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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刚升 周濂 施展 刘苏里:多元主义的陷阱

——当代政治的挑战与危机

更新时间:2018-11-25 22:18:33
作者: 包刚升   周濂 (进入专栏)   施展   刘苏里 (进入专栏)  
当我们说美国曾经是一个文化大熔炉时,它背后预设了文化多元的事实,同化策略是希望将这种多样性尽可能地同质化,而文化多元主义则是在自由和宽容的基础上,维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局面。用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观点,就是要维持在“合乎情理的多元主义”(reasonable pluralism)的范围内,而不是堕入到“怎么都行”的文化虚无主义或者相对主义。今天很多右翼人士对当前欧美政治不满意,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有可能甚至已经堕入了文化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这是他们所非常不满的一点。我相信刚升兄包括在座的施展兄、苏里老师都持类似的观点。

  

   这样就带出了刚升在书中提到的第三个策略,向基督教保守主义政策的转型,按照刚升兄的观点,这是西方国家对自身观念、制度与文化的主动捍卫。我们仔细体会这个措辞,会发现在这个措辞背后有很强的倾向性。我相信这也是在座另外两位老师心仪的策略。

  

   说到这里我想多说一句,列奥·施特劳斯说终其一生他最关注的是“犹太人问题”。犹太人问题归根结底也是同化问题。哪怕在自由民主制的社会中,犹太人能够得到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但是在私人生活中依然会遭到来自其他族群和宗教的歧视。怎么办?施特劳斯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一种是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施特劳斯不接受这个方案,因为犹太人问题的实质是神启,而不是文化。第二个方案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但我们都知道,在中东复杂的宗教、政治环境下,以色列的生存非常之艰难,所以这条思路也不太可行。第三个方案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这也是施特劳斯最青睐的方案。施特劳斯说:“唯一可靠、也是唯一畅通无阻的解决办法是,抛弃或超越文化复国主义,明确采用宗教复国主义。这就意味着回归犹太信仰,回归我们祖先的信仰。”

  

   我一直认为,右派和左派各自看到了自己的“犹太人问题”。比方说,LGBT运动在争取法律层面的平等对待的同时,同样也是在争取私人生活和社会层面的平等对待。但是左派和右派给出的解决方案完全不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以犹太信仰为主体的宗教社会,而“另类右翼”和“白人民族主义”则是要成立一个以白人为单一种族的社会。这些都是彻底保守的策略。而LGBT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应该沿着文化多元主义的方向继续往前走,承认族群、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和差异化,把步子迈得再大一些,让社会真正成为彻底多元的社会。

  

   昨天我跟一位朋友说,我今天来参加这个对话,其实非常的尴尬,因为我个人立场是偏中左的,而其他三位老师是中右以及更右。在他们的眼里,我的观点显然太左,但是在另一些朋友眼里,我的观点又太右,所以我现在是左右不讨好,里外不是人。

  

   回到刚升提出的三种策略,我同意同化策略非常困难。那么基督教保守主义是否可取呢?我觉得这个策略不仅在现实上不可行,而且在规范意义上来说也是错误的。我的判断是,依然要回到文化多元主义做文章。当然我绝对不接受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我在前两天的一个会上,说过四句话,第一句是“共识比真理更重要”,在政治生活中追求真理,并且笃信自己真理在握,就必然会对自由构成伤害;第二句是“理解比共识更重要”,我一直认为我们对于“共识”有太深的执念,多数时候,我们通过反复的对话甚至斗争也仍旧无法达成共识,但我们可以达成相互的理解,理解我和你的差异到底在哪里,理解我的立场、你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理解了但不接受”要比“不求理解只问共识”更优,在这个意义上,我说“理解比共识更重要”。第三句是“自由比理解更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不但无法达成共识,甚至也无法相互理解,但只要我们之间的分歧是合乎情理的(所谓reasonable disagreement),那我依然会支持你追求美好人生观的自由,这也正是合情理的多元主义(reasonable pluralism)的真谛所在。第四句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因为不加限制地主张我的自由,可能会对别人的自由造成不宽容和伤害,自由同样是有边界的,所谓容忍,针对的不是你赞成的观点,而恰恰就是你不赞成的观点。当然,我并不是主张“怎么都行”的价值相对主义,所以我还要追加第五句话:“容忍也是有边界的”,对于那些通过伤害他人基本权利追求一己目的的人和事,坚决不能容忍。

  

   刚升兄认为西方短期内最有可能的做法恐怕还是向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转向。这可能是一个事实描述,具体说是对短期正在发生的时事的一个事实描述。但是我觉得作为政治科学家,不应该只盯着短期内正在发生的时事,我们需要退后一步,与之保持时间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要一个规范性的思考——这种趋势是应该的吗?这种趋势符合西方文明的传统吗?它是我们期盼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吗?以及,从政治科学角度出发,这样的趋势真的是可行的吗?

