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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刚升: 从保守主义民主理论到宪法工程学

更新时间:2018-11-26 14:35:46
作者: 包刚升  
即以多数原则表现的民主权力过大,以致民主的统治沦为压制个人与少数派的力量18[]。实际上,民主过度的危险跟“多数暴政”这一经典议题有关。那么,如何在理论上处置这一问题呢?萨托利的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有限多数原则”。这里的有限多数原则是指,即便是基于多数原则的政治权力并非是不受限制或不受制约的权力,而是必须要尊重立宪主义原则与少数派权利。理由在于,在一次投票或选举中的多数不见得是永远的多数,他们在下一次投票或选举中完全有可能成为少数。如果民主的政治游戏要想继续玩下去,就需要为那些在一次投票或选举中的少数派提供宪法和法律上的充分保护。萨托利这样说:“少数的权利是民主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信奉民主过程,我们也必须信奉受少数权利限制的多数统治。使民主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存在下去,要求我们保证全体公民(多数加上少数)拥有权利,这是民主的运行方式所必不可少的。”[19]萨托利有限多数原则的观点,在实践上也构成了对多数暴政的一种防御机制。

   民主理论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在萨托利看来,两者的立足点就不同,“自由主义首先是要设法限制国家权力,民主则是在国家权力中嵌入人民的权力”[20];两者的诉求也不一样,“自由主义要求自由,民主主义要求平等”[21];两者的政治主张由此也就不同,“前者特别关心政治约束、个人首创精神以及国家形式问题,后者则对福利、平等以及社会凝聚力特别敏感”[22]。他所担心的正是当时西方知识界“民主观的错误”[23]以及对自由与民主关系的混乱认知。萨托利主张的是一种古典自由的民主观。唯有自由主义之中的民主,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这又关系到平等问题。萨托利这样说:“自由主义本身谨慎小心地认可法律-政治平等以外的平等,因为它对任何从上面免费赐予的平等都感到可疑。”[24]如果民主政体下的大众想要谋求后一种平等,结果必然是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张和政府权力性质的改变,政府将获得一种与一个自由政府、法治政府所不相称的过度庞大与随意的权力,结果只能是“一个表面上假人民的名义行事”,貌似具有“绝对正当性”,而实际上“会使一切保障荡然无存”的非民主政体[25]。

   尽管萨托利是一位在欧洲大陆接受学术训练的政治学者,但他关于自由、民主与平等关系的观点更接近英美自由主义与立宪主义传统。萨托利熟练地引用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阿尔伯特·戴雪(Albert V. Dicey)等人的文献来佐证他自己的观点。在20世纪的思想场域中,萨托利的古典自由观跟著名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见解非常接近。训练有素的读者甚至能够在萨托利的字里行间发现哈耶克作品的影子[26]。

   其次,萨托利的民主理论涉及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萨托利认同的是政治现实主义版的民主理论。尽管萨托利笃信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重要价值,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用精致的现实主义手术刀解剖政治事实的冷峻分析师。这里的首要问题是,过度的理想主义和过度的理性主义可能会威胁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萨托利说:“威胁着民主的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劣等的理想主义’,是‘至善论’(perfectionism)。”这种至善论或乌托邦思潮,一方面,对尚不完美的民主政体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则以建立“人间天国”为政治愿景。萨托利冷静地提醒道,这种至善论或乌托邦思潮所导向的政治行动,不仅无法建立人间天国,而且还会败坏人类在政治上已经取得的进步,可能会导向政府作为政治与道德权威控制一切的全能主义统治[27]。这样的见解很容易让人想起哈耶克1944年告诫欧洲知识界时引用的箴言:“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使一个国家沦为人间地狱的“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28]。

   过度的理性主义也是值得警惕的思想倾向。萨托利认为:“经验主义者倾向于从现实开始工作,而理性主义者倾向于把现实改造成‘理性’的反映。”或者说,理性主义者的爱好是“根据理性重建现实”[29]。英美式民主与早期欧陆式民主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前者更具经验主义民主色彩,后者更具理性主义民主色彩。“……经验主义的民主制度,不是用演绎方式,而是根据一些经验建立起来的,这些经验是,行之有效的政府才是重要的,议院制(assembly systems)是功能不良的制度,比例代表制可能引起的问题更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30]相反,“理性主义总是处在变成一种想象的民主的危险之中,它有可能离开现实太远,以致无力应付现实世界产生的问题。”[31]在萨托利看来,政治现实主义的民主观首先要兼顾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形。具体地说,人性的弱点与不完善性,人与人政治分歧乃至冲突的可能性,完美社会的难以企及性,都是人类社会实际情形的一部分。这又会让人想起哈耶克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对理性建构主义(rational constructivism)的持续批判。在哈耶克看来,如果不顾及人类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和人类社会的不完善性,由政治权力单方面实施的政治社会工程最后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灾难[32]。

   如果说萨托利的古典自由观主要是受到了英美自由传统的影响,那么他的政治现实主义立场则主要是受到了欧陆思想传统的影响。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到德国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这里当然还可以加上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萨托利。现实主义政治观总是提醒读者,政治不是道德,不是伦理,不是说教,不是浪漫主义的和谐状态;相反,政治关乎的是权力,是个体的支配问题与群体的生存问题,甚至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33]。当然,政治现实主义的分析视角并不意味着放弃政治理想或政治上的价值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被视为现实主义传统中某种极端人物的卡尔·施米特更是认为,政治主要是区分敌友,所以政治始终带有某种“类似战争”(war like)的特质。尽管萨托利并不赞同施米特的观点——因为政治既可能是“战争政治”,又可能是“和平政治”,但他的政治观无疑受到了施米特的影响[34]。既然民主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民主就不只是关乎政治理想的,而是需要面对复杂乃至冷酷的现实问题。唯有借鉴政治现实主义的视角,民主理论才不会步入过度理想主义与过度理性主义的政治误区。

