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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费孝通思想研究:作为一种纪念的理由

更新时间:2018-11-28 22:31:17
作者: 赵旭东 (进入专栏)  
这个概念似乎变得越到越重要,特别是在一个世界性的后殖民浪潮汹涌过后,尽管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的概念。这实际上是他1980年3月去美国丹佛领取美国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奖”上的发言题目。在这个概念刚一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还是刚进入到中国文革后的所谓初涉市场化的时代,那时“人民”的概念已经被人们用得很普遍了,他一提出这个概念,大家最初总会觉得有些不知所出,但这实际上恰是费孝通自己经过一种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而对西方人类学传统的一些想法所做出的深度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他自己在重新回顾了马林诺夫斯基人类学自身发展的困境,经由一种跨越时空的反思而得出的一种独特洞见,这种洞见促使他在对于“不为西方人所关心”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上发生了一种认识论上的扭转,对此我也曾经有过长文加以叙述。

   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或许越来越应该去做一种“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学问,甚至应该提出一种“走向世界人民的人类学”。比如说,从美国的选举中,我们也许就可以看到一种人民的力量在成长,这个“人民”就是真正的有着选举权的普罗大众。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重提“人民的人类学”的含义,跟当年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和反思一脉相承,这些西方老师辈学者对学科处境的研究和反思,都成为了费孝通自己在中国文化这块土地上去思考如何可能有一种中国人类学出现的这个问题的基础,所以他也特别会在其晚年重新去阅读马林诺夫斯基当年用了那么那么多的篇幅为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由此而反省到了一种主位和客位的研究者所遭遇到的那些不同的文化处境。

   当年的马林诺夫斯基,作为西方人类学传统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他实际上是延续了西方传统,花费力气去研究作为异文化的他者而存在的异域生活世界,而费孝通则是无意之中选择了去研究自己家乡的开弦弓村(江村)以及那里的人民,这种对象差异所带来的一种智性感受上的差异显然是不会一样的。那时的马林诺夫斯基,其所面对的是一种异文化,这种面对的尴尬之处就在于他无法去应对自己在面对这个异文化之时的全部智性认知和情感表达。

   虽然,在他生前并没有发表那些有关这一点认识的心灵体验的记录,这些内容也只能够全部都隐藏在其不愿发表出来的田野日记之中,但他的继任妻子在后来,即马林诺夫斯基过世之后,将马林诺夫斯基生前未曾公开的田野笔记都一一予以公开发表出来,在他的那本今天已经翻译成为多国语言的近乎引起人类学的一场大地震的田野日记里,他有很多的表述实际上都是跟他的所谓方法上的客观性追求,即田野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表述,相互是自相矛盾的。在他的日记之中,所记述的完全是一种不一样的对当地人生活的轻蔑之语的记述,或者是一些对于当地人可能并不欣赏和喜欢的人类学家自我表述的流露。

   那么,该如何去看待在一个人身上有两种的自我处境?特别是在一位提倡对异文化应予以包容和欣赏的人类学家的身上。实际上,在这方面的分析会有很多,其中格尔兹的讨论最为有名。作为一位强调这门学科的科学性的人类学,当他去研究一个跟自己文化不同的文化之时,他一方面要去强调自己所认同的这种学科的科学性要求的是不加入个人情感因素于其中,但在另一方面,当去研究一个跟自己文化不一样的社会之时,情感上的一种直接宣泄就无法真正可以表达出来,所以马林诺夫斯基他也只能在私密性的日记里,甚至是在梦境里,或者说在很多“阴暗面”里去做一种直接的表达和情感的宣泄。

   所以,转到费孝通那里,一种“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核心是要去真正研究自己所熟悉的文化,研究自己是其中人民之一员的人类学研究传统。很显然,中国有这样的本土文化的土壤和资源,尤其是在费孝通所归属的燕京学派的那些人的研究,可能未来真的应该把它从一种理论框架和概念问题上再向上去做提升。这样我觉得,人类学既有一种自身的生存空间,同时又能够把人类学的学术研究根扎在了自己所熟悉的本土人民的文化土壤里,这种研究范式是应该去予以提倡的,否则一味地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概念的移植策略,长此以往,中国的人类学在将来会面临更多的学科发展的危机。


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


   关于第四点,即有关于一个时代的纪念这一点,费孝通的学术人生正可以用来代表这个相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而言都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的变革,甚至可以说,费孝通人生所走过的近乎百年的生命历程,恰恰是中国从一种帝制国家走向民族国家的一百年,是一个东方大国自我主动追求西方现代性并在世界之中发展自身文化传统的一百年。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世界性的文化转型的序曲,这也意味着一个文化转型时代的来临。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1911年建立了中华民国,而费孝通在此前一年的1910年出生,而恰在费孝通风华正茂的39岁之时,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宣告成立,尽管这两个共和国都属于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是体制却是大不一样,对于经历过这两种制度的费孝通本人而言,感受自然也会不一样,所以对于他的一生,有一些阶段跟他的思想之间的关联是值得去更为深入的去研究的,可以说,费孝通的学术,早、中、晚三期都对应着中国的一些重大改变,在这些时期,费孝通思想的凝结也可以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的特征。

   甚至都可以说,在他的身上,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一种一百年里世界的变化轮回以及他作为一个学者或知识分子的一些积极应对和反思。我原来就曾经尝试着用一种中国人观念里五行的方法去分析费孝通一生中的与五行相匹配的转变,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纪念费孝通,研究费孝通思想,同时也是从他那里去学习一种在思考方式上的自我突破、自我超越以及自我提升的途径,每一个人都会因此研究而在思考能力上有所受益并发生改变。

