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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显文:审判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唐代司法

更新时间:2018-11-28 00:53:20
作者: 郑显文  

   【摘要】 唐代作为中国古代法治清明的时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唐代构建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模式的必然结果。唐朝初年,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提出了“天下之法”的概念,对司法官员的选任实行“试判”考试,提高了司法官员审断案件的能力,初步确立了司法官员独立审判的传统。为了实现审判公正,唐代在诉讼程序上作了许多制度上的创新,制定了三审立案的审核制,实行逐级诉讼不受审级的限制,案件审判须经过严密的司法论证,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注重对诉讼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从而提高了审判的质量,有效预防了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现象的发生。

   【中文关键词】 唐代;天下之法;审判中心主义;试判;错案追究制

  

   目次

   一、唐代“天下之法”观念确立了司法官员独立审判的传统

   二、唐代“试判”考试训练了司法官员审断案件的能力

   三、唐代三审立案制使司法官员在审理阶段参与诉讼程序

   四、唐代诉讼审判须经过严密的司法推理和论证

   五、唐代的审判监督制和错案追究制保障了裁判公正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盛世,也是古代法治状况清明的时期。据文献记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断死罪才二十九人。贞观六年,唐太宗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1]唐朝初年把死刑犯释放回家并让其主动归案,这在中外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分析其中原因,除了唐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因素外,构建完善的诉讼审判模式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众所周知,国家的兴盛离不开完备的法制,构建公正司法的审判模式是唐代法制的重要特征。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偏重对唐代立法的研究,忽视了对唐代审判制度的探讨。近年来虽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2]但以审判的视角对唐代司法制度探究的成果还不多。笔者认为,唐代的司法制度主要是围绕着审判这一中心环节展开的,唐朝初年提出的“天下之法”的观念,初步确立了司法官员独立审判的传统;对司法行政官员的“试判”考试,主要是考查考生审断疑难案件的能力;建立三审立案的审核制、按照法律程序逐级上诉、疑难案件的奏谳制度,使审判官员在立案审理阶段参与到诉讼程序,有利于统一司法审判的标准;对案件的审判须经过严密的司法论证,保障了审判的质量;为了预防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的发生,注重对诉讼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由勾检官对诉讼审判文书进行审查,监察官员对审判活动进行监察,对审判官员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提高了司法官员的审判责任心。有唐一代构建的上述司法模式,笔者将其概括为中国古代审判中心主义的司法模式。

  

   一、唐代“天下之法”观念确立了司法官员独立审判的传统

  

   自战国时期法家学派提出“法令由一统”的学说以来,中国古代的皇权一直凌驾于法权之上,皇帝的命令就是法律,臣民不得违背和更改。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法家著作《管子》一书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3]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君主是国家法律的创制者,拥有随时更改和创制法律的权力,皇帝是当时最高的立法者,“皇帝发布的诏令敕谕是权威的法律形式,皇帝的权力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4]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把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法律形式称为“一家之法”。[5]

   “一家之法”是与“天下之法”相对应的法律概念。所谓“天下之法”,就是指法律至上的观念,包括皇帝及贵族官员都应遵守国家公布的法律,受法律的约束。为防止以皇帝为代表的行政权对法制的破坏,中国古代曾经创制了许多对皇权限制的措施,但收效甚微。[6]

   唐代是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完备的时期,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不使李唐王朝重蹈隋政权灭亡的覆辙,对以皇权为代表的行政权作了许多制度限制,提出了“天下之法”的概念,以防止皇帝随意破坏国家的法制。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与大理寺少卿戴胄讨论司法案件时指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7]贞观年间,鄃令裴仁轨私役门夫,被人告发,太宗大怒欲斩之,李乾祐劝谏说:“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矣。”唐太宗采纳了李乾祐的意见。[8]唐朝初年确立的“天下之法”的观念,意思是说国家法律是由皇帝及群臣共同制定的,作为最高统治者皇帝应率先遵守国家法律,尤其不能成为国家法制的破坏者。

   唐朝初年“天下之法”的观念充分影响到了司法审判领域。贞观时期,广州都督党仁弘犯赃罪论法应被处死,唐太宗因其曾率两千乡兵助唐高祖起兵,哀其年老且有功于国,将其免为庶人。事后,唐太宗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公开承认自己违法的事实,说:“赏罚所以代天行法,今朕宽仁弘死,是自弄法以负天也。人臣有过,请罪于君;君有过,宜请罪于天。其令有司设藁席于南郊三日,朕将请罪。”[9]此后,许多唐朝皇帝都遵守“天下之法”的观念。唐武宗时,经常对臣下说:“犯我法,虽子弟不宥也。”[10]由此可见,在唐朝皇帝和国家官吏的思想中,一直存在君臣当共同遵守“天下之法”的观念。

   唐初统治者提出“天下之法”的观念为解决古代皇权与法权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司法官员独立审理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为防止以皇帝为代表的行政权对司法审判的干预,实现皇帝与臣民共同遵守“天下之法”的目的,唐朝统治者制定了许多措施,对以皇帝为首的行政权加以制约,主要措施有三。

