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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原:中国近代史上激进与保守的和同

——以全盘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文化派为例

更新时间:2018-11-25 23:03:36
作者: 张太原  

   内容提要:激进与保守一向被视为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一种范式,在此视角之下,纷繁复杂的思想往往被“一分为二”。全盘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文化派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两种代表。但是,深入到二者论争发生的思想语境里,探究各自的言说本意及言外之意,则可发现本来认为对立的两派竟有难得的相“和”之境,趋“同”之实,并且彼此也认同各自的弦外之音。可以说,曾被过分渲染的所谓论争,只是发生在名词层面,实际上的思想则是难得的一致。个中意味更加凸显了近代思想演进的主流:只有“激进”,而没有“保守”。“保守”只是一种变相的“激进”。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近代历史为何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巨变。

   关 键 词:激进  保守  全盘西化  中国本位

  

   对于近现代思想史,以往的研究大都以对立、斗争的眼光审视各种思潮流派,由此不仅容易夸大不同思潮的差异,而且容易忽略各种思潮之中普遍的意识和认知。激进与保守是长期以来研究思想史被普遍采用的一种范例。既然能成为范例或模式,当然有其方法论的意义,但这一模式不能概括所有的思想流派,也很难解释具体的思想。如果屏蔽这一视角,就会发现近代中国的思想在众说纷纭中也有共通的东西,即普遍的为各方所接受的甚至已化为无意识的知识和信仰。从对立中如何发现“同一”,本是问题的另一面,如果回归本相,揭开障蔽,似乎可以由故辙开出新途。

   无论当时的批评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大都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派看作保守的代表,“十教授口口声声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他们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还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1];“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2];“尽管十教授的《宣言》因得到官方的支持而轰动一时,但由于它的保守主义的文化取向”,“使它失去人心”。[3]与之相对,人们通常把西化派或全盘西化派看作激进的代表,有“激进西化论”的说法。[4]其实,激进与保守并不能完全概括二者内部的思想,尤其不能表现中国本位文化派的思想;二者除了形式上的对立之外①,在同一舆论空间中也存在着有意无意流露出的共识。

  

一、不同之“和”


   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成功,欧美的变动,国难的激荡,使中国的思想界特别复杂,其中,“计划”“独裁”和“统制”成为几个重要的关键词和流行语。究其原因,主要是苏俄的影响,“苏俄实行五年计划而后,统制之潮,弥漫全球,国内之务新者,亦欲及时而动,以尝统制之滋味。”[5]有人就提出:“举凡政治、经济、教育、法律、文化等方面都应加以统制,隶属于一个总的机关之下,这样,新的文化必能一天天地确立而完成,复兴民族也可指日而待了。”[6]尤其是“谋文化之复兴,必须实施文化之统制。盖复兴中国之急务,在于统一,而统一之根本在于思想”。[7]当时的国民党因势利导,不但鼓动舆论机关大肆宣传各种“统制”,而且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34年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以陈立夫为理事长,发行《文化建设》月刊,“引组织三民主义之文化战线为己任”;旨在“确认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建设运动之最高原则”。[8]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就是在陈立夫的直接策划下发表的。[9]《宣言》“是其时国民党在‘复兴民族文化’的幌子下,推行思想文化统制政策的产物”[10];“尽管运动发起人力图以一种超然的学人姿态来提倡建设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但其运动背后”存在着“派系运作及其党治文化统制的企图”[11];国民党“希望以此统一整个思想文化界。十教授的《文化宣言》反映的就是国民党的这种加强思想统治的要求。”[12]其实,当时有人更明确地指出过,“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13]国民党不但从正面大树特树“三民主义”,而且还采取各种措施禁止其他主义或思想。有当事人回忆:

   1935年春,陈立夫、潘公展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下面,设立了一个“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名为中央机关,而会址却设在上海。因为上海是图书杂志出版的中心地,设到上海,便于执行这种反动业务。由潘公展、方治、丁默邨等为审查委员会的委员,潘公展任主任委员。一位姓项的秘书驻在会内,秉承潘公展办理业务。下面设文艺组、社会科学组两组,各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审查员10余人。凡是上海各书局、各出版社出版的书刊,有关文艺的和社会科学的,都要事先把原稿或印好的大样送会审查,经批准发给审查许可证,依照审查意见删改,才可付印出版。出版后还要把印好的书刊送会核对。……依照审查条例,出版的有关文艺或社会科学的书刊,都要经过审查,印有审查许可证字号,才能发行。没有经过审查的文艺或社会科学的图书杂志,一律不准发行,如果私自发行,要受到相当的处罚,执行得非常严厉。审查文字内容,是很严格的。“稍有不妥,就要删改。宁可多删多改,不可放松过去。”这是潘公展讲的。所以审查人都吹毛求疵,多方挑剔。不但对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立论稍有公正语气的地方要删去,即使一般性有关马列主义的理论也要删去。[14]

   不过,国民党当政后,尽管试图控制一切,但实际上远没有达到它想要达到的地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它最反对的马克思主义,反而“日益成为巨大的潮流”[15],追逐社会主义竟成为思想界的一种风气②、知识界的一种思潮。③其他主义或思想更难说“统制”了。国民党虽然利用国家的名义,颁布了严格的制度、法律和规范,但是并没有具强烈信仰的忠实执行人员。因此,所谓“统一”“统制”大都停留在纸面上,而“独裁”和“专制”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对者给它塑造的形象。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国民党的策略因素。对于没有“武器批判”的思想,国民党常常采取容忍的态度,甚至故意使之装点门面。比如,这次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是国民党暗中发动的,又是以一种自由讨论的面目出现的,并未禁止来自体制外的各种批评,相反却表现出优容的雅量。“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总会和各省市分会,都先后举行研究式的座谈会,很虚心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且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尽量转载赞成和反对的各方文字,他们不加以主观的排拒与迎合,这可使一部份怀疑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是本党的外围组织,用来做统制中国文化界的思想的不安观念扫净了。”[16]