   费孝通在其晚年有一篇文章是值得大家不断去阅读的,这便是2003年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那篇“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文字,我一直认为,晚年费孝通的这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它触及人心问题,触及心态的问题,我也为此也写过一篇比较详尽的解读这篇文字的笔记性文章。

   实际上,从费孝通那里看去,为什么要在晚年努力尝试着去超越这个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呢?实际上对一个在1979年3月以后恢复并重建的社会学这门学科而言,直到2003年,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一种所谓中国社会学传统的僵化模式,而对于这种僵化模式,后来的研究者值得去予以超越并提升。对于中国的社会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而言,它应该去走怎样的一条研究道路,从来都是一个必须去加以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在费孝通的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诸多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与世界文化处境的建设性的讨论,未来的研究也许真正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增进各自学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可以肯定地说,费孝通晚年的学术思想理路,其越接近于生命的尾声,反思的力度也便越发的强烈,这种反思也为这门学科的不足和重建带来了一些新的契机。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之中,不论是人类学、社会学,还是其他诸多门类的社会科学,如果想真正有一种突破,文化上的自觉和自信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也为晚年的费孝通所清晰把握。实际上应该清楚,有很多的新观念并不是凭空可以阐发出来的,而一定是在某一个层次上,一个人开始有了觉醒的一种表现或映射,没有这种觉醒,知识的累积和创造也只可能是僵化和麻木的。

   所以,今天中国向世界所提出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以及文化自信之中,实际上最为重要的乃是一种属于一个国家人民的文化自信。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专门提出自信的问题呢?也许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之中,基于东西方之间不对等的交流,特别是西方学术传统的强大优势对于我们的影响和支配,使得我们的学术之中掺杂有太多的食而不化强行植入的内容,并由此所带来的一种真正没有自我的自信所导致。在这一点上,通过对费孝通所写文字的阅读,通过里面不加入那么多洋文注释的书写,我们会因此而平添一份自信,这很显然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自信感的提升。

   西方学术支配所带来的一种后效便是我们不能够由着自己的思考去想问题,不能由着自己的情感去书写,好多人看西文的书,花费极大的气力去研读韦伯或者福柯,但也只是停留在一种阅读和积累的阶段,并不能真正去结合中国的语境,这些人恐怕到死也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逼着自己看这些人的书,大约也只能是道听途说,从某某人的宣传中知道这些人的伟大而已。我觉得这种面对西学的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学术研究的倾向显然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中国人的学术原教旨主义最后就是跑到欧洲去,跑到美国去,从这过程中非要想办法找寻到韦伯或者福柯这样的大师原来说了什么,或者他们的原本意思是什么,由此而作一咬文嚼字的辩正。

   这样去做,自然不失为一种做学问的道路,但它在耗尽一个人的生命里之时,并不能够使人直接去面对中国现实,或者有意识地绕开了中国现实,但费孝通则一直试图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存在,他说过自己晚年的变与不变这两方面,变则是在于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不变则是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接触到真实的中国现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费孝通晚年的此种努力使其成为后代学人当之无愧的领路人。

   最后一点便是直面全球化文化转型的来临。我一直认为,文化转型的概念是费孝通晚年着力试图去发展的一个解释性概念,可惜时间并没有那么长,直到2005年春天他去世,大约就是十几年的光景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从费孝通1992年的“孔林片思”那篇文章提出“心态”研究的概念开始,这种面对文化转型的讨论便没有真正停止过,后来在跟北大校长面谈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时,他更为明确地指出了文化转型将会成为是一种世界性变化的前奏的看法,所谓“新战国”时代的来临等等这些新概念的提出,都可以在他晚期的诸多文章里找寻得到。

   2011年以后,我从中国农业大学转来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接替庄孔韶教授担任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的工作,由此而激励我开始去思考费孝通所提出的这个文化转型的概念,并尝试着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去想这个概念如何应用于实际的研究之中。思考的结果就是,也许中国的人类学家可以借用费孝通所提出来并加以论证的文化转型这个概念去真正研究中国以及世界的文化新转变的问题。

   在这些年里,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文章并将其发表出来,最近则是以《文化转型人类学》的书名为题将这些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结集出版,这份工作的完成,也算是了却了一份对于当年要深入研究费孝通思想所发的一份宏愿。当然,对我而言,这个主题的研究也不过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未来还将会继续研究下去。不过,对我本人而言,通过这项研究我发现了这样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那就是如果你对一个东西开始是不明白的,而且这个东西别人也觉得不一定有什么研究的意思,但是你自己深信其研究的价值意义,那如果能够持之以恒地深入钻研下去,时间久了,你可能也就成为可以对此说一些话的专家了。所以现在让我讲文化转型,我就敢于去讲说话了。

我似乎清楚地知道,中国乃至世界所发生的事件究竟有哪些可以归类为这种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转型的现象,并对此予以一种学理的说明。比如原来有很多的学者对于全球化的概念是不屑一顾,持一种完全加以拒斥的态度的,认为那是一种西方的支配,当年一些人给我们讲互联网、博客、赛博空间之类的跟全球化时代相关联的很多重要概念,我们当时都没有太在意这些概念的重要,因为那时我们的生活还没有那么深度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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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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