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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守望民主

更新时间:2018-11-25 22:07:21
作者: 佟德志 (进入专栏)  

  

   政治学人:佟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访谈!我们了解到您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便在国内权威期刊《政治学研究》上就电子政务相关研究发表了高水平论文,而后在博士及从教阶段又逐渐转向西方政治思想和民主理论等相关课题的研究,可否简单谈谈是何机缘导致您做出跨度略大的研究选择?同时,就不同研究方向的“兼顾”而言,上述相关研究经历带给您的最大感触和体会是什么?

  

   佟德志:首先谢谢政治学人的采访。你做了不少的功课。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在《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电子政府的信息过程及分析》一文。这是我较早的一篇文章,想想当时的情景,再想到现在,对于这些年中国学术界的沧桑变化,确实有很多感慨。记得那个时候,拿到《政治学研究》杂志编辑的编校稿,编辑还附了一封信,让我认真校对。对方没有在乎我只是一个硕士生,我们之间也不认识。一种很纯真的学术研究,在很纯粹的学术探讨里存在、发生,这可能很朴素,但却很真诚。可惜,今天,我们离开它有些距离了。

  

   说起跨学科研究,其实当时没有什么意识,只是凭兴趣。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对计算机感兴趣,计算机课的成绩是我大学所有成绩当中在全班最高的(可能只有这一门是全班最高的)。读硕士的时候,做相关的学术研究,环境也很宽松,没有人必须要你做什么。当初徐大同先生带着我们去吉林大学访学的时候,我还拿着这篇论文向周光辉老师、张锐昕老师等前辈请教。当时电子政务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而且很热门。我的一位师兄还劝我继续做下去,要写中国第一本电子政务的书。那个时候,确实没有以电子政务为名称的专著或教材。当时对电子政务的研究不过是一种兴趣,一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对信息通讯技术的兴趣。后来在《中国行政管理》等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还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电子政务原理》的教材。

  

   可能这里的顺序有点儿颠倒。不是我先做电子政务的研究再转向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民主理论研究,而是我一直在做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我在本科的时候就喜欢西方政治思想史,丛日云教授讲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我听了两遍,深深地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所吸引。读硕士以后,就一直在天津师范大学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等课程。我硕士学位论文是在吴春华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主题是美国改革时代的民主思想。博士论文是在徐大同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主题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民主与法治的基本理论。之后,我又在王浦劬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主题也是西方民主。后来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在民主与法治之间》和《现代西方民主的困境与趋势》,这原本是我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徐大同先生“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的指导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王浦劬先生对我做学问的鼓励则让我受益终生。

  

   我也做了一些西方政治思想之外的研究,如中国民主。我和高建教授一起主编了中国民主丛书,包括《中国式民主》《基层民主》《法治民主》《党内民主》《协商民主》五卷,这是一次尝试,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完成的,效果还算不错。此外,我主持完成了“恩格斯合力论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主要研究中国民主,之后很多中国民主研究的成果都是围绕着这一课题展开的。2016年,我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四个全面的国家治理战略”,对治理进行研究。2018年,我也获批了“四个一批”重大项目,对基层协商民主进行研究。同时,我还做了一些民族、话语体系的研究等,加上我之前做的电子政务的研究,这些研究看起来似乎头绪比较多,但都是围绕民主展开。在研究国家治理时,我主要侧重民主治理;在研究民族时,主要侧重民族与民主的关系;在研究话语体系时,我也是侧重民主话语体系的研究。即便是电子政务,我的兴趣点也是跟民主相关的内容,如信息通讯技术对民主的作用与影响。如果说有一点体会的话,我更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于我而言,就是围绕着民主的问题展开研究。当然,我并不主张学术研究必须规划得非常严谨,一定要在某一领域做得很深。扎根学术研究一定要有兴趣,如果有广泛的兴趣,涉足的领域较多,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用多种方法来进行研究,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政治学人:今年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天津师范大学作为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重镇,前不久也举办了政治思想史研究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您作为天津师大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可否谈谈自改革开放以来贵校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或者说形成了哪些研究传统?同时,就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未来发展而言,又有哪些问题和方向值得我们努力开拓和耕耘?

