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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我们为什么担忧“基因编辑”?

更新时间:2018-11-27 07:44:24
作者: 福山  
个体父母的自由抉择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尽管父母不会故意伤害孩子,但他们会试图最大化自己的幸福指数。自由至上主义作家弗吉尼亚·波斯特丽尔(Virginia Postrel)这样写道:“人们想要推进基因技术的发展,是因为他们出于自身目的想要利用它,他们希望它能够帮助自己和后代,保持自己的人性……在一个个人选择和责任已是去中心化的动态体系里,人们除了信任自己不需要信任任何权威。

   根据经济学理论,只有当个人选择导致“负外部性”时—也就是说,当危害带来的代价由完全没有参与交易的第三方来承担时—社会危害才会形成集成式影响。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可能通过向当地的河流倾倒有毒废料而获益,但它会影响到附近社区成员的利益。类似的效果已经在Bt转基因玉米上体现出来:它能够制造毒素杀死一种欧洲当地的害虫玉米螟,然而,它也会因此误杀帝王蝶。这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由生物技术方面的个人选择带来负外部性,因而导致整个社会受累?

   在基因更改中,没有被征求是否同意但却是参与主体的孩子,很显然就是可能受到潜在伤害的第三方。现行的家庭法假定父母与孩子间有共同的利益,因而会在抚养和教育后代上给予父母较大空间。自由至上主义者强调,既然大多数父母只想给予孩子最好的,这意味着孩子某种程度的隐性同意,孩子是更高智商、更好看的容貌和更满意的基因特质的直接受益方。然而,仍然存在较多的可能,对于生育技术的选择对父母是有利的,而对孩子则可能带来伤害。

  

三、什么符合孩子最好的利益?


   父母在此问题上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断,因为他们通常依据自己的议程来征询并倚赖科学家与医生的建议。出于单纯野心希望掌控人类本性,或在纯粹意识形态假定的基础上设定人类可以成为的样子,这种冲动实在太司空见惯了。

   记者约翰·科拉品托(John Colapinto)在他的书《回归自然》(As Nature Made Him)中描绘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大卫·赖默尔承受了双重的不幸,在一次糟糕的事故中他的阴茎不幸被烧灼,其后他又处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常著名的性别专家约翰·莫尼的监管之下。约翰·莫尼处在“自然—人工谁更重要”争论的另一极端,他坚持认为,终其一生职业所得,所谓的性别认同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出生之后所建构的。大卫·赖默尔为莫尼提供了一个证实他的理论的机会。大卫是单卵双胞胎的其中一个,因而可以与他基因同样的双胞胎兄弟进行比较。在那次烧灼事故后,莫尼对这大卫进行了阉割,并将他作为一个女孩来抚养,取名布伦达。

   布伦达的生活就是一个私人地狱,因为她自己知道,不像她父母和莫尼所说,她其实是一个男孩,并非女孩。一开始的时候,她坚持站着小便而不愿坐下。后来:

   加入了女童子军,布伦达的生活简直糟透了。“我仍然记得编雏菊花环和女孩方式的思考。如果那是女童子军当中最让人兴奋的事情,我还是忘掉它吧。”大卫这样回忆道,“我不断在想我的哥哥在幼童军所做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圣诞节和生日时,布伦达会收到娃娃作为礼物,但她拒绝玩这些娃娃。“你能和娃娃玩什么?”今天的大卫反问道,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沮丧。“看着娃娃?给她穿衣服?然后脱下衣服?给她梳头发?这太无趣了!如果有一台小车,你可以驾驶着去一个地方,非常有成就感,我需要汽车。”

   试图创造一个新的性别认同的努力带来如此严重的情感折磨,以至布伦达一到青春期后,就与莫尼解除监管关系,并且通过阴茎再造手术完成了性别的转换;据说现在的大卫·赖默尔已经结婚,并且生活得很快乐。

   目前,对于性别的差异已经能够有很好的理解,它从出生前就开始了,当人类男性的脑部(其他动物也是如此)在子宫里浸泡在睾丸素中,会经历一个“男性化”的过程。然而,这个故事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尽管将近十五年,莫尼在他的学术论文中断定他已经成功将布伦达的性别认同转换成了女孩,但事实却正好相反。莫尼因为他的研究而声誉广播。他的欺骗性研究成果得到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著作《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s)的呼应,受到《时代》杂志的关注,获得《纽约时报》的致意,并被编纂进无数的教科书中,其中一本教科书这样引用道,它证明“孩子可以被轻易地培养成为相反的性别”,并且到底天生的性别差异在人类中是否存在“是尚不明确,并且可以通过文化习得进行掌控的”。

   大卫·赖默尔的例子可以作为未来如何使用生物技术的有益提醒。大卫的父母是出于爱而做此选择,他们对儿子被灼伤的遭遇感到绝望,因而同意进行这个“令人恐惧”的治疗,随后很多年他们都深感自责。约翰·莫尼却受科研虚荣心、学术野心、创造一个意识形态指向的欲望等一系列原因的驱使,令他忽视相反的证据,并且完全与他的病人的个人利益相背而行。

   文化的规范也可能使得父母做出损害孩子利益的选择。有个例子我们先前略有提及,在亚洲,人们用声波图来判断后代的性别并选择是否流产。在许多亚洲国家的文化中,生儿子意味着在社会声誉和养老上的明显优势。但这明显对那些未出生就夭折的女婴是一种伤害。失衡的性别比例同样使男性作为一个整体难于找到匹配的伴侣,并且减低了他们在婚姻市场与女性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如果未好好教养的男性可能给社会带来更危险的暴力和恐怖行为,那么如此一来,整个社会都会因此遭殃。

   在诸如智力这样的个别特征上这类负外部性可能更为显著,增强智力被认为是将来基因改进的最显著目标。在生殖与智商高度相关的情形下,一个拥有较高平均智商的社会可能更为富有。但是很多父母追求的智商增进,在许多方面将会被证明是虚幻的,因为更高智商的优势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比如,人们想生养智商更高的孩子,因此他们能够挤进哈佛,但能够取得哈佛录取资格的竞争是零和的:这意味着如果我的孩子通过基因治疗的方式更加聪明,并且入读哈佛,那么他/她就可能取代了你的小孩。我做出决定要一个人工婴儿,会让你承担后果(或者说,你的小孩承担后果),但整体说来,谁更富有这并不清楚。这种类似的基因“军备竞赛”会对下面一类人产生特定的负担,这些人,由于宗教或其他原因,不愿对孩子进行基因改造;如果周围的人都在这么做,对他们而言想要坚持放弃的决定就会愈加艰难,因为担心会阻挡孩子的前程。

   尽管人们在担忧未曾意想的结局和不可预见的代价,人们心中所隐藏的深层的对于生物技术的忧虑却一点儿也不是功利主义的。终极意义上,毋宁说人们担心的是,生物技术会让人类丧失人性——正是这种根本的特质不因世事斗转星移,支撑我们成为我们、决定我们未来走向何处。更糟糕的是,生物技术改变了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

   (本文节选自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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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想国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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