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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中外执政党比较

更新时间:2018-11-29 10:20:15
作者: 潘维 (进入专栏)  
自古以来,由于独特的小农经济,无法实行“长子继承制”,所以中国“富不过三代”,百姓平等。中国的社会区隔不清晰、不稳定,类似第三产业时代的“后工业化社会”。两千余年来,领导大一统中国的是“儒门弟子执政集团”。在思想上,这个集团信奉西周以来有三千年历史的“民本”思想。民本的含义是:因为要维护全体百姓的福祉,所以有政府;政府“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组织上,这个集团大致统一于科举考试和绩效评估,原则上“逢选必考,无功不拔”。

   若套用“政党”概念,思想和组织上统一的儒门弟子执政集团可称“儒党”,信奉“为人民服务”,信奉社区血缘互助的“小康”社会主义。然而,这个儒门弟子执政集团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在中国,代表社会部分利益的“黨”没有“公正”可言,“尚黑、结党营私,黨争”,伤害“大一统”,所以“君子不黨”。中国传统的治国集团给当代政治文明留下了三大经验。

   第一,只要“公正”,即出于维护大一统的“公”心,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排斥“党争”,政府就能维持社会团结。直到今天,“利益集团”在中国是“坏”概念,“人民代表”为自己利益集团说话在民众眼里缺乏“正当性”。这与西方承认利益集团“合法性”的“民主”文化极为不同。即便在尚武的美国,其社会最脆弱的时候就是“大选”最激烈的时候。

   第二,社会多元利益可以通过协商来妥协、消弭,不信奉砍人头或数人头的“强权政治”。利益是主观建构的,未必是零和的,未必你多我少。中国南北差异大,东西差异更大。能长期维持“大一统”,关键不在“一统”,而在“大”。如何能“大”?答案是“有容乃大”。在传统中国,治理东北、西北、西南与治理内地的制度不同,治理大江南北的方式也不一样,治理乡村和城市的政策更不一样。有事好商量,遇事必商量,大家参与商量。世上的难题大多不是“解决”的,而是在商量中“熬”过去的。之所以包容、宽容、乃至实行“一国多制、一国多策”,因为我们习惯于“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促进了大一统,大一统又让实事求是成为思维习惯。有容乃大,就有大中华。

   第三,双层政权,以小为大,以下为上。传统中国的儒门弟子治国集团分为两大部分,极少人“入仕”成为政府科层体系的成员,绝大多数人只得到底层科考的功名,成为基层扁平政权的领袖。两层政权的精英都“知书(孔门圣贤书)达礼”,同属“儒党”。科层体系办国家的“大事”,基层政权办社区内的“小事”。科层体系能办大事办不了小事,基层政权能办小事办不了大事。乡贤们上传下达,一只脚在国家科层体系里,为国家办事,压抑本地乡民的无理要求;另一只脚在社区利益里,因为公正处理社区纠纷、弘扬公益和秩序而获得社区人民信任,亦能抵抗科层体系的无理要求。由于“小事”不出村,科层体系就精干,农民税负就轻,国家就长治久安。因此,盛世的科层政府重视小事,尊重基层政权。反之,两层政权脱节,基层政权与科层体系不属“同党”,科层体系就被迫膨胀,税负日渐沉重,民不聊生,直至政权崩溃。这道理在三千年前的《易经》中就讲清楚了,历代儒门弟子学而时习之。三阳爻在上,三阴爻在下,称为“否”。乾阳之气天然上升,官员要以办大事的政绩谋升迁;坤阴之气天然下降,百姓过日子彼此得斤斤计较蝇头小利。将上升之阳置于上、下降之阴置于下,双方就背道而驰。所以,“否”卦的卦辞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而阴上阳下,乾坤倒置,三阴爻在上、三阳爻在下,就是“泰”,上升之阳气与下降之阴气就相会相交,上下同心同德。所以,“泰”卦的卦辞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如此说,“小事”比“大事”重要,基层政权比科层政权重要。以小为大,以下为上就能“国泰民安”。三千年前,中华的老祖宗就这样精彩地诠释了“人民主权”的道理。这个道理与老子的“上善若水”如出一辙。“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所恶,故几于道。”他讲给执政集团的、神秘的“道”,居然简单如水的道理:一是利万物,而非仅在利高贵;二是趋下,总往高贵所不耻的卑下地方去,与底层群众在一起,艰苦朴素;三是不争,顺势而为,谦虚谨慎,“俏也不争春”。双层政权有机联系在一起,“以小为大,以下为上”,就长治久安。一旦双层政权两相分离,科层政权就迅速腐化。小事办不好,没了百姓的支持,大事也就办不成了。“以小为大,以下为上”的道理而今称为“党的群众路线”。党密切联系(本应主要植根于居民社区里的)五百万个基层党支部,通过尊重支部、坐实支部权力而实现群众路线,为不断改善居民生活服务。正如“儒党”,中国共产党是双层政权的纽带。“以小为大,以下为上”是党长期执政的根本。

   而今的中国共产党依旧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黨”,而是中国传统执政集团的延续。中共的执政理念与民本思想一脉相传,组织体系亦以考绩为原则。中共与“儒党”不同之处有二。第一,执政环境大不一样。而今国家间的联系极为密切,国家间的生存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形势瞬息万变,大国兴衰甚至存亡只在十几年间。第二,引入了列宁主义的党建原则,组织严密,党纪严明,近期和远期目标清晰,形成了独立的科层治国体系,统一指挥行政系统。中共与苏共有相似之处,是照看“全民”的先锋队,而非西式的“阶级利益代表”。但中共与苏共也有根本的不同。苏共在国内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在世界上组织独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竞争,追求最终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换言之,苏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理念为现实的治国方略,以党的目标取代国家目标,以党的利益取代国家利益。而中共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立足中国实际,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若称苏共为“党国”,中共则是“国党”。

