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涂鹏:爱欲的批判与建构

——论爱欲在马尔库塞社会理论中的地位

更新时间:2018-11-29 00:23:15
作者: 涂鹏  

   内容提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尝试从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出发来建构自己的批判理论。本文以马尔库塞的“爱欲”概念为核心,梳理了他从推崇理性到寄希望于爱欲的思想转变,分析了爱欲在马尔库塞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重建非压抑性社会时起到的理论支持作用,突出了爱欲思想在马尔库塞整个思想体系中承前启后的地位。

   关 键 词:马尔库塞  爱欲  理性  非压抑性社会

  

   对西方世界来说,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希望与绝望交杂的时代。一方面,社会从“二战”的浩劫中逐步复苏并陆续步入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科学技术与组织方式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消费资本主义的兴起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的悲观情绪也在社会中弥散传播。刚刚经历了战争摧残的人们不得不再次面对冷战的威胁,共产主义运动日益被消费资本主义所提供的舒适生活条件所吞噬。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在思想层面上反思甚至质疑作为西方社会根基的理性主义,特别是《存在与虚无》、《启蒙辩证法》等著作的相继问世也助长了这股悲观情绪的蔓延。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希望用爱欲回应上述两种倾向。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压制: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和组织方式从各个方面控制和改造着人的本能;爱欲,即人的生命本能的实现,因而受到阻碍。更重要的是,马尔库塞试图通过爱欲勾勒出一幅尚可期许的未来文明图景。在那里,既有的社会统治关系被非压抑性的爱欲关系所超越,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也不再依靠外在强制力量而是源自人的本能(Marcuse,1974)。

  

一、马尔库塞的爱欲观及其思想渊源


   20世纪20年代,始于卢卡奇、柯尔施等人,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股重新解读马克思理论的思潮。他们通过反对第二国际和苏联将马克思主义引向物质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的做法,努力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寻找办法来解救濒临僵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当时的马尔库塞仍师从于海德格尔,他选择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的进路。通过比较,他欣喜地发现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核心问题是同构的——前者追问的是:人如何在一个充满“非本真性”(inauthenticity)的世界中实现自己的本质,即“本真性”(authenticity);后者关心的是:人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摆脱剥削和异化并实现自身解放。不同之处在于,海德格尔的表述带有无法克服的形而上学血统,它无法超越传统哲学拘泥于观念层面和非历史的局限;相反,马克思用理论解释并观照具体现实,让抽象概念得以转化为实践行动。受此启发,马尔库塞在该阶段致力于实现现象学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他一边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现象学,为人的存在和本质奠定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实践基础;一边又通过存在主义来把握人的生存状况和主体性等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面向,依靠现象学为历史唯物主义构建总体性意义,揭示历史结构中的“本质”(Kellner,1984)。

   此外,海德格尔对古希腊哲学抱有执着的救赎情怀也深深影响到马尔库塞。例如学界通常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理论正是源自海德格尔对古希腊“技艺”(techné)的探讨。即便是宣称与存在主义决裂后,马尔库塞仍不时地流露出回归古典哲学的取向。这也构成他“爱欲”概念的第一个思想来源,柏拉图。

   柏拉图的爱欲思想集中体现于《会饮篇》里苏格拉底与六位友人的对话之中。苏格拉底声称,从女教师狄欧蒂玛那里得到启发,他认为爱欲所欲求的是对“善”(the good)的永恒拥有(柏拉图,2013)。爱欲的前提是“缺失”,爱欲的对象不是已拥有的东西,它高于爱欲者。只有这样,爱欲者才能仰赖爱欲的结合从爱一个美的形体到两个美的形体,到一切美的形体,到美的行动,再到美的知识,最后到美本身(beauty itself)的知识(柏拉图,2013)。①在整个过程中,每一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超越,它使爱欲者进阶式地摆脱对某人或某物的依恋,最后达至不朽的真理,实现真正的自由。所以,爱欲的完整过程正是柏拉图理念论的表征:美本身意味着普遍的共相,爱欲的最高阶段就是对完美理念的认识。爱欲具有理性和伦理的双重意义——爱欲既推动着感觉和意见向真理和知识的上升运动,又引导着人们克服可朽的肉体,通往永恒的善。

   依照芬博格的说法,马尔库塞毕生的学术抱负都可概括为“在历史中恢复人的本质”。为此,他不惜追溯至辩证法的源头,即柏拉图关于爱欲与逻各斯的辩证关系的讨论。唯有这样,才能避免因本质的本体论解释而倒退至先验的形而上学,也能防止因完全拒绝本质而沦为相对经验主义(芬博格,2010)。在对爱欲和逻各斯的关系进行历史考察时,马尔库塞发现从柏拉图的理念论以降,逻各斯就渐渐演变为形式化的理性,并与统治逻辑和生产目的产生联系,继而形成对爱欲的压制以及对本质的遮蔽。不过,爱欲并未束手就擒,借助弗洛伊德的“文明辩证法”,爱欲恢复了其在文明进程中应有的地位,这让马尔库塞看到了另外一种历史选择的可能。

   弗洛伊德对爱欲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柏拉图的爱欲观。他在《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一文中参照柏拉图的爱欲概念,将力比多(libido)定义为“与包含在‘爱’这个名词下的所有东西有关的本能的能量”。爱欲与力比多在“起源、作用和与性爱的关系方面”都完全一致(弗洛伊德,2012)。故而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爱欲”和“性欲”(sexuality)大多时候被视为同义词。然而,弗洛伊德并不认同柏拉图形而上学的部分,他强调爱欲根植于人的无意识本能,“它包括不受约束的性本能本身和目标受约束的本能冲动或发源于性本能的带升华性质的冲动,而且还包括了自我保存本能”(弗洛伊德,2012)。它追求的是目标的满足,遵从的是快乐原则,这与柏拉图的说法大相径庭。