   虽然这给人以“此地无银”之感,但也不完全是虚言。就拿其组织的文化座谈会来说,按一般之常情,本是应该唱赞歌的,实际上却各言其是:

   刘湛恩先生一面看到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一面却也提出“基督教本位”的意见;欧元怀先生提出的是“科学化、标准化、普通化”的“三化原则”;俞寰澄先生主张以农村为本位;黎照寰先生也申说“科学化”的重要;叶青先生则主现代化;黄任之先生很看重中国旧有文化因素的分析与选择;李浩然先生注意的是城乡的平衡发展;陶百川、何西亚、谢俞三先生都主张以三民主义为最高的原则;邰爽秋先生又以为应特别注重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吴子敬先生特别提出纪律化与脚踏实地的两点……这第一次座谈会的结果,似乎教我们对于“本位”二字的意义,越看越糊涂起来。许多发言人中间,有的就压根儿没有顾到它;有的把它和原则,标准等事物混为一谈;有的似乎于中国的大本位之外,又提出了一些小本位来;有的并且发为和“本位”观念根本上相冲突的议论。[17]

   再如,《文化建设》月刊关于中国本位文化讨论的文章自然以赞成与附和为主,此外,也确实刊登或转载了许多批评甚至尖锐批评的文章,象陈序经、胡适等“激进的西化论”甚至提倡社会主义的,都未曾“排拒”。有人还谈到自己的亲身感受,“出版界教育界名士何炳松陶希圣等最近发表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的编者,要我对这个宣言作一个批评发表在《文化建设》上。他给我的信说:‘请勿徇情,赞成与反对,敝刊俱所欢迎’”。果然,他也不客气,写了批评文章,《文化建设》仍照样刊登。[18]就这一点来说,国民党的意旨似乎重在引领问题,重在引起知识界的关注,而不在硬性的统制。

   从整个文化领域来看,国民党似乎也并未强力推行三民主义文化,乃是靠提出时代和众人所关注之问题,以转移视听,令人不知不觉中入其圈套。果真如此,自然高明。但这需要一个长期稳定执政的环境,而国民党却始终面临着执政危机。更严重的问题是,它的内部也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所以,自以为的一些高明之举就很难达其目的。比如,当时思想界似乎是各种思想都有表现的舞台:“这里,有孔孟偶像的复活;这里,有释迦香烟的缭绕;这里,有德谟克拉西思想的憧憬;这里,有法西斯蒂理论的酝酿;这里,更有布尔希维克学说的流行。”[19]“复古呢?英美化或苏俄化?中体西用化呢?”“中国的思想界,早成为这三种主张的血战场”。[20]“分析今日中国智识界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大约可以分为四种倾向或派别:(一)复古派;(二)折衷调和派;(三)辩证的唯物论倾向的社会主义派;(四)全盘西化派”。[21]“任何一种都还没有定形化。而且任何一种都在奋斗,以图取得生长繁荣的机会,因此,在文化界呈出了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的样子”[22];“一般社会中坚人物,犹复各是其是,各非其非”。[23]

   十教授宣言的本意是要“确立一个比较可以维系人心的公共信仰!”[24]但是,结果却又变成了不同中国本位的“竞走”赛场。每个人每个派别都试图做出自己对本位文化的解释,人们谈论中国本位,各取所需,自说自话。“学者们现在正在提倡‘中国本位文化’,但是提倡‘中国本位文化’而使人摸不着‘中国本位文化’的头脑也是事实。”[25]“大家发表一个意见,大家都说自己所发表的才是本位的意见,本位的意见是如此之多,这不是一件太滑稽的事情吗?”[26]“‘中国本位’四字即一十宣言之莫大贡献,而十教授在一十宣言中所欲贡献于国人者恐亦惟有此点。”[27]只贡献一个“名词”,这不能不说是对“一十宣言”的莫大讽刺。那么,“在此种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之观念下,而欲产生统一之中国文化体系,实等缘木而求鱼!”[28]所以,中国文化领域仍是一片乱象,一般人仍感到无所适从,“无论新的旧的,都在失去魂魄,盲目扮演,背道而驰,相互冲突”[29];“无一适当的可循之道,徘徊彷徨,成为中国文化当前最苦闷的问题。”[30]

   这种状况说明,自五四以来,思想界已形成了一种怀疑、批判的习惯,对于“立”和“建设”还不具备认同的心理。细察当时人们的态度,责言远远多于赞语,整个社会似仍笼罩在不满的情绪之中。“破”起来,大刀阔斧;“立”起来,举步维艰。更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当政者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而当政者的举措则很难深入人心。从一个广阔的视野看,各种观念和学说能够一起“奋斗”、竞争,本身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在此之上存在着一个可以容纳的公共空间和一个共存的环境。由此可以说,全盘西化派和中国本位文化派在其对立之外,又具一种不同之“和”,即“和”于一定的时空之中:是那个特定的舆论场的两种互相突出对方的声音,是那个背后多种力量在较量的思想场域的两种彼此照亮对方的存在;也可以说,它们是一个舞台上众多演员中的两个比较特别的角色,其中一个是有意要扮演的主角,而为了突显自己,则自然乐意容纳一个鲜明的反面角色。但是,二者的关系还不只如此。

  

二、异中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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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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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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