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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刚升: 从保守主义民主理论到宪法工程学

更新时间:2018-11-26 14:35:46
作者: 包刚升  

  

   摘要:乔万尼·萨托利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他贡献了《政党与政党体制》《民主新论》《比较宪法工程学》等杰出作品。作为当代政党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供了一个新的政党体制类型学,而且阐明了政党体制跟民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萨托利是当代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后半叶重申了保守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主张。他认为,唯有恪守古典自由观、政治现实主义原则和精英主义民主理论,才能更好地保卫现代民主制度。最近三十年间,萨托利还在政治学新制度主义与宪法工程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对选举制度、立法和行政关系等宪法性制度安排的分析见解深刻,而且还提出了关于民主宪法设计的新主张。尽管萨托利的不少观点充满争议,但他的政党理论、保守主义民主理论和宪法工程学研究给今日世界政治留下了重要的政治理论遗产。

  

   2017年4月4日,著名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辞世。萨托利1924年生于佛罗伦萨,先后出任佛罗伦萨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等,著述有《政党与政党体制》《民主新论》《比较宪法工程学》等数十种[1]。由于对政治学研究的杰出贡献,萨托利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荣膺欧洲政治研究联合会终身成就奖与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终身成就奖。在他身前,国际学术界的很多重量级学者都对他有着极高的评价。比如,著名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称萨托利“对当代民主理论作出了富有生命力的、非常重要的和杰出的贡献”,共识民主理论代表人物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认为萨托利在民主理论领域“没有真正的对手”[2]。《欧洲政治科学》杂志刊发的论文称萨托利是“20世纪最主要的政治科学家之一”[3]。尽管萨托利并不拥有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那样的全球知名度,但一系列的杰出作品使其跻身于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列。实际上,他的政治理论对今日复杂多变而又面临重重挑战的世界政治仍然具有非凡意义。

   对中国学术界,萨托利的影响更为特殊。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国内关于民主的理论著作还很罕见。1998年,萨托利所著的《民主新论》率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一时学界风行。该书脱销后多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又重新接手,先后出版单行本和两卷本全译精装版,同样深受欢迎。20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萨托利所著的《政党与政党体制》,这部政党学经典很快被国内众多大学列为政治学必读书目。这都说明了萨托利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力。

   本文旨在对萨托利一生的主要著述及其学术贡献进行综述和评价[4]。第一部分评述萨托利的政党理论,第二部分剖析其民主理论,第三部分讨论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宪法工程学研究,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总结并探讨萨托利对于今日世界政治的意义。


一、政党体制类型与民主稳定


   自19世纪以来,政党与政党政治逐渐成为现代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关于政党与政党政治的理论研究却姗姗来迟。1951年,法国政治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出版了《政党概论》一书,政党政治理论才获得重要突破[5]。20世纪60年代,萨托利认为,自迪韦尔热之后,欧美学界的政党政治理论就停滞不前,他决心要在理论上建立一个新的关于政党和政党体制的分析框架。这就是1976年《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的由来。

   《政党与政党体制》出版后很快就赢得了较高声誉,而后被奉为政党理论经典。时隔22年之后,该书获评1998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杰出著作奖”。从结构上看,该书既聚焦于对政党本身的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又聚焦于对政党体制和政党间政治的分析。就理论范式而言,萨托利无疑是受到了当时盛行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在由第二卷失窃书稿改写的论文中,萨托利还系统阐述了与政党类型、政党组织、政党功能有关的一整套理论[6]。当然,该书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为政党与政党体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而且更在于贡献了两项富有创见的理论阐述。

   首先,萨托利提出了一种新的政党体制类型学。迪韦尔热较早就区分了民主政体下的两党制与多党制。另一位法国学者让·布隆代尔(Jean Blondel)后来又区分了四种政党体制,分别是两党制、两个半政党体制、有主导政党的多党制和没有主导政党的多党制[7]。在此基础上,萨托利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学来区分民主政体下的竞争性政党体制,分别是:(1)主导党制;(2)两党制;(3)有限多党制或温和多党制;(4)极端多党制或极化多党制;(5)粉碎型体制或碎片化政党体制(atomized party system)[8]。

   跟同时代的政治理论家相比,萨托利提供了一个民主政体下谱系更完整的政党体制类型学。他不仅将主导党体制明确归入竞争性政党体制类型的一种类型,而且还将多党制区分为温和多党制、极化多党制和碎片化政党体制三种更精细的类型。萨托利认为,非竞争性政体下的霸权党体制(hegemonic party system)与竞争性政体下的主导党体制应该得到有效区分,而这在过去是被忽视的。此外,温和多党制与极化多党制之间的差异过去也常常被忽视。萨托利明确区分了两者不同的政治逻辑——温和多党制通常是更稳定、更有效的政党体制类型,极化多党制通常是较不稳定、缺乏效能的政党体制类型[9]。萨托利的政党体制类型学,既不像迪韦尔热20世纪50年代的类型学那样过分简略,又不像后来的政治学者艾伦·韦尔(Alan Ware)等人的政党体制类型学那么繁琐[10],恰到好处地区分了真实的政党政治结构的不同类型。所以,至今仍有很多学者将萨托利20世纪70年代的这种政党体制类型学作为区分不同国家政党体制的标准。