   其一,设置谏官,对皇帝和群臣违法的行为进行规谏。唐代的谏官系统庞大,有隶属于门下省的给事中、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补阙、左拾遗;有隶属于中书省的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唐代两省的谏官人数众多,在当时已有“谏院”之称。[11]唐代谏官的职责很重,如给事中在门下省的职责是审读奏章、封驳制敕、听讼断狱、考核官员、上书言事等,“具有集谏官、宪官、法官的某些特征于一身的特点”。[12]唐代谏官经常对皇帝的违法行为进行规谏,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忤旨,唐太宗将治以讪谤之罪,谏议大夫魏征劝谏说:“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唐太宗听后不但没有惩处皇甫德参,反而赐其布帛二十段。[13]

   其二,设置史官起居郎,以起居注的形式记录皇帝每天的“言动法度”,把皇帝违法的行为记录于史书中,令其畏惧。中国古代史家向来有秉笔直书的传统,起居郎在记录皇帝言行时,不隐善、不讳恶,善恶必书。唐朝以前,本朝皇帝无权对史官的记录进行查阅,因此许多皇帝对史官的记述很害怕,担心把自己违法的言行记载于史籍中,被后人谴责。

   其三,在律典中设置法律条文,对皇帝的司法权加以限制。唐朝初年“天下之法”的观念也体现在立法层面,即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皇帝的司法权进行限制。《唐律疏议》卷三十“辄引制勑断罪”条规定:“诸制勑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该条文意思是:皇帝临时颁布的敕令,若没有经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条文,司法官员不得在审判中援引,如果援引皇帝临时颁布的诏令,致使定罪量刑不当,将追究司法人员出入人罪的责任。唐律“辄引制勑断罪”条的设立,明确区分了皇帝诏令与国家法律条文的不同效力,使司法官员在审判时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法律条文断罪,“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14]

   唐朝前期“天下之法”观念的形成,对唐代的诉讼审判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唐代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以皇帝为首的行政权干涉。有唐一代,当皇权与法权发生冲突时,许多司法长官通常是依照法律条文断案,拒绝以皇帝为首的行政权的干预。贞观时期,“或有诈伪阶资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洩,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认为是使自己“示天下以不信”,说:“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大理寺少卿戴胄反驳道:“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若“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法司,臣不敢亏法”。唐太宗当即承认“朕法有失”,依从了大理寺的判决意见。[15]唐德宗时期,有一玉工为皇帝作衣带,误毁一銙,玉工在市场上购买其他玉进行替换,后被德宗发现,“怒其欺上,诏京兆府论死”。宰相柳浑反驳说:“陛下遽杀之则已,若委有司,须详谳乃可。于法误伤乘舆器服,罪当杖,请论如律。”玉工被司法审判机关免于死刑。[16]在中国古代,法权一直在皇权的阴影下生存,唐朝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盛世,能够树立“天下之法”的观念,极力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正反映了李唐统治者比其他各朝代的统治者高明之处。

   其二,唐代司法官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上级行政长官的干涉。唐代司法官员坚持独立审判,拒绝上级行政长官干涉的事例很多。唐高宗上元三年(公元676年)九月,发生了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砍伐昭陵柏树一案,大理寺奏官减死外并除名,皇帝不同意大理寺的判决,特令杀之,大理寺丞狄仁杰进谏,认为二人罪不当死,指出:“陛下作法,悬之象魏,徒罪死罪,具有等差。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恒,则万姓何所措手足!”[17]最后唐高宗采纳了狄仁杰的判决意见。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李朝隐任大理寺卿,武强县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匹,事发后逃走,玄宗大怒,令集众杀之。李朝隐认为乞赃数千匹,应判流刑:“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18]武则天时期,李元纮任雍州司户,太平公主与寺院僧人因争夺碾硙发生了诉讼纠纷,“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纮遂断还僧寺”。李元纮的上级长官雍州长史窦怀贞惧怕太平公主的势力,“促令元纮改断”。李元纮拒绝改判,并在判决文书上写道:“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19]

  

   二、唐代“试判”考试训练了司法官员审断案件的能力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治法尚须有治人”,选拔优秀的司法官员与制定良法同样重要。唐朝初年统治者充分认识到了选拔司法官员的重要性,早在贞观年间,大臣王珪指出:“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则“奸伪自息”。[20]作为一个合格的审判官员,应当具备怎样的素质呢?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把史家的基本素养概括为才、学、识的“三长”之说。清代学者莫镇认为司法官员也应具备才、学、识三个方面的素质,他说:“吾谓听讼亦然。人情狙诈,机械百端,非才何以察其变,非识何以决其疑,非学何以运乎才与识而折衷于至当?故簿书而裁以史笔,文章、经济一以贯之尔。”[21]

唐代的司法人员构成复杂,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中央和地方专职从事司法事务的官吏。主要包括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等中央司法监察机构的官员;地方州、县专职从事司法事务的官吏,如各州府的司法参军,各县的县尉、司法佐等。其二,中央及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审判事务的官员。唐代的诉讼案件不是很多,为了节约司法成本,通常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如中央的尚书、中书、门下省的官员经常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讨论,尚书省户部所辖的户部司是婚姻、田土等民事诉讼案件的上诉机构。[22]在全国各州县,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审判事务的现象更为普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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