   最后,萨托利的民主理论还关系到平民主义民主与精英主义民主之争。尽管信奉民主原则,但萨托利对直接民主模式抱有深深的忧虑,或者说他对普通选民通过直接的多数投票能否达成优良的公共决策表示担忧。他这样自问自答:“为什么多数原则是被人缓慢而不情愿地接受的呢?答案非常简单,多数的权利并不等于多数‘正确’。”[35]萨托利认为,人民主权与多数统治的原则固然重要,但它需要跟精英阶层的领导力、政治智慧与治国技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经由民主实现善治。考虑到总有人呼吁要建立一种比现有西方民主政体更民主的民主政体,萨托利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反复讨论平民主义民主与精英主义民主、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关系,以及全民公决式民主可能的利与弊。在萨托利看来,各种不同版本的反精英论者都冒着一种巨大的风险,即普通大众是否具备治国所需要的必需知识与技能。在提到全民公决式民主时,萨托利认为:“如果这些前提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公决式民主会可悲地迅速撞在无认知能力的暗礁上沉没。选举式民主则可以缓解这一问题,因为它不需要选民有知识和有能力。”[36]

   萨托利的精英民主论受到了两种思想传统的影响。一种是某种程度上以意大利为中心的精英主义传统。作为意大利裔的学者,萨托利对意大利学者加诺塔·莫斯卡(Gaetano Mosca)、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等人的理论都非常熟悉。这些重要的思想家要么主张,只有精英才能为治国提供必要的知识与技能;要么主张,无论什么社会——民主的或威权的——都难以避免精英统治,任何社会几乎都无法走出“寡头统治铁律”[37]。当然,在萨托利的民主理论框架中,精英治理并不等于不受人民主权制约的精英统治,而是大众统治与精英治国的某种结合。另一种是由来已久的代议制民主理论或竞争式民主论。1787年的美国联邦党人认为,代议制民主或共和政体——而非直接民主——是一种更优良的政体[38]。到了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则明确提出了竞争式民主论,民主其实是政治家经由选举方式竞争政治领导权的一种制度安排。这样的话,民主选举实际上并不是主张由普通选民来决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共决策,而是由普通选民来决定哪些人可以代表他们来决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共决策。


三、制度设计与宪法工程学


   萨托利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是宪法设计与政治制度安排对民主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影响。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首版于1994年、修订再版于1997年的《比较宪法工程学》。尽管很难说这部作品具有很高的独创性,但萨托利无疑算得上是宪法工程学领域的最早开拓者与代表人物之一[39]。该书主要是对选举制度与立法—行政关系这两项重要制度的理论分析。

   萨托利认为:“选举制度的重要性长期被低估。”反过来说,如果选举制度不重要,政治家们就不会就选举制度的选择进行激烈斗争了[40]。在政治学史上,迪韦尔热是最早提出选举制度可以影响乃至决定政党体制的学者。后来,“迪韦尔热定律”(Duverger’s Law)被他自己完整表述为:“(1)比例代表制倾向于导致形成多个独立的政党……;(2)两轮绝对多数决定制倾向于导致形成多个彼此存在政治联盟关系的政党;(3)简单多数决定制倾向于导致两个政党的体制。”[41]受迪韦尔热研究的影响,很多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多数决定制有利于塑造更强的政党体制,因而能够带来更好的政治问责制与更高的政府效能。相反,纯粹的比例代表制容易导致碎片化的政党体制,因而不利于塑造政府效能和民主政体的稳定性。然而,美国政治学者阿伦·利普哈特主张比例代表制要优于多数决定制。特别是,对于族群—宗教分化程度高的社会来说,比例代表制的优势就更为显著。他还为此提供了基于跨国数据的定量研究证据[42]。

   那么,萨托利如何分析不同选举制度的优劣呢?萨托利并不否认比例代表制可能具有很多优点,但他同时认为:“比例性制度并非内在地优于多数决定制。”利普哈特1977年的一项早期研究认为,协和型民主模式(即后来的共识民主模式,比例代表制是其主要制度特征之一)更适合一个族群、宗教与语言呈现高度分化的社会[43]。但后来,利普哈特未经严谨分析就把这种制度安排推而广之,认为比例代表制可以不加区分地适合绝大多数民主国家。萨托利认为,利普哈特最初的论点是对的,但后来的主张就是错的。与利普哈特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比例代表制与大联合政府更容易引发政治僵局,从而使民主政治难以有效运转[44]。

那么,究竟何种选举制度最佳呢?萨托利对这一问题似乎态度暧昧。他指出,每种选举制度都有其优势与弱点,具体制度细节设计的差异和政治社会情境条件的差异也会导致同一选举制度政治效应的不同。在萨托利看来,多数决定制如果能够塑造两党制和一党责任政府,那它就是最好的,但问题是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发生;复合型的比例代表制往往能够实现代表性与治理能力的平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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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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