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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从历史“大分流”看改革开放成功原因

更新时间:2018-11-28 00:44:15
作者: 王绍光 (进入专栏)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无论与哪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拿什么尺度来衡量,这些成就都是辉煌的,值得大书特书。需要引起注意和思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个案是否就证明: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从世界历史来看,不管是在过去400年里还是在过去40年里,很多国家、地区都进行过改革或开放,但事实上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那种认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缺乏依据

   这里只以两个时期为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与经济挤压,很多国家都曾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希望实现现代化。在埃及,19世纪中叶总督萨义德开始进行土地、税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创办了埃及银行,兴建了第一条准轨铁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前,它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汗曾仿效西方,对伊朗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兴建伊朗纵贯铁路,创办德克兰大学、进行国会改革等。在中国,清王朝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继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述改革都没有成功。只有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过去40年,1980年土耳其宣布开始经济改革。同样在1980年,数个东欧国家已经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喀麦隆、冈比亚、加纳、几内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尔、坦桑尼亚、扎伊尔)开始改革;印度也开始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亚开始经济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开始革新开放。1986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导向的全方位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一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开始结构改革。到1989年、1990年,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以及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彻底按西方模式转型。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大多数失败了,有些还败得很惨,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

   由此可见,进行改革开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这种想法其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缺乏依据。仅仅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未必能够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

  

   除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飞跃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要成功,必须具备两类前提。

   第一类前提条件是坚实的基础,包括政治基础(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消除“分利集团”)、社会基础(社会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质基础(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齐全完整的产业体系)。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这种奠基的重要性,不管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第二类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即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因为每一项改革都必然导致利益重组;越是激烈的改革,利益重组的广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要应付这种局面,前提就是得有一个有效政府,能够掌控全局,调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缓和、减轻随利益重组而来的冲击,克服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这样改革开放才能成功。换句话说,经济实现增长,除了改革开放以外还需要一个因素,就是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所谓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办成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绝非易事。我认为,基础性国家能力中以下七个方面至关重要:强制能力,即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汲取能力,即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濡化能力,即国家使得人民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等。

  

   从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看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是什么关系?从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中也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有人称之为“欧洲奇迹”),而东方却一蹶不振,远远落到后面。而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就是分水岭。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是否发生过其它一些什么事情,而在东方却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也许与工业革命有关联,时间上的先后预示着逻辑上的因果。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五件大事: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这五件大事都反映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欧洲出现近现代国家(即具有一定的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的国家)之前,世界各个地区的状况差不太多:经济长期停滞,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以后(15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开始提速。起初的增长提速并不明显。不过,西欧那些国家的基础性能力提高后,它们的经济增速就逐渐加快了;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关于这一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霍布斯看得很透彻。“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 他的意思很明白: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比霍布斯晚了一个多世纪。流行的观点认为,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其实,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有效国家的保障下,市场才能运作;没有一个有效国家,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大分流”的时点,或更具体地说,英国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霍布斯、斯密期盼的和平内部环境。对外,强制能力可以用来做三件事情: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其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二是打开海外市场;三是培养管理人才。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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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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