   萨托利这部1976年的作品还介绍了当时最新的关于政党有效数目的研究。这类研究的实质性突破发生在1979年,马库·拉克索(Markku Laakso)与赖因·塔格培拉(Rein Taagcpera)在这一年完善了“有效政党数目”的概念,他们试图借助这一概念用完全量化的方法来测量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11]。比如,计算“议会有效政党数目”的公式是Ns=1/∑Si2,其中Ns代表议会有效政党数目,Si代表议会中每个政党的席位比率,∑代表加总。根据这一公式,学者们就能方便地计算出一国的议会有效政党数目。但是,有学者指出,这一计算公式很可能低估小型政党的角色,因而就难以真实地反映政党政治的结构[12]。比如,下面就是一则案例:

   A国 不同政党议席席位的比例:70%:10%:10%:10% 议会有效政党数目=1.92

   B国 不同政党议席席位的比例:60%:40% 议会有效政党数目=1.92

   根据计算公式,两国的有效政党数目均为1.92。从这一数据看,两国似乎都接近于两党制。但实际上,这一结果对于反映真实的政党体制而言存在着重大偏差。按照萨托利的政党体制类型学,A国是典型的主导政党体制,B国则很可能是典型的两党制。从这一典型案例来看,萨托利提出的政党体制类型学能更真实、准确地反映两国的政党政治结构。

   其次,萨托利对极化多党制作出了开创性分析。在萨托利之前,学术界在理论上对极化多党制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萨托利明确指出,极化多党制是一种不利于民主稳定的政党体制。他总结了极化多党制的主要特征:(1)反体制政党的出现;(2)双边反对党的存在;(3)中间位置存在一个或一组政党;(4)政治的极化体制;(5)离心型驱动力对向心型驱动力可能的超越;(6)存在固有的意识形态型式(ideological patterning);(7)不负责任的反对党的出现;(8)抬价政治(out-bidding)或过度承诺的政治[13]。这些制度特征使得极化多党制难以形成有效的执政力量,民主政体稳定性和有效性就会削弱,甚至更容易导致民主崩溃。

   萨托利对于极化多党制的理论分析意义重大。一是他明确把极化多党制作为政党体制的一种类型,使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二是他系统论述了极化多党制跟民主稳定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甚至还阐明了从极化多党制到民主政体失败之间的逻辑链条。这样,防止极化多党制的兴起对民主政体来说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三是借助对极化多党制的分析,他发现了民主政体运作过程中向心性(centripetal)竞争与离心性(centrifugal)竞争的差异。在极化多党制条件下,政治竞争的离心性力量会超越向心性力量,构成民主政体走向不稳定的重要机制[14]。萨托利对民主体制下政党竞争向心性特征与离心性特征的分析,开创了一个研究民主稳定性的新视角,引领了很多后来的相关研究[15]。

   当然,如果要以今天的社会科学规范来评价这部40年前出版的作品,《政党与政党体制》的主要缺憾是萨托利仅仅阐明了政党体制的不同类型及其基本特征,却没有提供一套系统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会出现不同的政党体制——特别是,同为民主政体下的竞争性政党体制为什么会出现显著的分化。与不同政党体制类型是什么(what)这个问题相比,为什么(why)不同国家会出现不同的政党体制类型这个问题,至少同样重要。或许正是因为萨托利作品的这种缺憾,后来激发了学术界与此有关的大量研究[16]。


二、保守主义民主理论的三大支柱


   《民主新论》是萨托利在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那么,在民主理论著作层出不穷的西方学界,萨托利声称要重建“主流民主理论”的这部作品究竟价值何在呢?一般认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民主理论家首推罗伯特·达尔。达尔要比萨托利作品更多、影响更大,但这不意味着萨托利作品的份量更低。实际上,尽管这两位民主理论家都是民主制度的坚定信奉者,但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达尔更关注政治平等,萨托利更关注政治自由;达尔更强调什么是值得期待的民主理想,萨托利更强调什么是可以企及的民主现实;达尔是左翼阵营的民主理论大师,萨托利则是右翼阵营的民主理论大师。特别是,晚年的达尔更关注实质性政治平等问题,在政治论述上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与道德主义色彩,而萨托利在这方面始终秉承更为冷峻和务实的现实主义态度。总体上,这两位学者面对西方世界相似的政治情境,却阐述了差异巨大的民主理论[17]。

   萨托利主张的是保守主义民主理论,这一理论有三大支柱:古典自由观、政治现实主义和精英民主论。

首先,萨托利的古典自由观涉及对自由、民主与平等三种现代性价值之间张力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民主意味着“权力属于人民”,那么这种民主的权力结构存在着两种危险:一是民主不足的危险,即“人民失去控制权,那么这种对人民的统治便会危险地同人民的统治毫不相干”;二是民主过度的危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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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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