都会被美欧围堵并企图分裂之。为稳定社会局面,俄罗斯强调战争威胁,逐渐回到了军事社会式的一人之治,有了比较稳定的政权。然而,因为执政的“统俄党”由前特务机构“克格勃”的骨干支撑,缺乏基层组织,缺乏适合俄罗斯本地条件的出色思想,无力动员和凝聚全国民众,所以经济发展停滞,系于一人的稳定始终笼罩在政治大动荡的阴影里。俄罗斯、东欧、高加索、中亚原属于欠发达地区,经由共产党的领导变成了“非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曾经快速进步。而今,这些以前的共产党国家变成了亚非拉“普通的”欠发达国家,落入了社会福利与市场机制不匹配的发展陷阱。缺乏国家自主,没有人民福祉的不断改善,“人民主权”只是水中的月亮。

   一百五十年前,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日本的成功在于结束封建,实现了思想和行政上的“大一统”,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军队。日本在战败后并未长期陷入党争,反而建立了一党独大的体制,支撑了优质的行政体系,继续了明治后的出色经济/社会管理。1993年后,在美国压力下,日本政治发生“民主化”,政党轮替,政策信号不断变幻,缺乏一致性,甚至充斥矛盾,经济陷入长达二十年的停滞。近年自民党恢复了一党独大局面,安倍首相获得了长期执政机会,日本经济再度呈现复兴态势。日本政党史说明:政权的稳定性是一切进步的前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是一党独大,其成功的秘密有三条。第一,实行精兵简政,5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只设单层政府。第二,近乎“千里挑一”(约人口的五百分之一)的人民行动党党员主要来自组织基层社区的义工,密切联系居民。这些义工背靠人民行动党强大、严谨、谦虚、低调的组织,以长期和勤恳踏实的工作建设了出色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德,锻炼了执政能力,从而在选区里脱颖而出,成为议会议员。第三,强调“负反馈”的重要性。在议会里组织本党内部的“影子内阁”,专司给政策挑毛病,在执政党内扮演“忠诚反对党”的角色,成为未来内阁成员的后备军。“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制定需要负反馈,缺乏负反馈的政策制定程序注定是犯重大错误的温床。

   而今民权意识已在全球普及,“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貌似成为主流制度,但世界各国的表现却非常不同。同样的制度下有成功和失败国家之分,而不同的制度也可取得同样的成功或遭遇同样的失败。“制度决定论”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而且是非历史的唯心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制度唯心主义”案例莫过于两汉之交的王莽“新朝”。

   政党是“社会部分利益”的代表,不是“人民主权”的代表。社会分裂,人民主权就分裂;分裂的人民主权会伤害人民的福祉。而且,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权益及人民的福祉不是一回事。

  

   四、中国的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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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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