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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郑龙:如何理解“法理”?

更新时间:2018-11-29 00:44:27
作者: 瞿郑龙  

   【摘要】 法(理)学成为法(理)学的重要标志和基本方式是对其自身研究对象、方法及其限度的自觉和反思,对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自觉和反思,构成了“法理”概念提出的主要理论问题意识,也是其重要理论意义所在。既有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模式存在未能区分法理学与法学其他科目的研究对象、不当限缩法理学研究对象和混淆法理学研究对象与其他相关问题等缺陷。“法理”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广泛的论域、不同的层次和多重的维度,这使得“法理”具备了成为法理学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的理论基础,把“法理”界定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相较于既有理论模式具有更大的理论优势,有助于推进法理学成为真正的“法理”之学。

   【全文】

  

一、“法理”概念的提出与“法理”问题的开放

  

   张文显教授在《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一文(后文简称“《法理》”)中,基于对既有关于法理学是什么,尤其是法理学研究对象之种种理论的自觉和检讨,以“中西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梳理和反思作为重构中国法理学的逻辑起点”,试图对法理学的问学方式和学问特质予以重新认识和定位。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法理》凝练了“法理”的概念,通过对“法理”进行历史考察、语义分析和意义分析,阐释了“法理”在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功能和意义,提出“法理学不仅仅要回答法律是什么、法治是什么,而更应当着力回答法理是什么、法理的意义何在”,主张法理学应是“法理”之学,“法理”应当成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倡导部门法学者共同关注和研究“法理”。[1]《法理》的核心问题意识就是法理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化”,与之相应的学术命题就是通过“法理”的“概念化”,证立“法理”作为法理学中心主题的义理,并经由此理论工作而使“法理”成为法理学的基本范畴。如果说张文显教授在《法哲学范畴研究》中系统分析了法理学的基本范畴、中心范畴及其内在机理,[2]由此正式构建了一套涵括了“法学”、“法律”、“法治”三个基本题域的法理学范畴体系,[3]而且使得这套范畴体系成为中国法理学颇具影响的基础性和支撑性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4]那么,“法理”概念的提出则进一步更新了这套范畴体系,并使其更为严整、融贯。“每一种科学都运用概念和范畴,并且提出概念和范畴的一定体系。但是任何科学的主要困难不在于理解概念在认识客观世界中的作用,而在于建立和拟定概念、范畴和规律的体系。”[5]法理学尤其是中国法理学的兴起、成长和进步同样是一部创制基本概念并将其科学化、理论化和体系化的历史。因此,作为一个全新的基础性法理学范畴,“法理”概念的提出对于法理学自身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如何理解“法理”?

   但是,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备地理解全部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最少个数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的使用来达到这个目的。”[6]如果说作为法学理论根源的法律生活世界具有“复杂性”的本原实践样态,那么一般来说,法学理论却应当遵循“简单性”的方法论原则。[7]因此,面对“法理”这个全新的法理学范畴,首先需要思考的两个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就是:第一,“法理”概念有何必要?即“法理”概念针对的是何种问题?关涉到法律的哪些义理?“法理”作为新的法理学范畴,若具有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意义,那么其必须具有明确的理论或实践“问题意识”,“法理”概念必须“问题化”。第二,“法理”如何能够成为新的概念?即“法理”的概念内涵、外延及其属性为何,这个概念如何回应其所针对的“问题”,以及“法理”为何能够发挥和承载其所设定的理论功能和实践意义?也就是说,“法理”必须“概念化”。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法学理论的角度,[8]探究“法理”概念的理论问题意识和基本概念属性,揭示“法理”概念的理论意义。

  

二、自觉和反思:法理学的为学标志


   “法学的历史从一开始就要面对限定其抽象对象这一任务。法学是什么?一个太过浅显的回答是,它是一门以法为对象的科学。但这一答案只是迫使我们回到更加基本的问题上去:法是什么?”[9]人们从来不会纠缠于探究“什么是化学”、“什么是医学”这样的问题;但是反观法学,“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总是会被持续不断地提出并且产生各式各样不同寻常的答案。[10]基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所形成的不同法律观从根本上形塑了以之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的整体形态,亦即决定了相应的法学观。法理学更是如此,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约翰•奥斯丁对法理学研究范围的重新厘定和相应确立的研究方法,使得现代法理学以分析实证主义的面貌出世。[11]因此,对法理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自觉和反思之于法理学的重要性,似乎已经成为了法理学研究的老生常谈。

   但是,对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自觉和反思之于学问的重要性,引发了关于学问和学科(包括法学)方法论层出不穷的纷争,以致到了近乎泛滥、庸俗的地步。由此使得另外一种颇值得聆听的警醒之声出现了,例如,面对有关学问和科学方法论的纷繁论争,费耶阿本德提出了“反对方法”的主张。他强调不应要求科学家遵奉某种特定的方法论从事科学活动,而是应该以知识论无政府主义取代理性主义,充分发挥科学家的独创性,倡导“怎样都行”的方法论原则。[12]无独有偶,法学界同样也存在着两种颇为对立的立场。例如,面对以基尔希曼为代表的对于法学科学性的诸多质疑,其后出现了诸多为法学辩护的有关法学方法论的理论回应。[13]但面对这些有关法学方法论的论争,拉德布鲁赫讽刺道:“即使在今天,虽然对此别有定论,但对法律科学性的这种怀疑,究竟还没有沉寂,对法学方法的研究也愈来愈多。就像因自我观察而受折磨的人多数是病人一样,有理由去为本身的方法论费心忙碌的科学,也常常成为病态的科学,健康的人和健康的科学并不如此操心去知晓自身。”[14]