   弗洛伊德将爱欲等同于“生命体不断融进更大的统一体的努力过程”,即一种寻求结合的“生命本能”,“生命在此过程中得以延长并被导入更高的发展阶段”(转引自Marcuse,1974)。爱欲因而也是构成文明的基础。但同时他还发现另一个相反的本能——它的目标是通过破坏,使有机的生命回归到无机的状态,弗洛伊德称其为“死亡本能”。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这两种本能之间永恒斗争的过程,这让“人类从家庭到社会领域中的那种依恋关系都蒙上了一层阴暗的色彩”(艾布拉姆森,1987)。

   马尔库塞基本上接受了弗洛伊德对爱欲的解释。他认为爱欲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统治形式的结合方式:爱欲追求的是与统治逻辑相对的满足逻辑,人类实现自由和幸福的希望就寄于这种生命本能中。但马尔库塞仍需解决弗洛伊德理论中本能与文明的对立关系,才能建立非压抑的社会秩序并实现人的本质。马尔库塞的另一异议之处在于,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没有严格区分性本能和生命本能、性欲与爱欲的概念,这种混用掩盖了弗洛伊德与柏拉图的关系,并容易造成人们对其理论的“泛性论”误读。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特别指出,爱欲是性欲在量和质这两个方面的扩展,性欲只有通过非压抑的自我升华才能成为爱欲(Marcuse,1974)。

  

二、初探:理性的社会

  

   在正式讨论马尔库塞如何用爱欲来建构非压抑性社会之前,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由推崇理性到转投爱欲的思想历程。

   马尔库塞在1937年的文章《哲学与批判理论》中就曾表露出对理性颇具暧昧的态度:在传统哲学观念论中,理性引领着哲学思想去探求存在的本质并达至最终的潜能,它是判定既有现实是否合理的“批判的法庭”,可以否定任何不合理的现实(马尔库塞,1989)。尽管理性在黑格尔那里实现了自我复归,但观念论固有的内在局限将理性及其运动都限定于思想层面,理性的否定性无法改变既有社会现实中的不合理条件,所以观念论的实质是抽象的资产阶级哲学,它注定要被以实践为核心的批判理论所取代。不过,即使批判理论揭示了理性主义的非现实性,理性也并未因此被舍弃——批判理论仍然尝试将理性的否定性与实践相结合,以此根除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合理的组织形式,让人的潜能在合理的社会条件下自由发展。

   随着纳粹主义的兴起与“二战”的爆发,西方世界陷入对理性主义的深刻反思、质疑和批判之中,而作为理性观念论集大成者的黑格尔也难免成为众矢之的。此时的马尔库塞仍对理性保持着乐观态度,他希望通过阐述理性与社会革命的内在联系来拯救黑格尔的哲学。在《理性与革命》一书中,马尔库塞强调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否定性哲学,它的进步性源于理性固有的批判倾向,因为“理性对现实拥有最终权力”(Marcuse,1955),理性的自我实现就是不断否定不合理现实的过程。马克思利用这种否定性创立了历史辩证法,他用无产阶级代替了抽象理性,并将其作为批判的主体,所谓历史就是无产阶级从否定劳动分工(异化劳动)到否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废除自身并实现人的本质的解放这一革命过程。马尔库塞由此指出,马克思主义才是黑格尔哲学的正统继承,相反,实证主义对既有社会秩序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从而形成了与纳粹思想灾难性的联系。可见,马尔库塞至此仍然希望以理性的批判向度来否定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他反对的不是理性本身,而是传统哲学对理性的限制,这种哲学是抽象的资产阶级哲学,它终将被批判理论所超越。

   马尔库塞思想上的真正转变发生在1944年《启蒙辩证法》出版之后。该书揭示了启蒙与神化的内在联系——“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启蒙的理性并没有真正超越神话的等级制度,也从未逃出必然性的支配,“理性的指令就是一个概念等级结构的指针”(霍克海默、阿多诺,2014)。理性主义原则将人和自然一起导入了统治结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对理性和启蒙的颠覆性批判,为批判理论奠定了总体基调并影响着同时代的批判理论学者,马尔库塞便是其中之一。

   在之后的作品中,如《单向度的人》、《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等,马尔库塞结合存在主义与现象学中有关技术的讨论,对技术理性展开批判。他采取与《启蒙辩证法》相似的批判结构,注重理性给人和自然带来的压制,并指出正是在形式逻辑的支配下,理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结构才能联系起来。

自亚里士多德开创形式逻辑以来,理性就在形式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式理性唯一的任务就是忽略对象性的内容,以便将人和自然抽象为可计算的符号单位,使其服从形式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的普遍规则。理性与康德所谓的“知性”(understanding)完成了同一,科学技术成为理性最有力的代言——它竭力排斥价值和目的而只关注达成目的的手段和技术,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原则。然而这种“价值中立”始终是虚假的,统治和意识形态是技术与生俱来的属性,技术并非只是被应用于统治,技术自身就依赖于“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马尔库塞,1989)。技术理性逐渐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神话”,它支配着人、自然和社会。同时,技术理性的盛行也诠释了霍克海默所谓的“主观理性”战胜“客观理性”的过程——技术理性以及由技术理性构造的客观世界将价值逼退至纯粹主观的领域,认识论和伦理彻底分裂(Marcuse,2007)。失去价值向度的技术理性更易沦为主观意愿的工具,即被用来维护个人利益或特定团体的统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712.html
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 2017年0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