  

   佟德志:前段时间,我们主办了政治思想研究40年的会议,徐大同先生出席会议并致辞,多年来一直研究中西政治思想的学界前辈和青年才俊也都到场并发言。讲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91岁高龄的徐大同先生还为大家现场唱了一段京剧。作为一名政治思想研究的从业者,我有很多感慨:政治思想的研究入门门槛高,确实发展很艰难。博士入学难,入学后学习难,毕业难,毕业后找工作难,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写文章难,申请项目难,评职称难……所以,如果你身边有学政治思想史的,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在这么多年,政治思想学人互相勉励,互相帮助,这个学科有了很好的发展。

  

   天津师范大学一直以政治思想研究为自己的特色,尤其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其实,政治学学科40年来的发展,大家也做了不少很好的反思。除了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样“巨无霸”式全面发展的高校外,很多学校的学科发展都突出了自我特色。比如,徐勇教授在华中师大创立的农村问题研究、周平教授在云南大学奠定的民族政治学研究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也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公认,这些学校的政治学学科发展也很好,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978年,徐大同先生踏着改革开放的节奏从北京大学来到天津师范大学,以政治思想为基础,创立了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学科。到目前为止,学科从事政治思想研究的教师就有十多位。在传统学院的基础上,我们还成立了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等科研平台,创办了《政治思想史》杂志,并进入C刊的扩展版,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园地。在科研方面,值得一提的就是徐大同先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五卷本)和高建先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多卷本在研),它们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两大系统工程。另外,这些年来,我们在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普遍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意识形态以及、自由、平等、民主等专题上也做了一些贡献。如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这样的杂志上,我们也发表了大量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关的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就有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更是多达十几项,其他项目也有几十项。

  

   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在徐大同先生的带领下,天津师大在政治思想人才培养、师资力量培训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徐大同先生在早年教育部委托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师资培训班上,培养了一批新中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高校教师。在硕士、博士培养方面,天津师大培养出了像高建、吴春华、王乐理、杨龙、常士訚、丛日云、马德普、张桂林这样一批后来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做出重要贡献的的学科领军人物。想起当年读书的时候,我和刘训练、庞金友都是前后届的同学,他们现在都已经成为政治思想研究领域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很多学者见到徐大同先生,都饱含深情地表示,是读着徐先生政治思想史的书进入政治学这个领域的。

  

   我们目前也在进一步扩展天津师大的政治思想研究。一个是进一步扩展政治思想的研究,将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政治态度等的研究发展起来。大家都知道,如果把政治制度算作硬件的话,那么这些内容更像是政治系统的软件。比如,我们正在试图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来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另一个就是向中国政治思想扩展。实际上,目前我们学院已经有五位教师致力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实际上,徐大同先生与谢庆奎、陈哲夫、朱一涛几位先生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比最早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还要早几年。近年来,我们也有一些中国政治思想、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专著问世。

  

   就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一个学校、一个学科当然重要,但是只有整体学科发展进步了,这个学科才是最重要的。这实际上需要我们在基本概念、核心命题、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等多个方面做出努力。比如,政治思想史上有很多概念,这个概念是有特定内涵的,这是政治思想史比较严谨的地方。尽管学术界对这些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并不一致,但这些概念的基本要素是确定的,不是可以随意解释的。这个需要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实际上,学界也做过一些研究。比如,早年徐大同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政治思想史部分)《政治思想辞典》等等,张凤阳教授的《政治哲学关键词》等相关研究。到现在,我们仍然有很多基础的工作需要完成,周平教授将概念的供给视为中国政治学构建的关键。举个例子,“主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大家都知道是博丹提出来的,但是博丹的主权论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译本。此外就是核心命题,在概念的基础上,要形成命题,这是常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很多命题。比如,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是生而自由的等等。这些命题的梳理也是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关于西方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就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

  

   另外,我想专门提一句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规范性建设问题。毋庸讳言,西方政治思想的很多研究,缺乏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这与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自身特点有关,但并不能因此不重视研究的规范性。比如,在研究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和总结,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做无用的重复劳动。在科研论文当中,应该有文献综述的环节,并且尽可能穷尽以往研究的成果,并且指明自己研究的创新之处。在对政治思想进行解读时,尽量使用原著以求准确,而不是只阅读一些二手文献就得出结论。同时,还要尽量掌握更多的文献,以便能综合地做出研究。在这方面,很多政治科学的研究文章的学术规范是值得政治思想借鉴的。

  

   形成健康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政治思想学科建设特别需要的。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交流越来越多,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但是,这一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比如健康的学术批评。政治思想研究当中有很多敏感的话题,这就需要营造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形成健康的学术争鸣,而不是打棍子、扣帽子,甚至是人身攻击。此外,还要加强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中的团队合作。目前学术研究越发专业化、精细化,研究的层次不断深化、范围不断拓展,而且很多时候涉及跨学科研究,这种学术研究背景决定了仅靠一己之力难以大有作为,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团队合作。通过原创研究、方法创新、学术争鸣、团队合作,增强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学科基础,从而形成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增强研究者对本学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政治学人:您常谈及硕博阶段受业徐大同先生的求学经历对您从事学术研究时树立“为中国研究西方”的原则影响颇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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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平台:政治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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