   诚如费耶阿本德所言,科学确实不能永远停留于反思自身方法论前提的题域,而在其应当予以追问的实质性问题面前驻足不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针对科学方法论反思的反思无疑具有重要的警醒意义。但是,费耶阿本德对于方法论反思的批判却又显得较为偏颇且难以成立,因为其所谓的“反对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这进而反证了科学方法论的自觉和反思对于科学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同理,对于那些终日陷入“法学是什么”、“法理学是什么”等等有关法(理)学方法论争论的泥沼中而无法真正推进对实质性法律问题之认识的研究而言,拉德布鲁赫“悬置”法学方法论问题的立场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但是,拉德布鲁赫对于法学方法论“存而不论”的态度同样显失偏颇,[15]因为法(理)学对其自身问学方式和学问特质、科学属性和学科定位的自觉和反思,可能确实反映和表征了作为自觉和反思对象的法(理)学本身陷入了某种“病态”,存在着某些“问题”,或是对于法(理)学进行自觉和反思的“特定”方法和目标存在问题。但是,问题的根源却绝对不在于针对法(理)学展开的自觉和反思本身,关键仍在于确立自觉和反思法(理)学的合适方法和正确目标。

   自觉和反思之于一门学问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哲学和法学在西方诞生的历史中得到印证。古希腊尤其是苏格拉底之前的西方并非不存在对于世界的哲思追问,巴门尼德对于“存在”的提问已经表征了西方人对于宇宙根本问题的形而上学式思考。[16]但是,人们往往把苏格拉底视为西方“哲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性人物,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古希腊直到苏格拉底方才把“美”、“善”、“正义”、“幸福”等“概念”作为思考的对象。最早具有哲学史意识的亚里士多德评价道:“苏格拉底忙于研究伦理问题而忽视了作为整体的自然世界,只在伦理方面寻求普遍的东西,开始专心致志寻求定义”;“有两件事可以公正地归于苏格拉底,即归纳的论证和普遍的定义,这二者都是知识的出发点”。[17]概念本身是人类认识的结晶,因而对于概念的考察意味着人类对于自身认识的认识,属于对于思想的思想,具有明显的自觉意识和反思色彩。[18]而且,苏格拉底对于概念的自觉意识和反身思考借助了智慧的“助产术”——理性主义的“辩证法”,由此形成了哲思追问和哲理求学的专门方法,具备了较为明确的方法论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借由“认识你自己”的德尔菲神谕,反省了人类进行哲思追问和哲理求学的理性限度,即人类被认为只是具有“爱智”的性质,至于“智慧”本身则被归诸于神灵。[19]正是对于概念作为哲学的认识对象、理性主义辩证法作为哲学的认识方法和爱智作为哲学的认知限度的自觉和反思,体现了苏格拉底对于人类进行哲思追问和哲理求学的自我觉悟和反身思考。自此以后,西方对于世界的哲思追问和哲理求学方才具有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明确构架,具有了针对意识进行自觉意识和立基思考进行反身思考的性质,这使得西方的哲思追问活动和哲理求学实践成为了一种“哲学”。[20]

   我国学界关于西方哲学史的一个广为流传的见解,就是认为西方古代哲学家主要探讨本体论问题,近代哲学家主要探讨认识论问题,而现代哲学家则主要探讨方法论问题;并且往往认为,从历史发展、哲学进步的角度来看,西方哲学史的这种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向暗含了一个认识,即现代哲学对于方法论的探究乃是更为重要、根本的哲学工作和更为成熟、伟大的哲学成就。但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哲学本身就是一个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可能存在没有本体论的方法论,也不可能存在没有方法论的本体论,“所谓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提法不过是对哲学的人为的分割和分类”。[21]作为哲学思考对象的世界本身就是整体性的,正如苏格拉底早已明示的那样,人类只不过因为无法拥有类似上帝全知全能般的整全性“视界”,因而只能采取“分而治之”的认知策略,人为地将整体性的认识对象进行区别和分割,由此方才产生了所谓哲学内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具体的论域。这种由于人类理性能力的局限而采取的“分而治之”的认知策略,在西方迈入近代社会以后更为突出。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不得不放弃其试图成为人类整全性知识图景的期望,于是众多科学从哲学的统辖之中逐渐分化出来,形成了更为繁复的科学门类和学科建制。从此以后,人类对于整全性世界的认识只能以科学分工的方式展开,同一研究对象甚至需要进一步区分不同的“维度”和“层次”,采取特定的“视角”和具体的“方法”,然后再通过学科之间“分而治之”的分析,实现科学之间“分久必合”的综合。

   但是即便如此,分析之上的综合认识却永远不是对于整全性世界的完全认识,仍只是诸多板块的拼凑,必然忽视、遗漏其他人类无法获知的知识板块。现代科学之所以不断出现新兴学科,发现新的研究对象,出现对于已有研究对象新的观察维度和研究视角,正是人类无法获得对于整体性世界彻底认知却又不断接近这一目标的深刻印证。正因如此,对于哲学和科学等学问和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自觉和反思、不断厘清和重新界定,本身就是推进学问和学科的重要方式。同时,这种“界定”本身也是一种“限定”,因为一切“规定”本身既是“界定”,也是“限定”,因而一定意义上还是“否定”。[22]哲学从之前众多具体科学领域之中返回自身,逐渐明晰自身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实际上是限定自身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这就是对自身研究限度的自觉和反思。因此,哲学之成为哲学的重要标志和基本方式就是对其研究对象、方法和限度的自觉和反思。

同理,人类自产生法律后,就有了对于法律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也就有了相应的法律意识和观念。古罗马之前的西方并非不存在对于法律现象的追问和思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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