  

   施展:刚才周濂兄提到了几个方面,一是刚升兄做的描述:未来基督教保守主义回归很可能是相当一段时间之内的趋势。周濂兄说这是一个实然判断,并且是短期、短时段的实然判断。但我不太清楚你说的这个短期是多短,是这四年还是有可能是四十年,从人类历史上来说,四十年也是短期,但就一个政治科学家来说,四十年已经是一个中长期。对于中期跟短期,你对它的研究,判断标准不一样。这是我对于你说的打架,出的第一招。他说的应然的事。我不知道你说的同化主体是谁,是否有些人注定只能是客体?如果注定只能是客体的话,实际上相当程度上跟你中左的立场是相矛盾的。

  

   周濂:我想回应一下施展兄,“短期”二字不是我说的,而是包刚升兄白纸黑字写的,所以你问短期到底有多短,这需要刚升来回答。

  

   说到同化的主体和客体,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张三归化到这个国家,他当然就是作为被同化的客体,这一点应该毫无疑义。但是我要说明的是,我跟施展两年之前的那场争论,焦点不在于同化的客体是谁,而是同化的主体到底是谁?

  

   我的判断是,同化的主体不是所谓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而就是自由主义。进一步的,我认为从美国建国开始,这个同化的主体就是自由主义而不是基督教保守主义。为了佐证我的观点,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刚升的偶像亨廷顿提出来的,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这篇文章中,亨廷顿明确指出,美国立国的时候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所以在美国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保守的就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这种自由主义传统绝对不是刚升兄所说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而是一种支持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宗教多元性的自由民主政体。所以今天美国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者其实不是美国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而是18世纪欧洲的保守主义者。

  

   这需要简单说一下美国的建国历史。在美国建国之初,所谓的保守主义保守的是自由传统,所以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跟欧洲的保守主义者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右翼学者拉塞尔·柯克为代表的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是想把他们的传统上升到欧洲的保守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接续的不是美国的建国传统,而是欧洲保守主义的传统。拉塞尔·柯克有一本书刚被译成中文,书名叫做《美国秩序的根基》,很多中国的右翼知识分子如获至宝,但你们搞错了人家的家谱,拉塞尔·柯克可不是典型的美国保守主义者,而是17世纪欧洲式的保守主义者。

  

   我建议刚升兄仔细读一下亨廷顿那篇文章,亨廷顿在文中可是明确点了拉塞尔·柯克的名字,不认同他的基本取向。因为亨廷顿才是美国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要保守的是自由主义传统,而拉塞尔·柯克是欧洲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是一个基督教的保守主义者。我相信我已经把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了。

  

被质疑的保守主义传统:民主制度有敌人吗?

  

   包刚升:我听周濂兄那么精彩的发言,就不忍心打断他。但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喜欢看上面的人打架,因为这样才比较好玩。我首先要纠正周濂兄的一个说法,亨廷顿从中年到晚年经历了很大变化。周濂兄提到的那篇文章是亨廷顿比较早期的作品,亨廷顿甚至到1981年还认为,美国政治的根本就是它的宪法。凡是认同这部美国宪法的,就是美国人、就是美国精神、就是美国文化。但是,他晚年时已经彻底改变了立场。这个立场的改变,可以说是从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开始的,到了2004年,他更是发表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晚年亨廷顿发现,光靠美国宪法、光靠抽象的自由价值观、立宪主义理念来维系一个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不够的。

  

   我的学术训练路径跟周濂兄很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言说路径也很不一样。我首先要从一个基本问题切入。这里讨论的其实是西方社会遇到的问题。我在《民主的逻辑》中认为,今天主要有三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是大政府的问题,另一个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贫富分化这个紧张的三角关系,今天大量的政治争论都来自于这个三角关系。但需要提醒的是,这两个问题对西方文明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从19世纪到20世纪、再到政治变迁当中,西方社会已经经历过这些问题。但今天西方面临的一个问题基本上是全新的问题,这也将会是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就是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在西方社会内部的崛起。

  

   这个问题为什么特别棘手呢?主要的逻辑在于,民主体制的维系,不仅需要依靠一套民主的制度,而且还有赖于一整套价值观念。我们知道,民主都有定期投票。既然民主要靠大家投票,这就意味着,组成共同体的成员怎么思考、怎么行动,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比如,今天我们现场这个会议,是一个公司或大型组织,然后我们需要就一个重要问题做一个决定,如果这种决策方式是民主的,也就是一人一票的方式,最后,你就会发现,实际上是参会成员的水准就决定了这个决策的水准。如果大家的认知更正确,那么这个决策正确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如果大家的认知普遍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决策的错误性就比较高。

  

   那么,对西方国家来说,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带来的是什么呢?问题的实质是,原先西方信奉主流价值观念的群体逐渐地在发生置换,也就是人口在发生置换。拿美国来说,美国人的祖先从英国式的政治传统中汲取营养,后来美国的政治理念和自由价值观正是从英国传统中慢慢生长出来。而这种类似的政治传统是西方国家的政治主流。甚至连亨廷顿在80年代的时候也认为,这个政治传统就是美国社会的主流。

  

   但问题是,现在最新数据现实,美国5岁以下的人口中,白人比重已经不占绝对多数了,比例低于50%。这意味着美国的人口正在发生快速的置换。到2050年,拉丁美洲裔或母语为西班牙语的移民将会达到美国总人口的29%,这就是说美国的人口还在发生快速的置换。

  

欧洲的人口置换主要发生在穆斯林移民和原先的欧洲人之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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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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