   自“大一统”以来,中国朝代循环更替,但由“儒党”执政的制度却生生不息。“儒党”腐朽,则朝政崩塌;但每逢新朝,“儒党”又重生。“中华体制”的生命力超越了朝代更替或政权兴衰。因此,比起世界上所有类型的“政党”,貌似历史不及百年、执政不及七十载的中国共产党其实树大根深,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中华历代政权的寿命长短不一,每朝“儒党”的寿命也长短不一。但为何长,为何短的道理却是清晰的。

  

   五、执政党的质量与前途

   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能够理解: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困惑有两点:第一,在本国社会分层的具体条件下几乎难以产生这样质量的“党”;第二,实行这种“一党制”几乎肯定会被西方视为“倒行逆施”,甚至遭到其打击。热衷向全球各地“传教”,传播其政体,不仅来自霸权利益,而且源于习惯,源于基督教文化。

   在美国,因为没有“党”,所以谈不上“执政党的质量”问题。在美国,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政党”,不是“执政党”,不是两党轮替,而是执政集团在社会多元利益条件下采取的政策。美国的政体看上去漂亮,似乎是成功的原因。但美式体制扩散到了不少欠发达国家,无一获得类似美国的成功,更有闻名世界的“失败国家”。两百多年来,美国制度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其奠基者的设想,一直适应社会结构的变迁。那似乎与“习惯法”特有的弹性有关。然而,原大英帝国所辖之欠发达国家大多实行习惯法而非成文法,却未见美式的制度渐变。美国成功的原因不是本文的主题。与本文相关的话题是:美国的成功不是因为其“政党”质量高或轮流执政。值得注意的倒是:美国在渐进的制度变迁中保持了动态的、在美国环境和语境下的“左、右”平衡,还有中央积极性与地方积极性之间的平衡。在保守与变革的平衡中,美国讲究实事求是,所以行稳致远。

   在西欧,“议会主权”里的政党此起彼伏,比较能准确地反映各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变成了大国的世界,中等国家退出了世界的霸权竞争。欧洲各国无一人口上亿,为避免被压迫,只好试图联合起来,以成立“欧罗巴合众国”为最终目标。但这个目标不仅被罗马帝国崩溃后一千五百年来形成的内部多样性困扰,而且还被外部势力掣肘。没有明确的共同外敌、强敌,欧洲的真正统一几乎不可能。于是,“欧洲议会”里的各个“政党”处于混乱之中,在统一利益与本国本地利益中像没头的苍蝇乱飞乱撞,所议之事也常是“遍地鸡毛”或“茶壶里的风波”。最近二十年还在欧洲发生了五花八门的“社会运动”,其中包括各种极端主义势力。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欧洲政党基本处于涣散状态,“社会代表党”走上了穷途末路。

   从上述讨论中可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第一,欧洲意义上的“社会代表党”,其重要性与社会构成的清晰性、稳定性成正比,与社会流动性成反比。社会分际越清晰、稳定,政党就越倾向兴盛;而社会流动性越强,政党质量就下降,就越倾向衰落。

   第二,欧式政党反映社会力量对比的结构,但只有在相当程度上超脱社会力量而非被社会力量俘获,才谈得上执政的质量和能量。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条件下,欧式政党向“全民党”演变的趋势值得注意,比如各党政纲差异的模糊化甚至趋同。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趋同,英国保守党与工党的趋同。

   第三,美国的两党制其实居于“全民党”与“社会代表党”之间。其积极的一面是“适度”保持对总统的制衡以及为政策制定提供负反馈;其消极的一面是总统与国会都被各种利益集团俘获,社会陷入深度分裂时决策会陷入僵局或者朝令夕改。

   第四,在第三产业居主导地位的时代,高等教育普遍化,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分际模糊化。“全民党”比较适应这个新时代。但“全民党”与社会相对较远的距离有正负两种可能。积极的一面是中立性导致的前瞻性、先进性;消极的一面是脱离社会、脱离基层、脱离实际,导致傲慢和空想。换言之,“社会代表党”的优势是注重社会“小事”,但办国家“大事”的能力难以适应激烈的国家间竞争。“全民党”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劣势却是容易轻视和忽略“小事”。由于“全民党”的社会基础含混,一旦丧失群众信任就可能全面崩溃。

   上述分析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有三个。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一种落后的治国理政形式,而是一种能适应历史进步趋势的形式。第二,深厚的文化传承并不意味着执政党的长寿。欧洲发明了政党,政党历史最悠久,但欧洲各执政党的质量和寿命都很成问题。中国国民党比中国共产党显然更注重传统文化,却是短命的执政党。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即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取决于能不能对人民信任度的起伏保持高度敏感。所以,找到保持敏感的办法,是决定我党质量和前途的唯一重要因素。建成港珠澳大桥是重要的,但重要性远不及居民对社区公共秩序的满意度或不满意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第一,要站在民众的前面,办大事,引领全社会不断向光明的未来迈进。第二,要站在民众的身边,办小事,在每个居民区里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第三,要站在民众的后面,检讨小事与大事的平衡,担忧民众明天是否还信任我们,是否会离我们而去。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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